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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从何而来,中国左派应向何处去?

2017-8-30 22:2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617| 评论: 0|原作者: 郑姿妍|来自: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

摘要: 相当一部分中国左派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类型的国家主义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左派”的内涵才具有不容忽视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有的人轻易将国家主义与中国左派等同起来,甚至将自称“保守爱国主义者”的周姓写手与左派等同起来,不仅是以偏概全,更是思维停滞。
国家主义从何而来,中国左派应向何处去?(全文版)
2017.8.31  来源:土逗公社  作者:郑姿妍


荐者按:“左派”是个美丽的词汇,在被压迫、被剥削者看来也是个值得向往的革命派别。但是不少人已经不使用这个词汇了,为了区别而使用无产阶级革命派了。原因很清楚,中国当今的“左派”“他们都在事实上遵从了被制度所维系的政治权力关系,都将所谓的“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置于阶级主体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之上。”他们更关心的是“维稳”,维护目前的资本主义的制度,而不是阶级的反抗和解放。

目录

  一 : 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二 : 中国崛起:“这盛世,如你所愿”

  三 : 资本与国家:“中日之争的核心是谁来主导亚洲”

  四 : 驾驭资本:“让每个人都成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

  五 : 第一天团:“英特纳雄耐尔,我们还没有忘掉”

  六 : 告别国家主义: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相当一部分中国左派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类型的国家主义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左派”的内涵才具有不容忽视的复杂性和变动性。有的人轻易将国家主义与中国左派等同起来,甚至将自称“保守爱国主义者”的周姓写手与左派等同起来,不仅是以偏概全,更是思维停滞在上个世纪的表现。事实上,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以及国家角色的转变,中国左派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也在悄然改变。此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这便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 一 ◢


  世纪之交:“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在与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威权主义思想的对垒中,一些知识分子被划归到“新左派”中。不论汪晖、甘阳、王绍光、崔之元等人的思想差异有多大,他们确实都在论述中提出了对市场化、资本化改革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仅针对国内不平等,也针对资本主义国际世界的霸权关系。


  当新左派在《读书》、《天涯》和《二十一世纪》参与论战,老左派们也创办了《中流》与《真理的追求》。新老左派们虽然行文风格大相径庭,具体观点也相差不少,但他们都共享一种批判的立场:即质疑改制下岗潮、教育医疗产业化,质疑签署世贸协议,认为这将进一步恶化中国农民的处境,而“与国际接轨”则加速了国企私有化的进程。甚至还有人认为,许多产业将被外资所控制,使中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在他们看来,政治自由化无疑会加剧这一过程。


  这种观点的背景,是刚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国所处的环境:在分为“核心-半外围-外围”三级的世界体系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无疑属于外围国家,即受剥削、压榨最深的一类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上处于低端,就会有大量的剩余价值被转移到外国。据经济学学者李民骐的计算,中国2006年在国际不平等交换中被转移走了四分之一的社会劳动时间,化为了核心国家的企业利润与公民福利。


  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不只有经济关系,还有国际政治的权力关系。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在许多中国人看来,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大使馆被炸、2001年撞机事件,均体现了美国肆无忌惮的霸权行径。以《中国可以说不》等书籍为代表,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被强烈激发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老左派“反霸权主义”的立场必然呈现出民族主义的色彩。


  在世纪之交,当局一边大刀阔斧地推行市场化改革,一边着手意识形态的更新换代。对于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维系经济增长带来的绩效合法性。尽管这样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两极分化与工人、农民政治地位的极度弱化,但物质生活整体水平毕竟提高了。


  在这样的基础上,意识形态宣传自然不能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话语,而应当强调民族、国家、全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身,终于在1997年被确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概念也横空出世,资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对立被一笔勾销。有学者甚至获得了某种支持,掀起了推翻劳动价值论的声浪。


  在如此高强度的权力意志下,老左派们遭到了停刊,他们不得不将阵地转移到互联网,新左派们也试图在这里打开一片天地。2003年,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诞生,这意味着左派思潮的发言权不再集中于干部群体和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界造成影响,却能在此大受欢迎。这同时也意味着,“左派”群体的构成将更为复杂,彼此的侧重点可能愈发不同。


  质疑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批判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揭露西方民主的虚伪是这些左派的共同之处。不过,许多左派会将精力放在抨击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叙事上,这样的行动在2011年万人起诉茅于轼的签名活动中达到顶峰。在这些左派的话语中,革命历史叙事往往同民族主义叙事难舍难分,“汉奸”便成了最常使用的词汇。2007年,老左派喻权域就针对“为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辩解”的言论,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


  “汉奸”一词也被用在对社会矛盾性质的评判上,张宏良在2006年写道:“右派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由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精英集团所组成,……中国人民同这个集团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人民又像20世纪初那样肩负起了民族救亡任务。”“目前中央的政治路线(指“胡温新政”),是挽救中华民族于大动荡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是实现中国人民利益的不流血转变的最后一次机会。”


  可以看出,张宏良的话语是“阶级”与“民族”、“激进”与“保守”的奇异结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左翼群体中激起的共鸣是巨大的,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保党救国派”的影响力。对“民族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的强调,使这些左派要求维护现存的或建立更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便是所谓的“国家主义左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国家主义左派其实离国家并不近,他们所表现出的批判性也远非如今的国家主义左派可比。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就是下文将讨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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