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三）

田沅的无耻纠缠，江青气愤极了，她第一次领教了十里洋场上海流氓的丑恶嘴脸。她几次向田汉诉说他弟弟的不轨行迹，田汉总是笑嘻嘻地敷衍她，因为田汉在纵容自己的弟弟，让田沅有权干预江青生活的各方面，汇报江青的情况。

江青看到田汉的秘书廖沫沙表面上还比较正经，于是求他给予帮助，离开田家，摆脱田沅的纠缠。她对他说：“我对田沅的行为恨极了！他哥哥又不管他。我是一个追求革命的女性，实在不愿看他们那副德行。”

廖沫沙假仁假义地说：“我理解你，到我这儿来吧，我握着您的手，壮一壮您的胆子。”江青情急之下没听出廖沫沙的弦外之音，随后搬到廖家。

当时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又经常住在电影公司写作而不回家。住了几天，廖沫沙还算规矩，可是正巧廖沫沙的妻子回来了，见家中住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立即和廖沫沙大吵大闹，弄得江青十分尴尬，不得不帮着廖沫沙解释：“我们是革命同志，纯属事业上的需要，我们的交往绝对不杂加个人的感情。”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我亲眼看见过他的那些丑事，又厌恶，又气愤。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白养活你？为什么不收你的房租？别有用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江青忍耐着，克制着，又住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临行前，她借了二十元钱，亲自交给了廖沫沙。

江青的这份工作是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朋友介绍的，地点在上海西部北新泾镇，叫晨更工学团，是一所专为贫苦子女进行教育的学校。这所学校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一些革命左派人士都在这里工作，如共产党员王洞若、徐明清（当时叫徐一冰）、“左联”的陈企霞等。江青在晨更工学团的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从此，江青在上海有了正式的落脚地点，结束了一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于这份工作，江青是满意的，完全符合她“接近劳苦大众，做基础工作”的心愿。

晨更工学团是个松散的教育团体，并非正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后来又搬到一座资本家废弃的花园，一切都非常简陋，条件十分艰苦，经费极其拮据。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但这里聚集着一些热血青年，上海地下党负责工人运动的同志十分看重这处革命阵地，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

对于贫苦出身的革命者江青，她看重的是晨更工学团能接触劳动人民，能了解工人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能洒下革命的火种，为推翻万恶的旧世界积聚力量。她通过识字、读书、唱歌，向店员们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启发大家的觉悟。她还参加编写文艺节目，反映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她带领学员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街头剧，在附近的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她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积极勇敢地去贴标语撒传单，参加和组织工农群众进行示威、抗议活动。

由于周扬、田汉等人不积极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来了解和接纳江青这位来自青岛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晨更工学团江青不得不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于江青的出色表现，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已通过关系，了解了她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同意恢复她的组织关系，由晨更工学团的党支部书记王洞若给她谈了话。从此，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在生活上，江青也表现出一个革命者优良的素质。她生性活泼、乐观，从不被困难所吓倒。当时三个女教员挤在一个铺着草席的地铺上睡觉，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也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有个浙江的女青年吃不了这份苦，只待了两个月就走了。江青却处处吃苦在前，时时为工学团的工作着想，能节省的就节省。例如，谁要进城（工学团离上海市区较远），就向负责人讨几角钱的车费，可是江青却从来没要过一次车费，几乎不进城，更没有逛过外滩或商店等。她的衣着打扮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从不涂脂抹粉，一头短发，俊秀中透着精干利索，一身蓝布旗袍显得朴素、大方。

一九三三年左右正是中国共产党受王明路线影响严重的时期，江青作为热血青年、女共产党员，还无法识别党内的路线斗争，也参加了城市斗争中的一些左倾冒险活动，如飞行集会、不必要的游行示威，等等，从而暴露了革命者的身份。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的很多人参加，江青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中。这次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的学员“王大个”扛着大旗，首先被警察抓走，游行队伍被冲散，从此，晨更工学团成了上海市北新泾镇警察所监视的重点，江青等人被“包打听”（特务）盯梢。在这种情况下，晨更工学团的党、团组织进行了转移，党组织安排江青到北京（当时叫北平）暂避风头。

江青在北京待了三个多月。由于党组织的巧妙安排，她没有暴露，并到北京大学当了旁听生。这期间，江青系统地听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又到市图书馆借阅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每天只靠面包和白开水维持生活。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她整天忙于听课、阅读，在知识的海洋里邀游，在马列主义的殿堂里得到进一步升华。

一九三四年五月底，地下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妇女工人的工作，通知江青返回上海，把她安排在一所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这所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控制着。为了工作方便，江青改名张淑贞（这之前一直用“李云鹤”的学名）。

江青透过这层灰色的保护，白天和外国传教士周旋，夜里到女工中宣传抗日爱国的理论，还教女工们学文化、唱歌，同时兼任浦东女工技校的课，整天处于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

这是江青在上海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刚满二十岁的她，长得漂亮，对人热情，工作积极负责，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把自己学到的丰富的马列主义知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经常深入到工厂车间、工人宿舍中进行社会调查，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人交朋友，在感情上打成一片，在生活上与女工们同吃同住，用自己的知识为工人朋友出主意想办法，排忧解难。很快，她赢得了工人同志，特别是女工们的信赖和尊敬，说她是一位好老师，是工人的知心人，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们中间传唱，她拉得婉转优美的二胡声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

江青还挤时间阅读上海新出版的左派书刊，她特别钟情于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的作品深刻、犀利，与她的思想经历发生了共鸣。通过鲁迅的作品，她还粗略了解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各个派别和各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同时，还用张淑贞的名字给报刊投稿，公开发表的有《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和珊》等，显示了她较高的文学造诣，表现了她对社会对人生较强的洞察力，也说明这时的江青已具有比较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定水平的马列主义分析能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正当江青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突然被捕了。

被捕的原因和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江青正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喜出望外。于是两人走到僻静处攀谈起来。

此人名叫乐若，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和江青曾一起参加活动，江青从青岛来上海，他也参加送行。一晃一年多，真没想到会在上海相遇。彼此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并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

江青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在那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得不处处保持戒备。她回去之后立即向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作了汇报。王洞若知道乐若现在的真实身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交通员，认为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谈各自所在组织的情况，不要发生组织联系。

遵照党组织的安排，江青与乐若第二次见面了。由于彼此通过地下党组织互相有了了解，谈话就轻松愉快随便多了。临别，乐若说江青不引人注意，请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并说：“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江青接信后首先跑到她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那里说明情况，那位负责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诫了一系列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江青一刻也没敢延误，马上把信送到。

几天后的下午，乐若又约江青到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现在是上海中山公园）见面，并交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帮助送到指定地点。就在这时，险情发生了。原来团中央出了叛徒，乐若这个交通员已被特务跟踪。乐若一看情况不妙，马上叫江青快跑。由于江青路径不熟，很快被特务们截住，抓住她的衣服，而乐若却逃脱了。江青大声喊：“快来人呀，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们是警察局的。”一个特务给了江青一巴掌，鲜血顺着嘴角流出来。

江青忍住疼痛，仍然拼死挣扎，并大声说：“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你是共党分子！”“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根据？”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江青继续挣扎着、反抗着，特务们不由分说，推着她往警察局去。走到一块野地边，天已黑了，江青装作滑倒，歪在地上，顺手把藏在衣角里的、乐若交给的秘密表格放进嘴里，随后咽到肚子里。

到了上海市警察局，特务们一汇报，知道要抓的乐若跑了，只抓了个女的，也不知道她的政治情况。特务头子一听，大发雷霆，让把江青关到看守所里。

在看守所，江青已完全冷静。她知道特务们没有任何证据，是无法定自己的罪的。无论特务怎样审问，如何威逼利诱，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在公园里散步被抓的，自己有正当职业，是教会学校的老师。

同时她托同在一个看守所房间的一位熟人（她教的一位女工人学员）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也是学校负责人）捎信，说明情况，因为这位熟人马上要无罪释放了。

江青在看守所被关了一个月，受尽折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进警察局容易出来难，不死也得让人掉层皮。吃猪狗食，受精神蹂躏，不是打就是骂，牢房又黑又暗又潮湿，空气污浊，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由于没查出江青的什么罪证，再加上地下党组织托“左翼教联”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出面保释，江青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被放了出来。

出狱时的江青已骨瘦如柴，发着低烧。地下党组织立即安排徐明清带她到乡下去治病、疗养，因为徐的老家就是浙江农村。

徐明清是早期共产党高级干部王观澜的爱人，一直在上海以办教育为名进行地下工作，在晨更工学团就和江青在一起，到了浦东女子技校是同事，一直相处很好。这次徐明清顺便回家看望父母，就和江青坐车来到了山清水秀的故乡。在乡下，经过中西医的诊断，认为江青是在狱中染上了肺结核，幸亏发现得早，治疗及时，很快就控制了病情，一步步好转起来，脸色由黄变红，人也变胖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身体刚刚恢复的江青不愿在徐家过春节（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二月十四人）再添麻烦，决意回上海。徐明清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认为现在回上海,警察局还会找麻烦，建议她回济南老家，春节后去北京，继续到北大当旁听生。

于是，江青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探望了济南的母亲和姐姐，在北京一直待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开始迈向她革命生涯的下一个里程。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江青从一个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变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她经历了十里洋场上不少的人和事，接触了上海的下层社会，熟悉了大都市的工人阶级，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从热血青年学生成长为沉着干练的职业革命工作者。她将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勇士姿态迎接今后生活道路上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