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时期工矿企业里的家属工作和家属劳动

1．物理空间上的聚居

新中国相对独立的工人社区的存在，既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布局有关，也跟第一批产业工人的来源有关系。新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主要来自三个部分：一部分是从建政前延续下来的老产业工人；一部分是转业复员军人；另一部分陆续招用的城市/农村劳动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使产业工人的主体结构明显具有男性集中的特征。而产业工人的这种来源使绝大多数职工家属是从农村来到城市，基本上围绕着丈夫所在的厂区定居下来，而主要不是投亲靠友这种散居模式，这些职工家属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以从事家务为主，逐渐发展成集中居住的工人家属区。后来“三线”的工业布局，使工厂大院成为与城市居民区/农村村庄相对独立的工人社区。统筹生产和生活的单位制度的建立，为“方便生活、有利生产”，也从物理空间的布局上，鼓励生活区靠近生产区。职工家属的集中居住为家属的组织化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性。

2．单位制为基础的蜂窝状社会管理体系

建政以后，相对分割独立的居民社区/单位成为基本社会管理单元，建立起蜂窝状的社会管理体系。1954年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了机关、学校和较大的企业一般不参加当地的居民委员会，企业职工集中居住的职工住宅区和较大的集体宿舍，由工会组织的职工家属委员会兼任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工人家属集中居住的模式。在一个集中居住的家属社区内，又建立起以党→(企业)工会→工会女工委员会→家属委员会→家属小组→积极分子→群众的垂直组织体系。单位内部的垂直网络体系能够把单元内的所有人员组织进单位之内，打造成一个行动整体。最终，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建立起中央到地方，把党/国家的意志/政策贯彻到底的有效地重直管理体系。单位，不仅是生产组织，也是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职工家属是作为单位制度组成部分存在于单位体制中的，单位需要把职工家属组织起来。

3.建政初期的国家建设运动为家属的组织化提供了历史契机。

建政初期一系列国家建设运动(state－build-ing)包括抗美援朝运动(爱国主义教育)、镇压反革命运动(政权建设，治安建设)，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建设)等各种群众运动。国家一方面需要开展工业生产建设，同时要组织基层政权建设和恢复基本社会秩序。李立三在1951年全国职工家属工作会议上直言，“工人白天上班，这些政权工作主要的是靠工人家属来搞”，这些政权工作包括清洁卫生工作，保安工作，居民代表会议等。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苏维埃时期，广泛动员的农村妇女运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性参加红军在社区管理中的撤出，给妇女参加社区管理提供了可能和便利。而在工人社区内，男性工人参加生产，客观上需要动员职工家属参加社区的管理。

1951年的全国发起抗美援朝爱国主义运动的高潮把家属的组织化程度进一进推升。“必须使全国每一处、第一个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爱国教育”的口号下，1951年的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劳动节都围绕抗美援朝展开群众动员和群众运动。把职工家属组织起来自然是这场运动不可或缺的部分。1951年，据16个大中城市不完全统计，有260922名集中居住的家属参加五一游行。据三个省、两个市和东北铁路，华东煤矿的材料，共有532261人参加了和平签名和投票反对武装日本，占该地家属总人数的90%。在太原、海拉尔、黑龙江、吉林四个地区80%集中居住的家属受到抗美援朝教育。武汉集中居住的家属有80%以上听过志愿军代表的报告。各地家属参加各种座谈会，控诉会、参观抗美援朝展览会、敌特罪行展览会、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的圣心育婴院、上大课、参加培训等。王政对上海妇联的研究也提到妇联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组织妇女参加爱国游行等集体行动的成功，提升了上海市妇联在市政当局和公众眼中的地位的作用。而妇联也利用组织集体行动的机会，在1951年底完成了里弄妇代会系统和家庭妇女委员会等妇联组织体系的建立。并总结出“利用党的运动来巩固组织建设确实是上海市妇联的一贯策略”。建政初期的一系列国家建设运动，大大促职工家属的组织化和家属工作的常规化。正如《工人日报》为第一次职工家属工作会议所配发的社论中所指出的，“事实上说明了家属工作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保证职工完成增产节约任务、巩固民主政权、改进职工生活、做好工会工作……等各方面的重要作用”，赢得了基层党政和生产企业的支持。同时，工会领袖也谆谆教导家属工作应配合一切中心工作，在中心工作中体现家属工作的重要性。

4．爱国主义是家属组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

建政初期的一系列在“爱国”旗号下的群众运动，不仅有助于建立起各类有形的社会组织，也打下了无形地意识形态地基。对外的抗美援朝和对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都是形象生动的全民性地意识形态教育工程。当时的用语称提升“政治觉悟”。在第一次家属工作会议上，李立三总结如何开展家属工作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家属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因为“只有职工的爱国主义热情愈高、觉悟程度愈高，一切工作才能搞好。”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在建政初期迅速建立国家意识、阶级意识和和衷共济的集体主义意识。在当时，国家意识、阶级意识和集体意识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即，共同体意识———“我”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我”的利益与共同体的利益休戚相关。对于职工家属，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并不是建立起对国家/政权的抽象忠诚，而是建立起具体的国家和企业是“咱们自己的”主人翁意识和“大河水涨小河满”的利益观。若只是从组织动员和政权强制力的角度是无法解释职工家属大量地无偿劳动和无私奉献。组织家属的政治学习，提高家属的“政治觉悟”一直是家属工作的基础性常规性工作。1956年的“五好家属”评选中，抽象为“五好”中必备的“一好”———自己学习好。

另外，国家对国民的规训不能简单地看成单向度的权力控制，同时要看到社会成员也利用国家议程和国家要求建立起自己的主体身份。围绕着抗美援朝激发的爱国热情，生产企业在职工中开展爱国主义生产运动，在家属中推行订立爱国公约，家属之间、夫妻之间相互挑战和竞赛。黑龙江省职工家属订爱国公约者达80%;北京市达89%;沈阳市达77%。有意思的是，在国家面前，职工和家属都获得了公共的身份和公共价值。在国家面前，家属的家内劳动获得了“公”的意义。职工家属通过这些政治运动，成为了国家主体。通过学习———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改变所谓“老娘们不问天下事”的思想。正是“老娘们”与“天下事”的联接，使家属个体能够超越丈夫/家庭而建立起个人的主体性，对自己的劳动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政治觉悟”对于职工家属个体的意义。而让“老娘们”了解国家大事的常规工作方式是在家属小组范围内的读报活动，以及让家属积极分子/家属干部列席工会/企业的会议，参加各级政府的表彰。

（作者：宋少鹏 来源：《学海》201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