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重庆经验”的历史意义
薄熙来是个能做大事的人。 能吹大话的人，十有八九，能做大事的人，寥寥无几，薄熙来是能做大事的人。 薄熙来创造了重庆经验。对重庆经验肯定的呼声很高，否定的呼声也不低，但是，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至少证明薄熙来是做了一件大事。要是小了，没有人有兴趣去理会。我在“意义”前面加了“历史”二字，就是因为在我看来，薄熙来已经做了、而且正在继续做着一件大事。 尽管评论“重庆经验”的文章已经堆积如山，但是，对“重庆经验”的历史意义给予准确评价的文章，还是太少。王小卖瓜，自卖自夸。我写过的几篇，自以为还算马马虎虎。我将目录附在后面，请高手指教，看看是不是亦属“能吹大话的人，十有八九”。再做此文，不过是根据现在讨论的新情况，作些新的补充。旧话并不放弃。 一 能够创造出“重庆经验”，或者说，“重庆经验”所以能够成功，分析自“唱红打黑”以来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归根结底，最基本最根本的一条，是很清楚很简单的，就是重新遵循马列毛主义路线，重新踏上社会主义道路。 虽说仅仅是开始，仅仅是转舵，仅仅是调整，而且战战兢兢的薄熙来也不敢拿“路线”、“道路”说事，因为攻击的炮火已经够猛烈的了，他是懂政治，懂策略的。但是，我们旁观者、研究者却不能回避实质。 “重庆经验”的历史意义首先就在这里。 这是一次活生生的验证。 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又说，“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修正主义者是不信的。不但不信，而且，否定了这个纲，抛弃了这个纲，换上了“三项指示为纲”，或者这个说法的翻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总之，不要阶级斗争这个纲，不要马列毛主义路线，不要社会主义道路。结果，把中国搞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毛泽东的近三十年，邓小平的三十多年，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人民群众从自己的切身苦难中，开始觉悟，开始认识到上当受骗，开始看到毛邓两条路线的本质不同，在比较中，有了正确的答案。这就是近年来毛泽东热兴起的根本的社会原因。 现在，多了个“重庆经验”。 这是又一个有力的比较。在修正主义把国家搞得积重难返、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重庆经验”横空出世，让人一新耳目，再次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这个刺激是强烈的，是发人深省的。它一扫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对马列毛主义的污蔑，一扫所谓普世价值的欺骗，使人们再次看到，还是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一套，能够建设一个属于人民的新中国。 我一再强调，这还是在总路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的部份调整、局部改良，还是在发展变化的过渡之中。但是，在这种部份的局部的变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具有新质的意义。这种过渡，是向新质的过渡。这是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我不赞成给重庆经验扣改良主义帽子的根据。那是一种教条的形而上学的简单化思维。说是改良，但这个改良是深刻的，是实惠的，是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好处的，这种改良，和革命导师批判的欧洲的改良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评价这种改良，事先要问一下老百姓。 相反，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倒是可以从这个还远不彻底的变动中，悟出一个道理、一个真理，这就是毛主席路线的威力。简直可以说，只要朝着主席路线的方向转换，哪怕只是一点点主席路线的倾向，其作用就立竿见影，局面大变，生动体现出“纲举目张”的道理——毛主席路线的纲一举起来，社会主义的各方面的目就能张开。 但是，重庆经验也告诉我们，路线的转变绝不是在一地可以实现的。重庆现在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是一种“鸟笼子政治”。这个问题不解决，“重庆经验”就会最后流产。有人说，如果薄熙来一走，发生人亡政息怎么办？没有什么办法，路线决定一切。所以，“重庆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前进，突破错误路线，“重庆经验”的真正意义才能展开。舍此是没有出路的，倒退是必然的。那一些改良，立即会转化为改坏。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我写过一篇《重庆模式的错误解读》的文章，就是不赞成以特色理论阉割“重庆模式”，不赞成离开马列毛主义路线拔高 “重庆模式”。这样做，就会把“重庆模式”局限在修正主义的框架内，就会真正地成了改良主义的骗局。要知道，民生、公平、分蛋糕、共同富裕……所有这些说法，都只是在分配上做文章，而在马列毛主义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所有制，这是《共产党宣言》里讲清楚了的、也是《资本论》科学论证过的最基本的道理。分配决定论正是修正主义，正是社会民主主义。 分析“重庆经验”，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路线是决定一切的。对路线重新认识，重新选择，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将决定历史的未来。 这个道理再次告诉我们，对于十八大来说，就是一个重大历史任务，转换路线，从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转换到毛主席的马列毛主义路线。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就是一个胜利的大会，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就是一个失败的大会，并会将共产党引向最终的彻底失败。 面对重庆经验提供的这样明显的历史经验，再不觉悟，那就不是不自觉，而是自觉地顽固下去，充当历史的罪人。
何以见得？ 道理很简单，中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历史需要中国人拿出办法，找出出路，满足历史的要求。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节骨眼上，“重庆经验”拿出了一个道理，干社会主义的道理，这难道不是适逢其时吗？ 最近，中国政界很活跃。决非偶然。一是特色论搞不下去了，这已是大家的共识。二是十八大在即，有个道路再选择的问题。于是，迎战十八大，成了各派政治力量不约而同的又一共识。 这个时候，拿出“重庆经验”，不是适逢其时吗？ 是的。这正是一个历史必然性的道理，正是马克思所说“历史自然过程”的表现，正是历史需要什么历史就会创造什么的展开。这就是说。 “重庆经验”的诞生包含着内在的历史规律性。 过去老唱“社会主义好”。毛主席那工夫，也真好。缺点是有一些，但是主流很清楚，好，就是好。 这不是个辩论的问题，是个立场的问题。胡星斗先生近日说，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伟人。这是辩论能解决的问题吗？只能说是一人之言。因为至少还有位孙中山先生吧，蒋介石先生活着，恐怕也不敢骑到孙先生头上去吧。但拍马屁，总是“最最最”的。不必当真。经历过“副统帅”表演，很懂这一套。这不是评价历史，这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 懂这个道理，就知道，近三十年，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好了，尤其是不讲毛主席领导搞的社会主义好了。据那位小个子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到建国一百年时才能看到。反正他走了，到那时，说什么他也听不到了。毛主席说“他耳朵不好，可是开会坐得离我远远的。”百年后，更远了。所以有屁尽管放。 但是，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社会主义不好，你的特色修正主义就好了？这还是有个立场问题。腐败官僚，大款豪富，自然说好，而且，好得很。可是，劳动人民却要说，不好，坏，坏得很。这也不是能通过辩论解决的问题。只能存异或存疑。 从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重庆经验”具有再次检验社会主义的意义。一是好不好，二是这条道路通不通。 从目前的有限的动作已经证明还是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有好处，从劳动人民的立场看问题，还是社会主义好。那个新三大山真就搬不走？不是的。这还是要看主义。搞社会主义，就能搬走，道理在接班人那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公租房是办法，其实，有的是办法。有钱，还怕没有房？就是一个是不是想为老百姓花钱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德国还有给穷人的社会房，怎么社会主义就没办法了？不要忘记，那是学了一点社会主义因素，可是搞假社会主义连这点因素也没有了。公租房只是一个例证，说明只要是搞社会主义，房子会有的，学校会有的，医院会有的。《列宁在十月》中的瓦西里的社会主义信念是真理。“重庆经验”不过再次验证了这个真理。那是革命高涨的年代，现在是修正主义当道的年代，历史前提、历史背景不一样。在现在这个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时候，显示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的价值，比总理发自内心的“同情穷人”更有实际价值。那是善良的怜悯和同情，但是，解决不了问题。他虽然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已不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穷人。 现在喜欢谈“民生”，谈“共同富裕”，其实，这类空想社会平均的好听话，我们老祖宗的发明和追求并不少，甚至农民革命家都很有创造，从“等贵贱、均贫富”，到“天朝田亩制度”，“平均”二字一直书写在农民起义军的战旗上，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国家的农民运动可以与之相比。到了近代，孙中山先生更把三民主义讲的有理论、成体系，比欧洲人还高明。但是，真正付诸实践，历史最后证明，还是社会主义最能保证“民生”，保证“共同富裕”，离开社会主义，抽象谈这件事，要么是办不到，要么是欺骗。 “重庆经验”才不过三几年，而特色理论搞了三十多年，两种倾向、两条道路的差别和后果是十分明显的。我再强调一遍，“重庆经验”还只是巨石重压下的幼芽，只是刚刚露头，但是，其生命力已经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重庆经验”再次证明，直到今天，社会主义好，不是一句空话、套话，是一句实话，一句真理，是当今时代劳动人民的最好选择。不要忘记，我是说的劳动人民的最好选择。对于权贵，对于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自然不是。选择，也是阶级论，阶级的选择。 正因为有阶级的不同和对立，所以，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道路通不通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十足的老问题。从苏联的“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到随后的中国的“社会史大论战”，到解放后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合作化问题”（毛主席1976年说“合作化时，就有人反对”），到后来遇到困难了，又出现“包产到户”的问题，说到底，都是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道路问题，从来是一个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也自然，道路问题，也就是方向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一切问题都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自八十年代所谓“拨乱反正”（拨马列毛主义之乱，返资本主义之正）以来，说一千，道一万，实质就是抛弃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是走封建性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说官僚特权垄断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说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反正是比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更坏的资本主义道路。一路走下来，恶果已尽人皆知。 此路不通，于是，现在，道路问题再次提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面对这个问题，出现了右派合流。 这个合流，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那几个座谈会和出书发布会。一方面是茅于轼们的座谈会；一方面是胡德平们的座谈会。一个会不够，连续开几个会，大造舆论。鼓吹什么，就是鼓吹走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他们解救封建性资本主义的药方。 一方是老右派，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理解。人家是搞阳谋，还算光明正大。 另一方可不一样了。打着“红二代”的旗号，打着“新新民主主义”的旗号，可是，扯下旗号一看，原来和茅于轼先生一样，就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且，并不一定是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道路，很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变种——亚权贵资本主义。 哪里是什么“红二代”？分明是修正主义的第二代，是右派。这种右派，比茅先生坏。再次展现修正主义的本色。 你看他们的“8.27黑会”和“10.6黑会”，把他们的本质暴露无疑。他们向共产党，也向历史，砸了四块石头： 1、否定文革，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2、否定毛主席，声称过去的《决议》有缺点，缺点就是否定毛主席不彻底； 3、封建性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改走“新新民主主义”____资本主义道路； 4、纪念10。6政变，纪念否定文革的篡夺政权成功。而且，要害在，也是说给接班人听，如果有人不听话，在他们看来必要的话，还可以再搞政变。 这是要干什么？套用我数年前批评《零八宪章》文章的题目就是：“这还不是阶级斗争吗？” 这首先给我一个启发。“红二代”原来是一个骗人的招牌，招牌下的人并不是一回事。我顿然想起，是啊，当年有“老子英雄而好汉”的说法。后来，“老子”被打倒，又有“走资派子女”的说法，立时成了黑几类的孩子。不公道，于是改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可谓用心良苦。政变后，一切复旧，还是称“高干子女”。现在，终于看明白了，叫什么不是本质，家庭出身不等于本质，关键还是看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表现。有习近平、薄熙来、李源潮等等这样的高干子女，也有刘源、胡德平、苏华、叶向真、李小琳、纪坡民等等这样的高干子女。可见，“红二代”不是一个科学说法，弄不好，又被人忽悠了。 吴思先生整理的10.6纪念会的发言，把他们的卑劣、无耻、搞阴谋、搞政变的本质说得清清楚楚，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关于“10.6政变”的历史资料，值得一阅，也值得一说。从这一点说，“10.6黑会”有历史功绩。 我就顺便分析、评论一下这份材料提供的事实。 一、你看华XX多无耻。他对胡耀邦关于抓四人帮的长达几小时的谈话想说明什么？就是讨好新贵，就是巴结新贵，就是一副典型的叛徒嘴脸的写照。直到临终前，他也没改这副德性。他对那位张根生的谈话，就是铁证。 最可笑而又无耻的是纪坡民。明明纪登奎是被收拾的，却偏要把自己的老子硬往抓四人帮“功劳”上靠。前些日子，这位先生刚写过河南水灾时，李先念、邓小平、其父的一些事情。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我一眼就看出这是捏造。这是丑化邓小平。这是阴谋。我是从来坚决批判邓小平路线的，但是，我不赞成搞这种下流的阴谋。邓小平家里的事，你怎么可能知道？这无非是和胡德平结盟，一个老子被邓整了，一个老子被邓打倒，要抱这个仇。胡德平搞会议，纪坡民瞎起哄。一路货。 二、以自己的供认证明，这些人在10.6之前，就违背党的纪律，私下串连，酝酿政变。这个教训，使我们想起，庐山所谓“毛泽东到了斯大林晚年”的议论是危险的，是和这次的活动具有同种性质的；也证明林彪集团的活动，正是这次活动的一次失败的演习，性质也是一样的，林彪活动的反动性质这一点，无案可翻的。鉴于这个历史教训，我不能不善意地体醒习近平等接班人同志，对于这帮打着“红二代”的旗号的危险的社会主义的敌人，不可掉以轻心，尤其，兵权绝不能让他们染指。 三、这次提供的事实，再次证明，江青等同志没有任何关于阴谋夺权的活动，甚至连一句牢骚话也没有。说他们阴谋夺权，是捏造的罪名。事实是正相反的。 四、说文革的问题，说江青等同志的错误，都不是可以搞政变理由。党内斗争是必然的，是一个只要党存在就不可回避的事实，但是，任何时候，不管正确与错误，都不是可以发动政变的借口。这是任何政党的纪律。没有这一条，党就会走向个人法西斯独裁。 五、足够的材料证明，这次政变的首犯是华X，主犯是叶X、李X、汪X三人，其它人不必争功，一律算是从犯。 六、这些历史罪人的后代企图为老子洗刷历史罪责，但是，你可以堵住当代人的嘴，你能堵注后代人的嘴？你们开的纪念会越多，历史铁案就钉得越死。而且，这还是从反面为毛主席的忠实战友、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诚战士江青、张春桥同志作义务宣传，你们和你们的父辈实际成全了江青、张春桥同志的英名。历史就是这样，人们总会做着和自己愿望相反的事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些愚蠢的会议的参加者所以会被鼓动去发言、去捧场，多数大概是挂着自己的老爸老爹，但是，会议的组织者，如胡德平之流，兴趣却不完全在这里。历史毕竟是历史，请出历史，是为了活人。让历史人物演出当代生活的新场面，说出当代人要说的话，这才是导演者的用心所在。事实正是这样。 他们是想借着这些事件，再次掀起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否定毛主席路线指引下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否定特色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改走“新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才是他们埋在心里不吐不快的要言大义，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在走“新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点上，新老两家右派合作了，合流了。他们能互相参加座谈会，《炎黄春秋》能从中穿针引线，就是这种合流的形式上的表现。 足见，这是关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该走哪条道路的大是大非的争论。对“重庆经验”和“广东经验”的不同态度，也应该放到这一争论中去看。 历史教育了广大的中国劳动人民，他们现在是坚定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者，毛派是这一阶级力量的政治代表。这在对于“重庆经验”的认识上，也能反映出来。 那么，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情况怎样呢？这只能从已有的可信的材料作分析。由于中国政治缺乏公开性，材料是奇缺的，分析是困难的。只能作有限的探讨。 在我看来，高层的意见是并不完全一致的。 从多位大员到重庆调研，并发表了肯定的意见看，多数高层是支持“重庆经验”的，是肯定这一倾向的。 但是，两位最高层，没有去重庆。不管薄熙来同志怎样说明他们的指导和支持，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他们没有对“重庆经验”公开表态。这显然不是偶然的，是不表态的表态。 就我观察，一把是有保留的，是不支持的。 二把不但不支持，而且是反对的。封建残余，文革余毒，就包括对重庆的看法在内。 二把已经十次大谈政改了，而且，意见很尖锐，直指政治体制的弊端。薄熙来可不敢讲这样的硬话。二把可以一再吹自己，薄熙来却总是把成绩归于大家，归于前后领导人。不说自己，还攻击不断，要是小有辫子，那就非下台不可。二把敢于这样放肆，没有一把和其它人至少不反对的态度，在党纪严格的党的高层这是不可想象的。只看到二把的问题，看不到一把的倾向和问题，说轻了，是天真幼稚，不懂中国特色政治的特点，说重了，是故意模糊人们的视线。 这是很微妙的，是深刻的斗争的微妙表现。我们尝试做一点分析。 和任何平庸的人一样，一把不愿承认自己没干好，更不愿承认自己搞的是修正主义一套。所以，他“唯此为大”的就是要守住修正主义特色理论这个底线。他是忠实的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他对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的抵制，是坚决的。 二把，一方面，他看到问题成堆，人们因此对自己的工作意见一大堆。另一方面，他看到政治体制有问题，存在专制弊端，所以，在他看来，不是自己没干好，而是体制不好。于是，他根据自己所信奉的“普世”论那一套思想，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声，用民主，反对专制，用公平、正义，反对穷富分化，争取穷人对他的同情，同时，也为自己光荣下台找到了梯子。他朗诵普希金的诗，的确不是偶然，属于“诗言志”。他的思想武器虽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但不满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是有历史合理性、进步性的。但是，当他把毛主席的路线，把回归马列毛主义，把真正的社会主义，看成是文革余毒时，他又必然地站到了落后的、反动的立场上去了。这里，既有其个人的因素在起作用，更是其阶级性的必然反映。 其它的几位。当他们支持“重庆经验”时，表现出他们口头上还有想搞社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当他们表示不搞私有制时，这个说法至少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他们没有反对修正主义的认识，更没有反对修正主义的勇气和行动。他们敢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主要求发声，那是以势压人，以权欺人，但不是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为武器去争取进步，而是以修正主义专制为武器去维护反动，是实质上维护修正主义统治、自然也是他们自己的统治，反动性是明显的。他们的这种认识水平接近一把，也许这正是九人没有发生分裂的政治基础。但是，差别还是有的，谁更反动、更落后，是不言自明的。 这就是在我看来的九人高层的政治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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