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政府核心成员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捷列申科以至李沃夫总理，对于反间谍部门利用相关材料来平息暴乱的做法持否定态度。4日晚上，李沃夫总理亲自向各报提出要求，请他们撤掉准备刊登的指控列宁的材料④。克伦斯基认为，已经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充分，提前公开此事将使得侦查工作无法继续深入；彼列维尔泽夫匆忙的行动影响了充分搜集能够迫使布尔什维克领袖妥协的材料。为此，他紧急赶回彼得格勒后，迫使彼列维尔泽夫辞职⑤。 苏维埃领导人也不赞成这样的做法。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希望社会公众在苏维埃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仔细调查之前不要议论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指控。齐赫泽和策列铁里也希望报刊编辑部不要利用未经证实的材料来制造轰动。 但是，彼得格勒的报纸对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的要求和建议均不予理睬。 7月5日，《现代言论报》在第1版以通栏标题《列宁、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是德国间谍》发表了阿列克辛斯基和潘克拉托夫的文章，指控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通过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领到德国提供的宣传经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与德国间谍帕尔乌斯之间有涉及政治和金钱问题的电报来往，等等。随后几天，彼得格勒的很多报纸争相刊登有关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关系的报道和评论⑥。 在舆论火力的猛烈攻击下，布尔什维克的声誉受到严重破坏。在普通的工人和士兵中间，对布尔什维克产生了很大的反感情绪。还在七月事件尚未结束时，就有一些工厂通过决议反对布尔什维克。而在七月事件之后，很多工厂开始同布尔什维克划清界限，继卫戍部队之后宣布自己支持临时政府⑦。 七月事件后新成立的联合临时政府并没有对布尔什维克采取政治行动，如禁止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等，但开始了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法律行动。7月7日，临时政府授权彼得格勒法院检察长卡林斯基对7月3～5日的动乱进行调查。七月事件侦查委员会很快就结束了预审。侦查结果把3～5日的事件定性为布尔什维克挑起的暴动，其目的是破坏俄国的军事努力以有利于德国及其盟国。 7月22日，彼得格勒报纸刊登了彼得格勒刑事法院检察官关于审理7月3～5日事件，并以叛国和组织武装暴动的罪名传讯列宁、季诺维耶夫等出庭受审的通告。通告指称，列宁、季诺维也夫、柯仑泰、科兹洛夫斯基、苏缅松、帕尔乌斯、加涅茨基、拉斯科尔尼科夫、谢马什科和罗沙里是德国的间谍，他们利用德国提供的经费在居民和部队中进行宣传，号召拒绝参加对敌军事行动，试图瓦解俄国的军队和后方，削弱俄军的作战能力；同样是为了上述目的，他们在7月3日到5日期间在彼得格勒组织了反对现存国家最高政权的武装暴动。通告强调指出，列宁在侨居瑞士时与公认的德国间谍帕尔乌斯有联系；战时住在哥本哈根的布尔什维克加涅茨基同帕尔乌斯有密切来往；科兹洛夫斯基在战时曾与帕尔乌斯一起从哥本哈根去过柏林。通告认为，布尔什维克得到德国钱的路径是：帕尔乌斯把钱转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国外局领导人加涅茨基，后者将钱打入自己的表妹叶芙盖尼娅·苏缅松的账户，苏缅松从账户上取钱并付给党的代表科兹洛夫斯基。 到8月中旬，所谓布尔什维克间谍案被冻结，那时的联合政府中社会主义者占了多数，官方对案子的态度有了变化。为被告进行辩护的律师П.H.马良托维奇认为，布尔什维克是不受法院管辖的，因为他们的行动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刑事的原因。他引用了1905年的经验，那时也有很多诚实的人同情日本。 而在科尔尼洛夫军事政变失败之后，由于国内政治气候发生了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变化，很多因七月事件被捕的布尔什维克获得释放，其中包括苏缅松。1917年10月，临时政府新任司法部长马良托维奇召集司法部和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员会议，负责调查“布尔什维克案件”的检察官亚历山大罗夫作了关于侦查结果的报告。马良托维奇在作总结发言时说，布尔什维克的行为中并无“恶意”。司法部副部长杰米亚诺夫证实，“马良托维奇找到了一个理由，即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因此，像所有其他学说一样，它不应受到来自政权方面的任何迫害”。这意味着俄国最高司法官员宣布了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赦免⑧。 但是，临时政府最终结束案件的理由并不是不存在德国经费问题，而是因为临时政府组成中社会主义政党的分量加重，以及布尔什维克通过参与平息科尔尼洛夫军事政变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处境。 在七月事件后出现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舆论攻击和官方指控面前，布尔什维克坚决否认自己同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为自己被指控涉嫌叛国进行辩护。针对阿列克辛斯基和潘克拉托夫的指控，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立即表示抗议，甚至在《现代言论报》到售报亭之前就写好了由5日的《真理报》刊发的简讯，要求读者不要轻信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诽谤。列宁亲自出面，将阿列克辛斯基和潘克拉托夫的指控称为“报纸上下流的诽谤者炮制的蹩脚货色”，强调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都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党员，表示“无论从加涅茨基那里还是从科兹洛夫斯基那里，布尔什维克都没有收到过任何钱”⑨；他本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与帕尔乌斯绝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早在1915年就认为帕尔乌斯是“向兴登堡摇尾乞怜”的“叛徒”；他与苏缅松从未打过交道，也从未见过她；他从未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的商务活动，根本没从他们那里为个人或为党拿过一个戈比。列宁指出，报刊上发布的消息是极端卑鄙的诽谤，是德雷福斯案件重演⑩。 列宁绝对否认自己与帕尔乌斯、加涅茨基、科兹洛夫斯基、苏缅松等人有任何关系，在当时政治斗争环境下是很自然的反应，因为这些指控可能对党造成致命的打击。但在事实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与这些人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 帕尔乌斯原名亚历山大·利沃维奇·格尔方特，1869年生于俄国，先后侨居瑞士、德国，1890年代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20世纪初期开始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是《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撰稿人。1905年返回俄国参加革命，是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托洛茨基的好友。1906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但不久就跑回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在君士坦丁堡经商，战争初期在军事订货上发了财，后来成为德国政府的俄国事务顾问。他最早注意到战时德国的直接利益与布尔什维克的目标具有重合性，并建议德国向布尔什维克提供经费支持。 1915年5月，帕尔乌斯与列宁在伯尔尼一家酒店会面。此后，帕尔乌斯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人员建立了联系。根据二战后公布的德国文件，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与帕尔乌斯之间的通信是通过柏林用德国外交部的密码进行的(11)。 列宁在1917年3月决定取道德国回国时就意识到，帕尔乌斯这个名字可能给布尔什维克带来声誉上的影响，因为关于德国通过帕尔乌斯与布尔什维克有联系的说法在欧洲早就不是新闻。回国途中，列宁一行于4月13日到了斯德哥尔摩。他在这里会见了拉狄克、加涅茨基、沃罗夫斯基等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革命社会主义者”。帕尔乌斯也想与列宁见面，但遭到列宁拒绝。列宁还特意请加涅茨基、沃罗夫斯基和“瑞典同志”见证了此事。不过，列宁还是让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加涅茨基和拉狄克代表他同帕尔乌斯进行了会谈。他们见面时可能主要讨论了德国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资金问题(12)。 在1917年，关于布尔什维克与帕尔乌斯的联系还缺少更具体的直接证据，但加涅茨基、科兹洛夫斯基的布尔什维克身份以及列宁与他们的关系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事实。 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干部。 雅科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加涅茨基(菲尔斯腾贝格)1896年就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1909年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以商人身份为掩护，长期在国外从事党的对外联络事务。列宁侨居国外期间，与当时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加涅茨基时有联系。1917年二月革命后，加涅茨基是列宁回国事宜的具体组织者之一。列宁回国途中到达斯德哥尔摩后，召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由加涅茨基、拉狄克和沃罗夫斯基三人组成(13)。十月革命后，加涅茨基先后任职于财政人民委员部、外贸人民委员部、外交人民委员部等部门；1920-1921年任俄罗斯联邦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 梅契斯拉夫·尤里耶维奇·科兹洛夫斯基是俄国和波兰革命活动家，布尔什维克，曾任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后，成为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维堡区杜马主席。同时，他是国内布尔什维克组织负责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联系的代表。十月革命后，科兹洛夫斯基任彼得格勒特别侦查委员会主席、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小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 苏缅松是加涅茨基的表妹，掌握一家商业企业和一个药品仓库。她住在巴甫洛夫斯克的别墅，经常从自己的账户上往西伯利亚银行和其他银行打入数万卢布。 由加涅茨基等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是党从国外获得资金的链条上的重要环节，这从收入《列宁全集》的列宁与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的信件来往中可以看出一些踪迹。 列宁从瑞士回到彼得格勒后一周左右，4月12(25)日，给斯德哥尔摩的加涅茨基和拉狄克发电报请求汇钱：“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信札、邮包及汇款至今还没有收到，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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