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亚北非等地的动荡实质是当代帝国主义新侵略扩张的结果 受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影响并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处于中心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展开了竞争，并导致了破坏性的区域战争的爆发。随着冲突的加剧，战争在更大范围内爆发的可能性增强了。帝国主义中心国家把战争的可能性燃向附属国家地带。让劳动者成为危机后果的承担者、增加对附属国家领土上的战争可能性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刺激宗教极端保守主义，刺激产生受压迫的、独裁政权、军国主义及与之不可分的民族主义。这也是当代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2010年底以来，西亚北非陷入30多年来罕见的政治社会大动荡，民众罢工、游行，甚至与军警冲突，造成了多国领导人下台和政府的更替，利比亚还引来了法英等国家的军事打击，也门、巴林、约旦、阿尔及利亚、沙特、伊朗等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革命浪潮，即“阿拉伯之春”. 土耳其共产党认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正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结果，只是被新的帝国主义侵略方式所掩盖了。这种新的侵略方式没有依靠像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的直接军事入侵。通常，经帝国主义财政扶持和受训的小团伙首先发动一次叛乱，或发起一场反对执政者的不服从运动。除了对这些小团伙的暗中支持外，帝国主义者同时也从外部对政府施压，迫使政府投降。这一改变也符合美国的现状与利益。由于美国军队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为了维持这种侵占，美国划拨了巨额预算，美国的决策者逐渐意识到须要采取不同的方法以便能够派出更少的美国士兵、花费更少的美元。此外，美国也更愿意远离由军事入侵而造成的政治和社会混乱，远离干涉之后造成的不稳定。 而早在“阿拉伯之春”之前，帝国主义的新侵略已经在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付诸实施了，炮制了所谓的“颜色革命”.发生颜色革命国家的政治结构被改变了，变得更加契合帝国主义政权的利益。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革命”中招募一些由数百个年轻人组成的小团伙作为执行帝国主义计划的代理人不同的是，在西亚北非，局限于这种小团伙的运动策略却行不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独裁者的残暴统治、数十年压迫所积压的人民的愤怒导致这一地区民众失控般的抗议。一旦人民站出来表达他们对独裁者和压迫者的愤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就不可能把他们团结起来，更不可能让他们退回去。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爆发一次大的、不顾一切的起义，是不可能推翻独裁者的，埃及就是一个例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规模示威起初都是人民对压迫制度愤怒的反应。但是从人民奋起反抗独裁统治运动伊始，他们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对独裁者的暗中支持对于后者维系其反对各种威胁的统治至关重要。最终，尽管独裁者被取代了，发生的变化却被操纵着，帝国主义始终操控着变化的过程，并设计了新的政权结构。 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局势更为明朗，美帝国主义近期在阿拉伯世界成功包装了“人民反对独裁者”的模式。帝国主义抓住这两个国家部落、多种族、多宗教的结构特征，支持某些群体，鼓励他们对政府进行军事斗争。土耳其共产党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否认一些所谓的左派和知识分子在这场帝国主义宣传战中的作用，他们经常会混淆这些国家中冲突的本质。他们在受帝国主义资助下在武装部落与宗教团体中鼓动‘革命’,殊不知却充当了帝国主义宣传机器的马前卒。”[5]究其原因，在于知识分子丧失了自身的立场，没有重视或忽视反帝和反自由主义的斗争。 从历史上看，帝国主义策略上的新变化并不是最近的发明。美国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特别是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策立场上仍然是建立在后越南时期的美国对第三世界的间接干涉基础上的战略。受越南战争的冲击，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搁置了直接军事干涉的战略选择。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进入一个第三世界的工人运动和革命风暴风起云涌的时代，而美国政府又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无法停止帝国主义干涉。于是，美国政府就开始通过财政和武器支持一些当地的团伙，或者与该国的军事官员勾结来镇压革命运动。因此，对此进行细致、具体的分析就能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如何根据不同时期和区域特征而运用国内成员和群体进行策略调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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