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距今已经五十年。作为亲历者，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感慨万千。延安整风，是一场用马列主义统一全党思想的运动。它锻炼和哺育了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胜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它的历史功绩巨大，现实意义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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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时，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对于中央领导层的事情毫不知情。了解整风运动原委和全过程的，现在要讲权威，是胡乔木。他1942年到毛主席身边，正遇上整风，帮助做了许多事。要我介绍，只能从一个侧面来反映一些情况，记忆上也难免有舛错。我对整风运动的理解，开始很肤浅，是在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而且可以说，时间愈久远，我们愈理解它。只有深深的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确切的感觉它。延安整风对我的影响和教育，终身受益。那历历如在眼前的事情，一直激励着我为党努力工作，而不知老之将至。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人的思想在内)的许多本领是那个时候造就的。延安整风，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整风的酝酿和准备。1940年9月，中央召开了会议，主要议题是回顾党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全面总结历史经验。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更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解决问题。许多党的干部，还未能深刻认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王明的影响还有市场，指导思想上的分歧还存在，所以在某种适合的条件下，还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这个时期，各个根据地的一些负责同志，我记得的例如彭真、彭德怀、杨尚昆等，陆续汇集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毛主席在听他们的汇报中间，联系党的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党中央经过认真的讨论，对政治路线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集中反映在1940年毛泽东所写的《论政策》中。文章说明，毛泽东代表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而王明代表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线。
到1941年5月，毛主席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我当时作为马列学院的教育处长和总支副书记，参加了这个报告会，在杨家岭的一间平常开会的房子里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会场上安放了几十条长凳。我坐在靠近中间一点的凳子上。回头一看，王明坐在我后面。我当时一方面感到我们党内不分高低、不分前后，同志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点纳闷，这个会议王明怎么不坐在前面?宣布开会、主持会议的是彭真同志。他说是开一个讨论学习的会议，先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讲得很生动、风趣。他以明快而亲切的语言，有力地批评了教条主义者，只知有书本的书呆子，很能启发人的思想。会场上的情绪气氛相当热烈、活跃。我回到马列学院，按照自己的笔记向院部的干部作了传达。
对这么一个很好、很深刻的报告，不同层次的人，理解是不一样的。据我所接触到的和间接听到的，特别是一般干部和年青的共产党员，根本没有意识到触及的是中央领导层的分歧。以我来说，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凡是中央的领导同志，无一例外都是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当时认为毛主席所批评的对象，就是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的毛头小伙子，最多也只是把马列学院和其他学校的一些教员批评在内。
这次报告后，中央一些部门进入了组织调整。我们马列学院在1941年6、7月间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下设十几个研究室，把训练干部的任务全部移交给了中央党校。张闻天仍是院长。一个多月后又改成了中央研究院，院长还是张闻天，增加范文澜担任副院长。不久从中央研究院抽调三十多位同志(我是其中之一)到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组成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等部门负责人先后都有变动。
1942年元旦，中央在杨家岭开了一个新年团拜会。陈云同志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陈云同志这么说，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新鲜，因为在这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这个情况说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中央内部已得到共认，后来知道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
在1941年，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党中央公布了《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来都收进了整风文件。
整风的另一项思想准备工作，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汇编党的文献《六大以来》及《两条路线》，以及《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当时负责编辑《两条路线》的是胡乔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参加了部分工作，主要是选语录，做校对，跑印刷厂等技术性工作。这几本书都由毛主席最后审定。
与此同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分头找人谈话，进行整风前的思想工作。我们政研室，毛主席找了陈伯达、张仲实、丁冬放、于炳然和我五位一起去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的二层楼上，毛主席着重讲了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讲了两个来钟头。有些话相当尖锐，批评教条主义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教条主义肥田都肥不了。我当时听了觉得有些刺耳。
第二阶段是整风的发动。其标志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毛主席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好象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尤其在知识分子和新党员中，反响更大。这两个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开始从新的高度、新的角度来审视问题，来重新认识党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