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包办替代传统对托洛茨基主义与国际共运历史的误读

二、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分歧

何宇先生文章最狡猾的地方是试图强调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如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通过把托洛茨基打扮成“一贯反对革命导师”的错误思潮代表者形象，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封闭和完成了的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写作了大量的手稿和笔记，他们看重的是一种思想生成的动态发展过程，它不崇拜任何东西，因而就其本质而言是批判的、革命的和富有活力的。恩格斯身后，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就新时代的无产阶级如何进行革命斗争，各国服膺马克思学说的共产主义者想法各异，列宁在当时也只是其中之一。正确的理论不是先验的：把列宁打扮成“一贯正确”的革命导师是后来共产主义运动里官僚造神运动的组成部分，在1914年前，列宁在哲学上基本是所谓“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学生，他的经济学观点从希法亭和布哈林处获益良多。列宁进行理论学习，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他的“思考真理”的经历被硬是装饰成“永远代表真理”，这样一种没有给定语境情况下对列宁著作语录或观点的简单摘录往往会让很多后来者陷入误区。

说到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分歧，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一句：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在“组织理论”上的先锋队学说是更符合俄国革命的斗争需要的，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相比于列宁在零五年以前的“两阶段论”更符合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规律，两人在大战之前在两个问题上分歧很大，之后两人的接近是建立在托洛茨基对“先锋党”理论的接受和列宁采取了“不断革命论”策略的基础上的。

让我们首先来看下一般人们作为列宁“二阶段论”的权威文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6]。首先，列宁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强调一种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反对孟什维克派充当自由派资产阶级尾巴的策略，这一坚决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为它后来超越旧公式打下了基础；不过，列宁的问题在于它对革命结果的模糊预计，他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这个公式，列宁看到了俄国革命需要扫清前资本主义残余，这个任务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以后为了团结农民，要建立“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性质”的专政，但这个公式是“形式逻辑”的推演，“工农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忽视了可能出现的对自我组织的无产阶级加以力量限制的情况。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认为，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需要获得农民的支持。不过，不同于列宁的是，托洛茨基强调说，这种革命的结果应该是——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他写道：“列宁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出发，竭力强调和突出工农进行民主合作的必要性；我也是坚决地从这种合作出发，不过竭力强调的是，不仅在集团中而且在被要求来领导这个集团的政府中都有必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在这件事情上，不可能还有别的分歧。”[7]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农民经济上的非独立性和政治上的不彻底性、帝国主义列强（包括沙俄在内）绞杀落后国家地区一切民主改良可能性的疯狂尝试，决定着俄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民族生活的改造。

抽象的理论争论终于在1917年爆炸性的社会实验里得到了验证 。二月革命之后，在俄国并没有出现所谓“工农民主专政”，而是所谓“双重政权”——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二月革命后，列宁从西欧回国，他主张“一切政权归工人代表大会”，被原来党内同志认为赞成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后来经过辩论，他的《四月提纲》被接受：争取苏维埃多数；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结束战争；实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通过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完成世界革命。这样，他在革命策略上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消除，而后者在组织问题上放弃了与孟什维克等改良主义者调和的立场，因而两者接近，托洛茨基率领他领导的“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派。十月革命的胜利的结果被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是列宁的“组织术”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结合的产物，有产学者倾向于高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事实上，无论列宁主义先锋队理论还是“不断革命论”，都离不开一个客观的前提，那就是一个战斗性的无产阶级群体，这个群体同时又是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行动主体。不过，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俄国无产阶级是幸运的，他们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大脑，最终能够当家作主。

俄国革命里对群众演讲的列宁和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在党内斗争里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家、外交家——越飞自杀，死前给托氏留下遗书：“从1905年起，您在政治上始终是正确的。我曾不止一次向您提起我亲耳听列宁说，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您，人之将死，其言也真”[8]。

三、革命的主客观因素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否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有一种主客体向度的统一的。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利润率下降造成的经济危机常有，但工人革命不常有。也就是说，周期性的危机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危机。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建立起本阶级的政治领导，就无法把矛盾压缩到一种可以颠覆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程度，然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却也促使其自身的否定运动，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展也带来着群众的觉醒进程，只是这个进程走到什么程度，是不一样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活动的年代，共产党不是那种完全显著性存在的组织，它更多是历史性长征的侦察队。列宁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先锋党”理论，把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长期存在的战略组织和革命指挥部的作用明确地表述了出来。在列宁的理论里，在日常时期，党通过宣传与耐心解释，启发群众阶级觉悟；普通工人通过罢工斗争学习集体行动的经验；共产主义工人由理论回到实践，建立起先锋队和群众的纽带。何宇的文章把“独立而又强大的革命领导力量”化为客观存在变量的时候，恰恰误解了党的作用，阶级先锋队作为阶级意识的道成肉身，通过日积月累的阶级斗争，完成阶级意识自身的主体的实体化运动，无产阶级在这样的历史建构中获取了一种“整体”的视角，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去魅”，成为自在而自为的阶级，这恰恰是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主观因素。

何宇提到：“硬说托洛茨基是把客观上联系起来的较高阶段的情况绝对化、教条化，这不会令托洛茨基服气。但是，既然托洛茨基自己只提出新旧两个时代的划分，那么，托洛茨基也就在实际上把历史发展的较高阶段的经验普遍化、绝对化了。虽然这种较高阶段在托洛茨基看来，仅仅是无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领导力量的新时代，因此对于马克思列宁而言，还仅仅是无产阶级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早期阶段；--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从矛盾发展的客观进程来看，明明还有更加具体得多、重大得多的现实问题，但对于托洛茨基而言，这在无产阶级成为领导力量的客观事实面前，都成为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了。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独立领导力量，这在托洛茨基眼中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因此，说托洛茨基是把一种较高情况绝对化、教条化，这难道说错了吗？”[9]。如果何宇先生读过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的《过渡纲领》，托洛茨基是这样论述的：“我们必须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过程中去找到当前要求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纲之间的桥梁。这道桥梁应包括过渡要求（transitional demands）的整个系统，它们要由今天的条件中，且由工人阶级广大层份今天的觉悟中引申出来，一直到最后的结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10]。为此，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制订了“根据工资制定工时”、“参与工会工作并反对改良主义工运路线”、“建立工厂委员会”、“工人监督企业账目”等一系列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里，托洛茨基等人提出了“无产阶级军事政策”——通过武装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侵略战争同时不信任任何“民主”资产阶级政权包括中国的蒋介石政权。《过渡纲领》的制定遵循的是一种质量互换的辩证法，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争取改良，这个改良的争取需要夯实本阶级的组织，三十年代各国无产阶级缺乏的毋宁是一种合格的政治领导，而一旦无产阶级有自己类似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先头部队，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时段，可以像1917年那八个月一样，从基础性的反剥削斗争开始完成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任务的。何先生说：“生活既是点，又是线；既是粒子，又是波”[11]。然而，他是以一种非此即彼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他提到“全面和科学”，恰恰是他自己没有把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和整体来考虑。

第四国际党徽

何宇先生强调客观条件，给老托赠送了顶“绝对化、教条化”的帽子。我们知道，任何革命理论，即使判断对了局势，它也只是保证无产阶级在两大阶级决战的时候占据有利的位置，营垒另一边的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指挥部，有一肚子瓦解革命坏水的“太平绅士”、“商界名媛”、“高富帅”和“谄媚文人”。《四月提纲》和《过渡纲领》的意义在于，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它们可以凝聚起无产阶级的力量，让觉醒的群众的努力不会白白空耗掉。何宇试图将托洛茨基打扮成“空谈革命家”，但他忽视了主观意识对于历史实践并非无足轻重的，他从还原论的感性直观角度理解问题，恰恰忘了环境是人来改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门徒，他们相信说无产阶级是可以认识自己所受到压迫的环境的规律的并在这里获得一种自由行动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将是对失去了现实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超越。“危机本身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繁荣与危机的周期性变化，只会创造出让无产阶级更容易——或更困难——推翻资本主义的形势。要把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首先需要活生生的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不是出于偶然才创造历史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具体的客观原因影响下创造历史。但是，他们自己的行动——他们的主动性、勇气、献身精神，还有他们的愚蠢和怯懦——都是这个历史发展的链条上的必然会有的环节”[12]。三十年代，托洛茨基曾讽刺过各国官僚堕落的共产党，他们测量了资本主义老妇人的体温，但就是不告诉群众体温多少，“共产国际的迂腐医生把体温计放在“历史”这位老夫人的舌头上，这样他们就能准确无误地测出革命的温度了。可他们却把这体温计藏了起来，谁都不给看”[13]。“不断革命论”及“过渡纲领”提出的历史背景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发展已经创造出建设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客观条件，可悲的是，革命的主观力量的缺失使得这个腐朽而不灭亡的资本主义在带来奇迹的同时也继续生产着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