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政府核心成员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捷列申科以至李沃夫总理，对于反间谍部门利用相关材料来平息暴乱的做法持否定态度。4日晚上，李沃夫总理亲自向各报提出要求，请他们撤掉准备刊登的指控列宁的材料④。克伦斯基认为，已经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充分，提前公开此事将使得侦查工作无法继续深入；彼列维尔泽夫匆忙的行动影响了充分搜集能够迫使布尔什维克领袖妥协的材料。为此，他紧急赶回彼得格勒后，迫使彼列维尔泽夫辞职⑤。 苏维埃领导人也不赞成这样的做法。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希望社会公众在苏维埃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仔细调查之前不要议论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指控。齐赫泽和策列铁里也希望报刊编辑部不要利用未经证实的材料来制造轰动。 但是，彼得格勒的报纸对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的要求和建议均不予理睬。 7月5日，《现代言论报》在第1版以通栏标题《列宁、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是德国间谍》发表了阿列克辛斯基和潘克拉托夫的文章，指控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通过加涅茨基和科兹洛夫斯基领到德国提供的宣传经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与德国间谍帕尔乌斯之间有涉及政治和金钱问题的电报来往，等等。随后几天，彼得格勒的很多报纸争相刊登有关布尔什维克与德国人关系的报道和评论⑥。 在舆论火力的猛烈攻击下，布尔什维克的声誉受到严重破坏。在普通的工人和士兵中间，对布尔什维克产生了很大的反感情绪。还在七月事件尚未结束时，就有一些工厂通过决议反对布尔什维克。而在七月事件之后，很多工厂开始同布尔什维克划清界限，继卫戍部队之后宣布自己支持临时政府⑦。 基于德国档案文件的研究，揭示了三条德国官方与布尔什维克进行联系的渠道。 1.通过帕尔乌斯 在接受帕尔乌斯的建议后，德国官员与他商定了向俄国革命者提供经费的方式。为此目的，1915年帕尔乌斯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成立了一个名为“世界大战的原因和影响研究所”的机构。这个机构实际上是他的指挥部，在那里工作的有一些与资金交接有关人员，其中包括两个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乌里茨基和与列宁接近的加涅茨基。此外，帕尔乌斯在斯德哥尔摩注册了一家名为费边·克林格斯良德(Фaбиaн Клингслянд)的进出口公司，其执行经理是加涅茨基，驻彼得格勒代表是加涅茨基的表妹叶芙盖尼娅·苏缅松，她是专门从华沙回到俄国的。而公司的法律顾问是科兹洛夫斯基。这家公司被认为是帕尔乌斯资助布尔什维克和个人发财混合在一起的路线图中的一个部分：资金从德国转到帕尔乌斯的公司在斯德哥尔摩的尼亚银行(27)(Hиa Бaнкeн)和哥本哈根的列维齐昂银行(Pевизиoнсбaнк)的账户上；这些资金除了一部分直接被帕尔乌斯占用外，部分用于政治目的，主要是印制宣传材料；部分用于购买德国药品和外科器械，然后再卖出，其收入的1/3转入斯堪的纳维亚的银行，其余的进入加涅茨基在莫斯科商业银行和私人商业银行的账户和苏缅松在西伯利亚银行和亚速—顿河银行的账户(28)。由于公司从事走私活动，加涅茨基1917年在哥本哈根遭到指控。 2.通过卡尔·穆尔 相对于帕尔乌斯来说，卡尔·穆尔的名字并不那么为人熟知。穆尔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二战后公布的德国档案中，穆尔以化名贝耶出现。 1917年5月初，穆尔告诉德国公使罗姆贝格和副武官瓦尔特·哈塞，他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个党派的和平主义派的代表进行了谈话，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表示，在确定的条件下，准备为在俄国进行和平主义宣传而接受经费帮助；经费应由得到他们信任的人以私人捐赠的方式提供现金。穆尔向德国人自荐，他自己是最为合适的转交“捐赠”的人选。穆尔的建议被接受了。两周以后，他受罗姆贝格委派前往斯德哥尔摩，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就在这里。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年时间里，穆尔作为德国官方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中间人，多次转交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成员数以万计的经费(29)。 列宁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与穆尔有来往，这在列宁著作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中得到了证实。拉狄克在1926年的回忆录中有一些段落也提到了他。从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开始，穆尔给很多流亡瑞士的俄国政治侨民提供了大量帮助。1904年，他认识了当时在伯尔尼大学学习的卡尔·拉狄克。当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社会主义会议上认识了列宁。一战初期，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被奥地利驱逐后，穆尔为他们进入瑞士并居留向瑞士政府作了担保。1915年，为延长列宁的居住期，穆尔几次向伯尔尼区管理机关缴纳了保证金。列宁有一段时间通过穆尔与1915-1917年间在斯堪的纳维亚的Я.C.加涅茨基进行联系。1916年1月中旬，列宁向伯尔尼当局递交了无须交纳保证金而延长他的居留时间的申请。申请书是由穆尔手写，列宁签名的。 不过列宁对于同穆尔的关系十分谨慎，尽量避免与他公开接触。从1913年开始到1917年回国为止，列宁主要通过当时住在伯尔尼的布尔什维克Γ.Л.什克洛夫斯基与穆尔进行联系。什克洛夫斯基与穆尔早就相识，并曾周期性地得到过穆尔的资金支持。列宁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担心穆尔与瑞士当局的关系过分密切，也可能是听说了穆尔与德国和奥地利在瑞士的情报机关有联系的传言。这种关系在二战后公布的档案文件中得到了证实。 但布尔什维克与穆尔一直保持着联系。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列宁等俄国政治侨民从瑞士过境德国返回俄国一事的过程中，穆尔参与了组织工作，在此期间他提供给加涅茨基3.5万瑞士法郎和3万德国马克，这笔钱可能正好被用于列宁的回国之旅(30)。 由于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遭到叛国指控，列宁在8月17(30)日给国外局的回信中要求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对穆尔的问题进行审查，并小心地处理与穆尔的关系，“在这里，没有即不应当有让人提出任何怀疑、责难和散布流言等等的余地”(31)。此时，列宁很可能已经掌握了穆尔与德国政府有联系的材料。所以，当1917年9月穆尔又发来例行的关于向党提供资金的建议时，列宁把自己的犹豫告诉了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1917年9月24日(10月7日)会议讨论了穆尔提出的“转交中央委员会一定数量的钱”的建议，决定不接受穆尔的钱，并且认为不能允许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谈判(32)。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1917年9月24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显然继续从穆尔那里得到经费。而且，布尔什维克中央也没有结束与穆尔在其他方面的合作，通过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继续与穆尔接触。这些接触的实质无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前还是掌权之后都是确定无疑的，即把穆尔视为自己与德国政府之间的中间人、一个有益的非官方的联系渠道(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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