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十里洋场的苦斗（下）

　　一九三五年的中国国内形势非常严峻。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长征，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基本丧失殆尽，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虽然在一月份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但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就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不清楚。

国民党反动政府散布的是“朱毛红军完蛋了！”“共产党被彻底消灭了！”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紧了文化战线上的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亲自下令由特务机关军统局接管各邮电检查所，实施“邮电检查纪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他们派出大量特务暗杀进步人士，捣毁进步团体，查封革命文化机构，任意审查、删改书报杂志，勒令各出版社不准出版进步书籍，各电影院、剧院不准上演革命戏剧和电影。正如鲁迅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在这黑暗中，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求它的党员们隐蔽起来，以灰色或黄色面目出现，积聚力量，进行合法斗争。当江青所属的党组织研究她的安置时，有人提出江青有很好的戏剧根基，思想觉悟又高，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可以进入戏剧、电影界当演员，联络、团结影戏界的进步力量，开展革命工作。于是决定让人通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把江青安排到协会去。一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张善琨是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的徒弟，是手头阔绰的投机商人，所以能到业余剧人协会去会有很强的保护色；二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有两位是江青的熟人，一个是演员魏鹤龄，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个是导演万籁夫，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老师，由他二人向协会举荐，顺理成章，不会露出任何蛛丝马迹。

　　于是，江青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让她以演员身份回上海，改名为蓝苹，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说实在的，这时的江青并不愿再去演戏。因为她有着在山东省实验剧院当学生演员的痛苦经历，又亲眼目睹了上海文艺界的所谓名人、党的领导者周扬、田汉、阳翰笙、廖沫沙等人的嘴脸，不愿意再步入演艺圈，与这些乌七八糟的人为伍。她十分愿意再去做工人运动，和勤劳的工农大众在一起，那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天地。但她明白当时形势的残酷，自己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又上了上海反动警察局的黑名单，根本无法再回到她熟悉的、热爱的工人姐妹中去，那里时时张着黑网，遍地都是特务走狗，正等着革命者上钩。何况这是党组织的决定，自己应该无条件地听从党的安排。

　　江青到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赶上筹备外国话剧《娜拉》的演出工作。经过老师同学的介绍，编剧导演的测试，决定让她主演该剧。

　　《娜拉》是挪威十九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反映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妇女解放的话剧，江青主演的娜拉是一位反抗家庭压迫，向往自由人生的叛逆女性。

　　江青是一位进取心很强的革命者。她不干则已，干则干好。既然答应党组织做演员，这又是接手的第一出戏，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排演之中。她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有时睡到半夜醒来，也马上摸出枕头下的易卜生的原著，用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着每一句话。为此，她多次失眠。

　　为了把握娜拉的心理状态，江青多次阅读鲁迅先生一九二三年写的《娜拉走后怎样》，认识到娜拉现象是个社会问题，演好娜拉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可惜易卜生没有把出走后的娜拉应该怎样继续去找出路的法子告诉我们，而鲁迅先生则指出应该“经济自由”，“掌握经济权”，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想达此目的，必须有“韧的战斗”，要用革命的鞭子“猛抽社会”。江青边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边思考《娜拉》剧本，她感到自己就是在进行“韧的战斗”，用自己塑造的娜拉形象来鞭笞全世界玩弄妇女的丑恶现象；用娜拉的苦闷与无奈以及最后的没出路来召唤人们觉醒，砸烂身上的锁链，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娜拉这个贵族妇女的呐喊和无畏，来激励革命低潮时人们的斗志。

　　这样反复阅读剧本，江青感到自己与娜拉有许多相通的。她认为，我们应该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定不移的地位，而不应该做“小鸟儿”，做男人的奴隶和玩具，不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为男人而牺牲。我们妇女应该自主自立，不应该做寄生虫。所以，演好娜拉就是为妇女解放做出榜样，妇女的解放是整个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江青有这样高水平的认识，再加上她精湛的演技，刻苦认真的演出态度，并能虚心听取各方面正确意见，一心一意为观众着想，所以《娜拉》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轰动了上海话剧界，公演持续了一周，整个金城大戏院天天座无虚席，据说鲁迅先生也曾前去观看。

　　当演员，演《娜拉》，江青都是当作革命工作来完成，都是为了实践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誓言：“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可她万万没有想到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把这出话剧的演出作为一次赚钱的买卖来经营，来炒作，这样就把主演江青当成商业广告来大肆宣传；其次，当时上海的报刊杂志都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是文艺的主题，他们对女演员的报道是容貌妖艳、性感迷人，欣赏的是脸蛋漂亮、行为浪漫。所以这些刊物、报纸、电影画报对江青肆意进行歪曲丑化，以达到他们的要求；同时娜拉是个资产阶级的贵妇人，其装梳、行为、言语都带有北欧资产阶级色彩，这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观众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响，更何况当时的国情，话剧、女演员最是飞短流长的热点和焦点，这一切对江青的形象都十分不利。

　　由此可知，二十一岁的革命者江青将面临着陷阱，必须走荆棘丛生的路。

　　如果光是阶级敌人的明枪明箭，江青会一笑置之，革命么，“忍辱负重”四字应该是座右铭。可恼的是“战友”，甚至是自己的“上级”，“领导”，也把他们的自私，无耻压榨在她的身上。

　　鲁迅先生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演过《娜拉》之后，江青也面临着鲁迅遇到的问题。

　　周扬，这个当时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负责人之一，他早就留意上了江青。对她的身世、性格、爱好、政治态度及周围环境，作了仔细的跟踪和了解。不要认为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因为江青在所属的党组织中表现得非常优秀，如果周扬需要什么情况，大可通过基层党组织来完成。他留意的是她的身材和美貌，几乎同时，田汉、张庚这些人也请求他帮他们的忙，以便尽快把这个女人控制在他们自己手里。

　　按照传统的观点，江青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鼻子稍翘——嘴唇稍厚，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笑起来挺迷人的，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齿。从不搽一点粉，又不施脂，更无口红，完全是自然的清纯俏丽，虽然成了名演员，在舞台下，还象一个乡下姑娘一样纯洁和质朴。也许正是这些，使得周扬、田汉、张庚廖沫沙及田汉的弟弟田沅等人，这些混入革命队伍的纨绔子弟，这些玩弄女性的高手，心猿意马，魂不守舍江青不屑于理睬这些所谓领导者轻浮的目光，依然我行我素，表现了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坚强。在进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当电影演员之后，她没有忘记党交给的任务，积极接近进步人士，努力争取革命力量。有一个影评作家马骥良，笔名唐纳，从学生时代就积极进步，后来又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在当时白色恐怖下，仍然能主持正义，发表许多有进步意义的好文章，实属难得。演员和影评作家经常有接触，江青也有意做马骥良的思想工作。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一个长得很“帅”而且多才多艺的影评作家，就成了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的话题。

　　首先，周扬告诉江青：“蓝苹同志，你别跟唐纳走得太近，他很危险。”

　　“没有关系，我能争取他过来。我发誓。”

　　“党不需要这样的人。”

　　“为什么？”江青盯着周扬的眼睛，轻轻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一直参加着左翼联盟的工作，思想还是倾向于进步的。”

　　“张庚和田汉同志向我再三强调过，唐纳和政府当局的某些要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注意到他的行动有什么反常吗？”

　　江青摇摇头：“我看不出来。”

　　其实，当时江青对周扬的认识是很模糊的，也没想到他和自己的谈话有什么深意。周扬是笔名，周起应才是真名。他皮肤很白，发亮，一看就知道保养得很好，只是修剪过度，满脸长着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锦上添花。”后来，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到八月间，江青先后从《文学界》杂志和《光明》杂志上看到了以周扬署名的《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三篇文章，阐述他的文学统一战线的主张。周扬明确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文学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心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