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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思考

2017-8-13 23:4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7976| 评论: 2|原作者: 赵修义|来自: 砥柱中流

摘要: 关在列宁逝世之后,苏联的演进却一味地往“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方向倾斜。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人才队伍建立起来了之后,在不经意中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封闭的特权制度,也就是所谓的“花名册”制度,逐步构建起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参与和监督成了一句空话。尽管在一段时间里间实现了“强兵富国”的目标,工人阶级的政权却丢失了。而且工农群众都漠然置之,不少原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 ...

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论述,也为毛泽东所重视。他在建国前夕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开宗明义就写道:“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是时间和条件。”“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4]P1468可惜在一段时期里,人们对于经过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达到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的理解,往往仅仅着重于需要保留体现国家权力,这个“带有物质负载物的”国家机器,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对于国家的社会治理功能,对于如何“防范官员和代表”,“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对于“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需要“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这一点缺乏应有的自觉。这更显出重新学习恩格斯的《导言》是十分必要的。

 

    恩格斯所提出的这项任务,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问题之所以困难,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达到消灭阶级和和消灭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要经历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了,国家权力,专政机器等更都是长期存在的。如何去除其“最坏的方面”,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和维护公共利益的机关。这种机关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否则就无法履行职责,关键就在于如何使的这些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机关如何真正能够做到“站在社会之中”,而不是“站在社会之上”。但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况且,这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工人阶级的政权诞生之前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政治现象。所以只有留待无产阶级的实践来解决。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对巴黎公社的两项举措如此重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是第一次,也是他所看到的唯一的一次实践。但是这又是一次非常短暂的,仅仅在一个城市中进行的实践。所以马克思在例举了公社的众多措施之后强调指出“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1]PP64这个趋势集中到一点就是“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1]P57-58如何使得各项具体措施体现出这样一个趋势,这就是后人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

    这里有必要从列宁所作的思考和实践中汲取智慧。列宁对恩格斯的《导言》是极其重视的,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5]P177。对于其中所论述的社会公仆问题也非常赞同。

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写道:“工人在夺取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是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5]P210

这段话的基本精神与恩格斯的论断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如果细加品味,也显示出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是列宁比较偏好与用“官僚”这样一个概念来描述恩格斯所说的作为“社会主人”的统治机器的“官员”或“官吏”。这一点在后来的著述中也可以看到这与沙皇俄国的国情有关。

第二,列宁对恩格斯的那段著名的论述的解读,特别强调了巴黎公社的举措中所体现的民主精神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他在引述了恩格斯的那段论述之后写道:“恩格斯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个有趣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求社会主义”[5]P180这也就是说,近代的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这种民主制度下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在“社会之上的”“社会的主人”,因此其民主也是不彻底的。巴黎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则是“彻底的民主”,而这种“彻底的民主”就“要求社会主义”。同时也意味着只有借助于彻底的民主才能保证其社会管理的机构能够成为“社会的公仆”,才能保证新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与此相联的就是提出了将来需要采取的第三条可能的措施,即要求使得所有的工人和职员都有机会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即“使所有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这一设想同《国家与革命》中对于国家消亡的条件尤其是其经济基础的思考是联系在一起的。身处于经济文化都不发达的俄国,列宁深知要实现社会主义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尤其关注要真正实现社会管理机关成为社会公仆所需要的条件。

他的关注的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依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析,即使在阶级消灭之后,还有一个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实行“按劳分配”,而“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包含着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必定存在,所以“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第二,如何实行按劳分配,列宁的设想是把整个社会建成一个大的辛迪加,把全体公民变成国家“所雇用的职员与工人”。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在这样一个辛迪加中,一方面还需要纪律和服从;另一方面则需要“监督和计算”。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管理,就比较简单,就像一个大企业的管理处一样。而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已经为此奠定了基础。总之,“把国家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手段”,就“可以使大多数居民,而后再使全体居民,都能够胜任”。[5]P180同时“必须使得国家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的但是‘荣耀'的职位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经常看到的那样。”[5]P180-181)。

列宁的这些设想并不是要为未来社会做出什麽乌托邦式的设计,而是着眼于思考在即将来临的革命胜利之后如何管理国家和社会。在这些思考中,我们可以发现,列宁对于防止国家机关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的难度的估计比恩格斯更为充分。因为不仅需要保留国家机器来镇压旧社会留下来的剥削阶级的反抗,着手消灭阶级,还需要国家机器来保卫为“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这就意味着使用国家权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是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必要性”还没有消失。[5]P185同时,由于人们还没有习惯于自觉地遵守公共生活的规则,所以还需要一个独立的社会管理机构来维护必要的纪律,进行监督。这些条件的客观存在,都使得通过国家职能的转变来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任务成为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

十月革命之后,一度因严酷的环境和内战,列宁无暇顾及这一问题。在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之后,列宁从对政权建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着眼又开始重新思考这一问题。但是关注的焦点转向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政策。从这些实际政策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已经有了许多变化。

首先,已经意识到建立一支受过专门训练的稳定的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专门队伍的重要性。内战的后期,1920年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针对国家和社会管理上的突出问题,列宁指出现在迫切需要“具有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人才”。迫于形势现在需要利用旧机构中的专门人才。同时他也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依靠集体管理的观念。指出“在关于集体管理的议论中,往往充斥着最无知的情绪,即反对专家的情绪”。[6]P124后来,列宁也察觉到利用旧政府的人员所带来的弊病,但是对于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需要专门的人才,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在谈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时候他认为,这个机构“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种机关的领导人不能不是在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多种科学素养的人。”(《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53页)他在病中写成的最后两篇文章中,针对工农检查院的具体问题,提出建议。认为检查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是高度熟练,经过特别审查非常可靠的人,同时给他们很高的薪金使他们完全摆脱目前工农检查院官员的真正不幸处境。”[6]P781还要求对于进入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要进行考试。包括“关于我们国家机关的知识的考试”;“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等等。此外还建议要编写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教科书,用以从工人和职员中培养新的国家管理人才。其中还提出,在这一方面要向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可以派遣人员到哪里去收集有关的资料。从这些具体的建议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对于多数居民参与管理的难度有了深刻的体会。越来越趋向于国家机关的管理需要专门的人才。“使所有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的设想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实现的。这就意味着在俄国这样的条件下是无法立即照搬巴黎公社的两项具体措施的。既然需要稳定的专家队伍来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就不能随时撤换,同时在经济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需要给他们较高的薪金,否则就会使他们处于不良的境地,也无法稳定这样的一支队伍。但是列宁并没有忽视“防范”自己官员成为“社会主人”这一关系到如何工人政府的性质能否得到保障的根本问题。所以他对于国家机关的建设予以极大的关注。

    列宁觉察到“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粉饰了一下,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6]P779其状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是非常可悲”。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官僚主义,不仅仅是官僚主义作风而且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变得与旧俄那些作为“社会的主人”的官员一样的“官僚主义者”。“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6]P791也就是说,不仅被留用的旧人员而且一些共产党员也成了官僚主义者。对此列宁感到十分忧虑,担心如果不加制止就会在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建立之前就会“毁掉”革命的成果。

    列宁在思考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时提出了一个文化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经过长期的努力来根除资本主义之前的官僚专制的文化,以培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现代素质”的问题。。列宁在指出这国家机关的严重问题后指出,国家机关的质量,取决于人才。要提高质量就需要“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机关来。[6]P784这里就有一个文化问题。列宁认为“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不应该过于轻率地侈谈“无产阶级文化”,“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的文化,也就不错了”。[6]P784因为过去的东西“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还活生生的存在着。

列宁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旧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官僚制的国家来说,长期遗留下来的渗透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方式和各种制度之中的文化,是非常顽强的。这种“糟糕之极”文化,比西欧的资本主义文化要落后得多。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另一方面,要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包括完成在政权建设中“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任务,必须学习资本主义的文化中体现现代素质的东西,并着力去根除的建立在农奴制和官僚制基础上的文化。决不能离开这一前提轻率地侈谈“无产阶级文化”。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批“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否则,官僚们将长期盘踞在国家机关之中,国家机关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公仆”。

所以列宁把“学习”作为革新国家机关的首要环节:“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的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6]P786列宁还认为,这种学习要同业务结合起来,同各个环节上从细节上入手的改革结合起来。要克服那种一边在理论上酝酿“非常大胆的构想”,一边则对细节上消除官僚习气的“最微小的改革”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畏惧”的心态。

有鉴于国内战争时期的严峻形势,十月革命时期工农群众广泛的民主参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权力高度集中,又缺乏监督。列宁认为进入和平时期之后,要逐步取消对民主的限制,同时要在吸取最优秀的党员和工人参与的基础上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监督。他建议将工农检查院同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并赋于这个机关对国家机关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职能,以改善和强化中央的监督机构,使之具有权威性。他还建议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大幅度地增加工人的数量,这些工人,应当不是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那些工人,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某些应该加以克服的成见和传统,而应当是更接近于普通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的那些人。[6]P748)他还提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6]P783

    这些建议和思考,可以看出列宁在制定政策和提出政策性的建议的时候,并没有陷入乌托邦式的抽象思维。正像他所强调的那样: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政策,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6]P166同时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始终把如何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作为工人政权建设的重心。尽力去破解这个难题。鉴于俄国革命之后出现的种种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他曾经坦率地承认,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及早发现及早研究。我们也可以说列宁是带着这种遗憾和忧虑离开这个世界的。他只能寄希望于后来的实践。

可惜在列宁逝世之后,苏联的演进却一味地往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的方向倾斜。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人才队伍建立起来了之后,在不经意中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封闭的特权制度,也就是所谓的花名册制度,逐步构建起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普通工人和农民的参与和监督成了一句空话。尽管在一段时间里间实现了强兵富国的目标,工人阶级的政权却丢失了。而且工农群众都漠然置之,不少原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员则摇身一变,成了新的权贵。这个历史进程从反面证明了列宁的担忧。也说明了列宁对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困难所在的思考,对如何破解难题的思考,至今仍是一个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选集:第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5]列宁选集:第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列宁选集:第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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