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从何而来，中国左派应向何处去？

　　◤ 六 ◢

　　告别国家主义：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国家主义左派对打破政治秩序的担忧并非没有来由。有人认为中国应当谋求在世界体系中更核心的地位，因而需要稳定的秩序，这种实质上的帝国主义主张我们不做过多评价，因为历史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中国资本的扩张也不会由于人的主观愿望而带来平等。

　　更值得回应的是这种想法：一旦政治秩序变动，国家就会分裂，民族、地域矛盾就会激化，右翼保守势力也会夺取权力。维护国家秩序，就是维护国家利益，或者说就是维护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种主张最致命的问题在于：难道照现状发展下去，我们就不会面临民族、地域冲突加剧和“中华保守主义”当政的危险了吗?无产阶级必须无力地等待灾难，而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起来试着解决问题吗?

　　只有团结各族各地人民的无产阶级社会运动才能真正地阻击右翼保守派，只有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才能与排外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大汉族主义者的群众运动抗衡。

　　其实，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国家主义内也出现了裂痕。主流的国家主义者依然维护现行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伊斯兰教信仰，这符合中华民族凝聚团结的大局;另一些国家主义者则断定伊斯兰教很可能对国家的现代性产生威胁，其中还有不少人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在知乎、微博、四月网论坛上宣称，“温和穆斯林”只会为己辩护，而不去打击极端者，“绿教”作为一个整体就是不可信任的——似乎不存在为反恐而牺牲的穆斯林警察，似乎被刺杀的居玛·塔伊尔大毛拉不是穆斯林。这一浪潮更像是欧美极右翼在中国的回声，在2015年以前，这种观点恐怕还是大汉族主义者“皇汉”的专利。

　　有些人旁征博引《古兰经》里有暴力含义的词句，好像穆斯林只有两条路：要么彻底抛弃自己的宗教，要么成为极端分子。事实上，基督教《圣经》也有不少表现出暴力、歧视性的词句，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些词句不再有多少影响。正是社会经济的变迁导致宗教解释的改变，特殊的历史政治经济环境造就了如今的极端势力，这才是唯物史观。有什么理由断言伊斯兰教就必然野蛮落后呢?

　　学者习五一认为，有人“给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遏制宗教极端的大众思潮，制定一顶‘极端无神论’的大帽子”。然而，汉语网络中来势汹汹的不是单纯针对极端分子的思潮，而恰恰是否定穆斯林整体、鼓吹“清绿”的极端思潮，怎么能视而不见呢?只打击一种极端思潮，却纵容另一种极端思潮，不恰恰成为原教旨主义分子攻击的把柄吗?

　　主流国家主义的问题在于，光靠优惠政策与反恐力量，是无法消除极端思潮的。恐怖主义是一种群众运动，“反穆”也是一种群众运动，其参与者大多在阶级关系中处于受支配的一方，而他们所受的生存压力则被转化成了对其他群体的怨恨，必须靠无产阶级运动消灭这一根源;其次，国家的基层控制力一但由于经济危机而衰弱，极端运动将无法被权力遏制，这时也只有无产阶级运动才能与其抗衡;最后，只有在联合了各族人民的无产阶级运动中，先锋队获得了群众基础与政治信任，才能更好地在各族群众中推行性别平权、尊重包容等进步理念。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西藏民族问题和香港、台湾的右翼排外主义问题。光琢磨对港台的优惠政策以及反分裂宣传、威慑，而不去思考当地的阶级关系、团结那里的劳动群众，是绝无可能实现各地人民的真正统一的，反而还可能加剧对立。而要团结当地的劳动群众，首先便要求内地劳动者起来争取政治权力。我们难道能指望一个压制自己工人的资产阶级，去帮自己生意伙伴的工人谋幸福吗?

　　左派中的国家主义者常常自诩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然而，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在中国工人争取权益的斗争——比如沃尔玛工人这一年来反对综合工时制的斗争中，信访、仲裁、诉讼、写信能产生多少效果?党政机关、人民法院、各级工会又发挥了何种作用?除了自己，工人阶级还能将希望寄托在谁身上呢?

　　我们绝不能否认国家体制内存在着积极力量，但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前进的还是无产阶级有力的团结斗争。为争取前者而压制后者，是彻头彻尾的舍本逐末，束住工人的手脚使其成为国家的附庸，是国家主义立场的体现。

　　正如《劳动者赞歌》所唱的那样：“我们的幸福和权力，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得。共产主义者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员，而不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

　　左派对国家主义的告别一直在艰难地进行着，面对资本与权力的介入，是时候加快步伐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否则第二国际就不会在一战中解体，我们只能一起加倍努力。我们相信：“那么多人终将走到一起，火红的五月，只是你我新的登场!”

　　2017年5月

　　(作者：郑姿妍。来源：现代资本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