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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左翼 —— 回应燧鸣等的商榷

2017-8-22 17:37| 发布者: 赤旗| 查看: 958| 评论: 0|原作者: 卢荻|来自: 保马

摘要: 卢荻老师指出,燧鸣对“阶级”的运用悖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始终产生于特定的经济关系,是“关系”决定“结构”。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界定首先依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况且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认知国家性质的重要因素。

保马按:


近期,卢荻老师《面对西方(中心主义)左翼看中国》一文在港台与大陆文化圈引起广泛热议。当前,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仍在继续与深化,署名燧鸣的作者针对该文的诸多观点提出质疑,撰写长论(由“红色参考编辑部”公众号于微信平台原创发布),以资商榷。其后,卢荻老师亦作出深入的回应。


燧鸣以“共谋”vs“竞争”替换卢荻老师“屈从”vs“反抗”二分标准,认为“屈从”与“反抗”的解释路径无法囊括主客体之间复杂关联,缺乏普适性。同时,在论述中国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等相关问题时,无法认同“在中国,资本主义化并未成为主导的判断”,通过“在地经验”的举例验证社会主义特征的丧失,进而得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国家阶级性质。作者的立论出发点在于“决定这些阶级划分的是这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而且这一民族国家内部的结构决定着这个民族国家的阶级性质”。


阶级分析固然是阐释国家与现实的利器,但卢荻老师指出,燧鸣对“阶级”的运用悖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阶级始终产生于特定的经济关系,是“关系”决定“结构”。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界定首先依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况且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认知国家性质的重要因素。此外,“屈从”与“抵抗”一组解释概念是相较“民族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结构或制度性质安排而言”,“共谋”与“竞争”仅仅作为部分被其统辖。文末,作者进一步说明中国社会构成的含混与‘’非资本主义主导”的形态,并透过三个具体衡量标准的现实辨别(“系统性的利润导向”,“霸权资本的积累”,“掠夺性积累”)反映出中国抵抗资本主义作出的努力。


总言之,站在人民的立场,关心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思考资本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前提亦是目的。


保马今日推送两篇文章,以飨读者。感谢卢荻老师和“红色参考编辑部”公众号对保马的支持!


面对历史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左翼

——回应燧鸣等的商榷


卢荻




我在日前写出的那篇题为 《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看中国  的文章,先是作为博客文章放进公共空间,流传于香港和台湾的关注群体,然后因为微信公众号《红色参考》转发,在内地/大陆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其中署名燧鸣的作者更是写出了篇幅很长的一篇商榷文章,颇能代表好些讨论参与者的观点。商榷是针对我这篇文章以及此前刊于《破土》网和《观察者》网的的一系列相关篇章,从中带出一些很有知识和政治意义的话题。本文特此回应,期望有助于深化左翼圈中的讨论、指导合理的实践。


总括而言,这些话题都是围绕着“如何理解资本主义与中国现实”展开的,涉及劳动与资本、资本与国家、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多重关系。对这些多重关系的认识分歧导致很不相同的分析框架,从而对中国现实作出差距甚远的判断。


下文将以一些说明和澄清为起点,作为必要的基础,使讨论能够免于误解或纠缠在枝节话题上,能够聚焦于上述的认识分歧、分析框架和现实判断。

 

关于知识-政治立场:说明和澄清



燧鸣文章开篇对我给予了溢美之词,对此我必须说一声不敢当,这不是谦虚,而是要自勉以及劝告别人在试图依靠知识干预现实时必须自我警惕。我在多年前就是这样说的:知识分子在知识面前、以及知识在现实面前,应该抱持开放和谦卑的态度——开放,因为知识是艰深的有待探索的未知;谦卑,因为现实远比知识复杂,而知识对现实的干预关系到千千万万我们所关心的人们的福祉命运。所以,对于任何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洞悉了世情的知识-政治立场,我向来都是敬而远之。我这种态度的形成,源自当年目睹苏联集团崩溃时各式知识分子的演出,不仅是那些洋洋得意的和平演变急先锋,还有那些内心惶恐表面却若无其事甚至还说应该庆祝的极左派,纵使真诚,也都是只执着自身的知识-政治立场而对人民的福祉命运无动于衷。


在此或许需要顺带说明一下,《红色参考》刊发我那篇文章,严格而言其实并没有得到我的授权,只是误以为我将文章上载“新中国”微信群组供有兴趣者讨论就是授权了。当然,文章已经存在于公共空间,这个误会也就不要紧,另外我对《红色参考》没有任何负面印象。这里只是想说明我对它毫无认识、跟它毫无联系,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就无法顾及它的读者群体是否有恰当的知识-政治立场来解读我的立论。


回到燧鸣的文章,里面有好些地方误解了我的意思,这里既有我自己语焉不详的原因,也有他过度解读或猜度的缘故,总之必须先作澄清,以利便下文的核心讨论。需要澄清之处包括:


·       我理解,“西方中心主义”一词,是在政治-经济意义而非地理意义上使用的,西方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也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属于西方,更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由此引申,“西方中心主义左翼”,指的是反映着发达资本主义利益的左翼,简单而言就是世界范围尤其是西方的“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反映,

·       我批评David Harvey等人,但从没有说他们是“西方中心主义”,而是说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整体理解为“富士康模式”——是“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他们的关于今日世界资本主义的论著被“西方中心主义左翼”广泛引用。与此同时,我其实相当认同Giovanni Arrighi和Samir Amin等人的中国论述,从没有说他们是为“西方中心主义”服务的,倒是港台大陆的左翼圈对他们的中国论述颇有严厉批判。

·       我自认在各篇相关文章中都是同情左翼的基本立场,但对港台大陆的各路左翼的具体立论和实践却是有认同也有批判甚至鄙视,总之是按照基本立场力图阐明可以期望的和应该批判的,从而,将下面这句话强塞给我应该是搞错了吧:“简单地将今天中文左翼圈青年面对现实的真诚思考与实践探索(暂且不论是否正确)就简单地归为受西方左翼(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是否有草率之处?”

澄清之外,还需要纠正,指的是燧鸣在解读我的文章时,颇有一些不当逻辑推论、或不当引申判断,包括:

·       关于资本与资本主义,我只是说整体的性质不能化约为个体的集合(也就是说整体还包含着超乎个体集合的特性),没有说整体不是由个体组成的。我只是说反资本不等于反资本主义,没有说要反资本主义就不能反资本。我只是说惟有理解上述两点才能“合理地联结本地的反资本抗争与系统性的反资本主义抗争、以及对这两种抗争可能存在的矛盾保持必需的警惕”,没有将资本主义推到远在天边从而无从反抗。

·       关于中国与黄金时代模式,我只是说现实上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颇有向黄金时代模式趋同的迹象,从没有说中国应该或将会融入黄金时代模式,更没有说中国要复制黄金时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经验。至于所谓趋同迹象,我在之前的相关文章中已经阐明,指的是在结构层面上生产率与工资同步提升、消费与投资同步增长,以及在体制层面上“大企业、大劳工、大政府”作为上述结构的支撑(同时还指出正因为迄今“大劳工”在三者之中相对薄弱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显然,这两者都是不涉及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相关经验的私有制和对外掠夺剥削等等。

·       我的立论的出发点,竟然被说成是“民族国家vs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漠视阶级分化只着眼于/幻想着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这真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我那篇文章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文章都应该足以昭示,我的出发点是“第三世界左翼”,反映的是世界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的利益。从而,我理解,20世纪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必然是以反抗世界资本主义为特性,必然具有社会主义导向。

正是由于这些不当逻辑推论和不当引申判断,使得燧鸣文章中好些地方其实是抓住一个稻草人来批判,以及莫名其妙地塞进了好些没有意义的引例——诸如说国民党政权曾经试图建立“强大的中华民国”、今天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引导本土生产导向、《金融时报》等西方媒体诱劝中国出来维护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等等——,从而既遮蔽了真正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又损害了讨论、对话的氛围。

 


理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存在



在“新中国”微信群组针对我那篇文章的讨论中,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现实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我认为这涉及艰深的方法问题,于是写下了下面的字句:


“(按照一个常见的简单直截的认识方法来作判断)既然普遍化的雇佣劳动已经是现实——或,既然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都已经是资本主导了,就连国有部门的用工制度也是雇佣关系——,那么,资本主义当然就是现实。

这个方法可能会有两个缺陷或偏颇。


一是,即使是纯粹以(理论或理念上的)生产方式来定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资本主义’论能否成立,取决于整体现实的运作规律,即是否存在着系统性的攫取剩余价值以供资本积累。

二是,中国(或其他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应该是由历史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界定,而非由现实是否对应于理念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界定。”


两相对照,燧鸣文章的相关论述是这样的:


“只要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结构(包含资产阶级、中间阶层与无产阶级),决定这些阶级划分的是这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而且这一阶级划分是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阶级划分同谱的…


解释中国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其实重要的不是去理解其作为民族国家对外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屈从vs抵抗’,而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特征,其阶级性质。”


暂且放下现实情况的讨论,先聚焦于方法问题,燧鸣这些话语(以及其贯串全文的分析框架),可说是在我列举的两个可能缺陷之外还再增加了第三个,这就是:脱离了特定的生产方式或作为多个生产方式的集合体的社会构成(或政治-经济构造)来谈阶级、来作阶级分析,这是以社会学理论替代了政治经济学。


我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阶级概念的运用,是将之严格限定为特定经济关系的体现,从而资产阶级只是“资本的人格化”,无产阶级也只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总之是“关系”界定“结构”而非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说的:“人类社会中各种经济形态的本质差异,例如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的社会与建立在雇佣劳动之上的社会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只能是在于从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身上榨取这个剩余劳动的各不相同的方式。”可见,要判断现实上特定社会是否资本主义,必须先辨明该社会的主导运作规律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然后才能辨认体现劳动和资本的社会阶级,这里的理论逻辑不应该是倒过来。


回到上述的前两种缺陷,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对于判断特定社会是否资本主义,这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在各个特定社会中,这种占据主导是常态还是特例?


我在以前一篇文章中(在“新中国”微信群组的讨论中供参考),介绍过依附理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争论。针对后者坚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占主导来界定特定社会,依附理论认为,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了,因为它们的种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东欧的“第二次农奴制”、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奴隶制、旧中国的包身工——或许还有作为“富士康模式”的前身的1980-9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暴力强迫劳动,等等),正是因为社会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而得以新建、再造、或强化,在整个体系的系统性资本积累逻辑中发挥了重要功能。


依附理论及其后续发展的出发点,是“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就是历史存在的、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体系,简称历史资本主义。”这个出发点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是否具有充分合理性,这是大可以探讨的。另外,依附理论既然强调现实上的多种生产方式皆有可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则除非它能阐明每一特定时期的系统性资本积累逻辑、以及特定社会在该逻辑中的地位,否则也就很难辨认该社会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至少是没有“正统马克思主义”依靠单一的生产方式理论来辨认那么简单直截。


然而理论上的欠缺在解释历史、辨明现实上不一定就是弱点,至少,相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以为所有的社会都是必然会趋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而燧鸣将这种观念推至极致的“同谱”说简直是将马克思主义神学化了),依附理论更能认识到历史的开放性、认识到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或相对接近纯粹状态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其实是历史特例而非常态。换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西方的霸权,为非西方要复制西方经验、要沿袭经典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制约。


这就正如毛泽东所说过的,在现代历史上,中国作为“学生”一直要努力模仿西方,然而因为“老师”不允许这些努力终归都失败了——其实就连带有向资本主义妥协倾向的“新民主主义”也不被允许,终于被迫走向革命。纵使是在1950-70年代与资本主义“脱钩”和对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表现为全面的围堵、渗透、以及从社会主义建设转向“好的资本主义”甚至乎屈从于历史资本主义运作逻辑的压力和诱惑,而中国的转向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与此有关。至于号称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苏联,其结局却是以极为疯狂、猥琐、悲惨的过程融入资本主义,更是显示出建设平行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可能,显示出历史资本主义确实就是普遍的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燧鸣的这个认识显得太过偏颇,即所谓决定某一社会是否资本主义的是内部阶级性质、而非该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历史上,表面上的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其实就是人民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世界体系的运作逻辑一直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之中。在以赤裸裸的殖民主义为表征的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固然是这样,即使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表面上非西方社会纷纷独立成为民族国家,实际上人民还是面对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在民族国家内部的“人格化”载体,是从前的买办资产阶级,是今日的美国金融霸权遍布世界范围的附庸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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