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还是夺取政权之后的相当的时期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小生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中都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它不但包括资产阶级中最激进的部分，以及广大的城乡小生产者，跟着它走的还有无产阶级中受它影响的一部分人。代表着无产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能否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再被它们所利用，不再成为它们的附庸和尾巴，因而能在认清自己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政党，取得和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大问题。这一斗争的实质，是关系到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要不要一步步地创造条件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根本问题。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其社会制度和政治统治的阶级基础，也是联合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的最强大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国家在那里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一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将小生产的自发势力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同盟军和后备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分裂工农联盟的主要武器。无产阶级若不能在坚持反对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的同时，取得对小资产阶级改造的不断进步和胜利，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最后争得自己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坚持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被人无端地诬蔑为“固守僵化的教条”、“死抱陈旧的观念”、“坚持歪曲了的原则”，是必须坚决反对的“左”的“主要错误倾向”;与此同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陈词滥调却被这些人从历史垃圾堆中翻腾出来，精心地打扮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鲜花。因此，重温历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搞清楚近一个半世纪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原则上的根本对立，无疑是有它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论述这个问题：

　　1、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一般政治要求，首先在十九世纪小生产占人口大多数的法国流行起来。马克思把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称为“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马恩选集》第2 卷第145 页)。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了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马恩选集》第1 卷第631 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过形形色色的社会改良方案，给自己抹上了光怪陆离的革命油彩，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条件，又没有这一制度必然造成的悲惨后果。他们总是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掩盖阶级斗争的现实，用超阶级的一般“民主”国家取代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国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同上，第631 页)

　　“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马恩全集》第35卷第193 页)因此，列宁有时又把它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

　　小资产阶级永远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摇摆：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物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小资产阶级内部从经济地位看，有上、中、下三个阶层，其对待革命的态度也相应地取右、中、左三种立场。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曾对这个阶级的内部状况作过极其生动的描述。在小生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这个阶级是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争夺的主要对象。这个阶级的向背往往成为革命斗争成功或失败的决定性力量。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实际上更集中地反应了这个阶级内部上层和中间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城乡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在这个阶级内部造成的分化，特别是半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趋势，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和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虽然小资产阶级的一般要求最终是由这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但是它往往把保证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看成也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看成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马恩选集》第1 卷第632 页)，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制造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点。

　　这种真正乌托邦式的空论的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历史运动以前，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在这以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总是站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之外，“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马恩选集》第1 卷第385页)，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找支持，鼓吹劳资合作的福音，化解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宁愿把一般的“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让给小资产阶级，而把自己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可能与小业主或小店主相隔天壤。但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同上)

　　马克思曾经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先生描绘了一幅维妙维肖的画像：他“极其无聊地胡扯‘科学’和错误地以‘科学’自夸”，“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他的所有著作都“暴露出矛盾的、双重的性质”(马克思：《论蒲鲁东》，《马恩选集》第2 卷第145 、141 、147 页)。

　　蒲鲁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好的方面由[ 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

　　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

　　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辩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成为一个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总和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恩选集》第1 卷第122 页)“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象历史学家劳麦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马恩选集》第2 卷第147 页)

　　1887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在此之前的二十年中，罗曼语各国的工人除了蒲鲁东的著作外，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也把蒲鲁东称为“我们共同的导师”;而现在连罗曼语各国的工人运动也把蒲鲁东彻底抛弃了。但是，“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至今“仍然保持着历史的意义”。蒲鲁东主义不但在罗曼语各国仍然代表着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欲望;在象德国这样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国家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日益“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它在那里采取的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但是认为实现这点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因此，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根据情况而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恩格斯这里指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把一切雇佣工人同时变成资产者”的反动欺骗，见下文和《马恩选集》第2 卷第493-4 页――笔者注)“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多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末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以上见《马恩选集》第2卷第460-3 页)

　　恩格斯的这些深邃的预见，不但为后来完全投入资产阶级怀抱中的西欧与日本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为近年来东欧和原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剧变所证实，而且为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所证实。毛泽东不但领导我们党克服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错误，而且在他的晚年曾反复告诫全党，一定要和党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作长期不懈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