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七）

受王明影响较深的领导人还有不少仍在发表错误言论，彭德怀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江青看到彭德怀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北方局党校的讲演，题目是《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中说：“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观点，是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影响的反映。共产党不仅现阶段不赞成一党专政，即使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以党治国……”她又看到邓小平在同年三月十六日发表的《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也是宣传这种观点的：“我们反对诬蔑共产党人要搞一党专政，我们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只能顾及一党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

 “主席，你看，这些党的干部们的思想认识可是太低下了。连彭德怀、邓小平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一点都不懂，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看他们很难过关呀。”江青指着《共产党宣言》说：“你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里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的同志怎么连这点都不懂呢？”

毛主席说：“他们还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不懂得现在的抗日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不懂得现阶段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要向社会主义政权过渡的。不过也难怪，他们都是军事干部，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不够，有的根本缺乏理论修养，能否成为马列主义者还难说，邓小平留过学研究过理论，是否能好些？彭德怀还是老一套，又有个人野心，总想表现自己，常常会露出狐狸尾巴。我们今天在延安的困难局面，有相当的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他。去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彭德怀和朱德，当然也有邓小平这些人的啦，他们背着我，也背着中央发动了所谓的‘百团大战’。朱、彭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是为了‘保卫西安’、‘撑起蒋介石的腰’，说穿了就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兵力来保卫蒋介石，他们是真的把蒋介石看成抗日的领袖。在军事上，他们利用职权擅自调集了我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共四十五万人，占了我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战线上全线出击，同日伪军进行所谓‘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运动战、正规战，大搞拼命主义。由于我八路军指战员和华北人民的英勇作战，我们在战斗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歼敌二万零六百余人，但由于战略指挥的错误，以至我军竟伤亡二万二千余人，丧失了大片根据地，引来了日寇疯狂报复，给敌后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江青这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直接批评“百团大战”，所以一边认真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主席的话，一边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这次战役，完全违反了主席的一贯的指挥方针，是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向蒋介石政权献媚）、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也是军事上的那种‘速胜论’的典型表现。他们用大部队拼消耗，适应了日寇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需要，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以至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寇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集中其主力在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处于这种极其艰苦的境地。”

 “你讲得好，我看你的军事头脑比他们还要强一些。”毛主席站起来，划着火柴点了一支烟卷，继续说：“彭德怀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实力来保卫蒋介石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这也适合蒋介石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守实力，准备内战’、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奸计。”

江青也显得气愤了：“是的，是的。所以，蒋介石对朱德和彭德怀指挥的这次大战十分称赞，还在百团大战正在进行当中，他就给彭、朱打去‘特电嘉奖’，并鼓励他们再来一个。而在百团大战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拿起了屠刀，制造了皖南事变。我看朱德和彭德怀眼中根本没有你和党中央。”

 “他事先没有请示我，也没有向党中央请示。”毛主席说：“我当时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行动的。我还在战争进行中，就对王震、陈伯达等人说，朱德、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把我们的力量都暴露了，后果将很坏。”

 “事实完全证实了主席的预见。”江青说：“不是我当面吹捧主席，在我们党内真正能和你相比的一个也没有。”江青一生只信服毛主席，崇拜毛主席，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决不是夫娼妇随，而是政治上的真知灼见。

江青接着提醒毛主席：“彭德怀思想深处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听林彪同志讲，彭德怀是一九二三年带着入股的思想进入党内的，他和林彪说过：我彭德怀入了共产党的股了，下面就看共产党怎么样对待我了，对我好我就干下去，对我不好我又不是没地方去。所以彭德怀是一个要随时提防的人物。”

毛主席不停地点头：“你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三十年代初的彭德怀也很厉害呢，他跟着王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走了很长时间，还和朱德、陈毅这些人把我赶出了军队，闹得很凶呢。”

江青指着一些材料说：“今后和他们的斗争我看也不会少了。你看，他们的这些讲话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完全是在讨好地主资产阶级。抗日胜利后，中国必然还要有一个到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当然是后话了。”

毛主席很欣赏江青的这句话，立刻站起来：“你说得很好，说到点子上了。其实，彭德怀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他的什么发明，而是从王明那里贩来的破烂货。王明一回到延安，马上从极左跑到极右，公开提出要依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我讲了这话的第二天，王明和他的老婆孟庆树，还有康生、陈云和曾山等人从苏联回国到了延安。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人马上对王明等人巴结逢迎，投其所好，都来鼓吹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彭德怀只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罢了。”

就当年的形势来看，中国共产党才在陕北刚刚扎下根，势单力薄，四面环敌，能否胜利，前途茫茫，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人，往往寄希望于外部条件，特别是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从苏联来，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以共产国际的化身自居，引起党内一部分人对他崇拜，对他的话相当爱听。彭德怀就公开说过：“我们主要听王明同志的，他是苏联老大哥派来的，他代表斯大林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反对他就是反苏反共。”

只有政治上的知音，才能结成真正的革命伴侣，他们这么深刻远大的谈话，说明毛主席在江青心目中是神圣的导师，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是不可替代的贤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