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古巴间曾经的交恶、矛盾 . 邬拉努
前不久，在华约论坛上，一些拥古巴的网友与某些朝鲜支持者打起了激烈的笔战。分别贴出《 朝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古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之类的贴子，分别攻击朝鲜、古巴。据我观察，似乎笔战原因除双方个人矛盾外，还有对对方所支持的国家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有关。一些拥古巴的网友说朝鲜是朝修，而一些支持朝鲜的则说古巴是古修。这些朝鲜支持者认为古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那些古巴支持者认为朝鲜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当年是否与中国交恶的历史问题也翻了出来，做为某国不是个好国的论据。例如，一个支持朝鲜的网友指责古巴当年与“苏修”在一起，另一个支持朝鲜的网友甚至说，“在毛泽东时代，卡斯特罗曾疯狂反华”，所以“卡斯特罗不是什么好鸟”。看来，这其中还掺杂着以前中古关系恶化期间的“恩怨”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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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J, }* r5 l& @9 T$ C( c" q1 A 其实，不仅中古间有相互交恶的历史，那些年，中朝间也有交恶的历史，难道我们据此要说朝鲜也“不是什么好鸟”？我们不必遮掩、回避当年我国曾与朝鲜、古巴交恶的历史。但是，我认为，不能因为某国与我国曾经关系恶化，就说对方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就说对方“不是什么好鸟”。
, k6 I* v) R, N 因为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是这个国家的生产关系。而不是是否曾与我国交恶。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要正确认识一个社会，首先应正确确定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确定这生产关系所必然包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产品分配形式。因为这个社会的性质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决定。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所渭社会，而且是构成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有着特殊性质的社会。”（转引自〔苏〕罗森塔尔 尤金《简明哲学辞典》三联书店1973、287）即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决定这社会的性质。而这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就是这个国家的性质。如果这个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管这国家与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是否曾有过恶化。犹如判断某人是否是无产阶级革命者，评判标准是他是否忠实于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斗争事业，而不是这人是否与你（或某人）因为严重意见分歧而曾经交恶，也不在于这人是否有错误（又有谁能做到无错误而全正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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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朝鲜、古巴确曾与我国有关系恶化状况，但他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否定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错误的。当年中朝、中古间矛盾仍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矛盾，是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当年中朝、中古间矛盾，以及现在如何对待这些矛盾，的确值得我们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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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巴当年交恶情况
: w5 {4 h, V9 R# X3 T, O 古巴当初在中苏论战中是持中立态度，未象阿尔巴尼亚一样与我国紧紧地站在一起反对苏联。但由于相对中国，苏联向古巴提供了更多优惠贷款，更多援助，古巴与苏联有更紧密的经济、军事等方面合作关系。有网上文章《中国与古巴的论战》写道，“古巴每年轧糖、发电以及汽车所需石油 1500万吨，要靠苏联供给。古巴军队的武器装备全靠苏联供应”。另外，古巴所需的工业设备和车辆等，也主要由苏联供给。
由于古巴与苏联有更多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因此古巴与苏联有比与中国间更多的高层往来关系（以讨论和决定这些合作）。例如，60年代上半期中古友好期间，卡斯特罗未来过中国，却多次去苏联。我国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1979年版》讲，“1963年和1964年卡斯特罗两次访苏，双方表示‘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计方面是一致的’” （《各国概况1979年版》1283页）。而据一网上文章讲，“1965年上半年，卡斯特罗接连三次访问苏联。时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王幼平，对卡斯特罗如此频繁的访问颇有看法”。我想，“中国驻古巴大使的王幼平，对卡斯特罗如此频繁的访问颇有看法”，也代表着我国“对卡斯特罗如此频繁的访问颇有看法”。并且，《各国概况1979年版》指出“卡斯特罗两次访苏，双方表示‘对当前国际局势的估计方面是一致的’”，实际表明我国的看法：当我国猛烈批判苏联时，古巴却与苏联在国际问题上“一致”。这种表现是否意喻着古巴是站在苏联一边？这可能使我国很不高兴。
# g) l/ k2 [0 U7 g) T 另外， “1963年卡斯特罗访苏后谴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活动和宗派活动’，次年纠集拉美22国共产党开会，要求中苏‘立即停止公开论战’”（《各国概况1979年版》1285页）。由于世界知识出版社是外交部主管，当时出书没有市场利益影响，《各国概况1979年版》这种工具书的资料应来自外交部，并意思表达应符合官方看法。从这书中列举的两事来看，一般人会认为并未表现古巴在中苏争端中站在苏联一边，但《各国概况1979年版》也给予谴责性用语（“纠集……”），表明中国对“要求中苏‘立即停止公开论战’”是很不高兴的。另外，我国似乎认为卡斯特罗访苏后谴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活动和宗派活动”，是在暗批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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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胡志明也曾提出希望中苏“立即停止公开论战”（并且胡志明1969年写的、去世后公布的遗嘱讲，他“对目前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感到痛心”。这也间接表明他对中苏“公开论战”持否定态度，间接表明他对中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说法的不认同，他认为那是使“兄弟党之间的不和”的、使革命者“痛心”的行为。也就是说，他不认为中国批判苏联有必要、有道理、有正义性。因此，越南领导人并不是1975年越南统一后才倒向苏联，而是中苏论战时就已不认同中国的做法）。古巴等和胡志明都认为中苏公开论战不利国际共运团结，不利于国际共运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使他们这些处于反帝最前线的社会主义国家很为难。有一篇网上文章讲，“古巴国小力单，又有虎狼隔岸威胁，中苏对立使古巴处在十分困难、十分尴尬的境地，卡斯特罗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选择。卡斯特罗要转这个大弯子花了将近两年时间，可以说是一步一回首。在这段时间里，他尽可能在中苏之间做说和工作。1964年10月15日，赫鲁晓夫被轰下台后，他又尽全力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传到古巴后，卡斯特罗马上到中国大使馆吃饭、摸底、做工作，但收效甚微”。卡氏“到中国大使馆吃饭、摸底、做工作”具体过程不知道，但大致可知道，卡斯特罗认为，中国先前猛批赫鲁晓夫，是不是主要对赫鲁晓夫个人某些言行不同意。他通过吃饭与中国大使接触，想了解在赫氏被苏共批评并免去职务后，中国对苏共的态度是否会改变，并最终使中苏两国和解团结。他想为此做些说和工作。
9 z: H" ] H2 S) T { 当然，古巴做中苏调和的工作不止以上那些。1965年格瓦拉等人也曾到中国来，希望为国际共运团结，停止公开论战。但是，古巴做的这么多的中苏调和工作，不仅未使中苏关系和缓，却使中古关系恶化了。2007年网上贴出的、我国60年代驻古巴使馆官员写的纪念格瓦拉的文章——《格瓦拉与中国大使的诀别》，就曾讲道：1965年格瓦拉与中国驻古巴大使道别时，“那时中苏论战激烈，关系紧张。古巴领导人从本国的处境出发，最不愿意看到中苏分裂，希望中苏双方停止公开论战，被我国顶回，这又导致当时中古双方之间关系的恶化。”从这文章所说“希望中苏双方停止公开论战，被我国顶回”，和《各国概况1979年版》讲述可看出，古巴“希望中苏双方停止公开论战”成为中古关系最初恶化的原因。
由于当时我们党要进行论战，而苏联、东欧等国家都要求停止论战，因此古巴“纠集拉美22国共产党开会，要求中苏‘立即停止公开论战’”，古巴两次还派高级代表团到北京劝中国“停止公开论战”，卡斯特罗“尽可能在中苏之间做说和工作”，这些一般人认为中立的行动，实质如胡志明“对目前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感到痛心”的看法一样，间接表明古巴和拉美22国共产党都认为中国批判苏联没必要，应该停止。因此中国认为，要求中苏“立即停止公开论战”，实际是否定中国批判苏联，是认为中国干了一件错事，干了一件设有必要的、因而是分裂国际共运的错事，所以“被我国顶回”。而古巴“纠集拉美22国共产党开会，要求中苏‘立即停止公开论战’”，更是被认为向中国施压，帮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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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I* n# L- P9 f: V 如网上的名为《被遗忘的中古论战》文章写道，中国认为“卡斯特罗越来越倒向苏联，中共便觉得对古巴的大米供应成了打狗的肉包子，从六五年起开始缩减。中国对古巴的大米输出少了，……卡斯特罗发表了讲话。他说古巴今天除了面对美帝和形形色色的敌人之外，又有了一个新的威胁：大米供应的减少。这是因为中国撕毁了贸易合同。接下来古巴党报连续发表文章，说中共加入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二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卡斯特罗现在终于加入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三月十三日……卡斯特罗来到哈瓦那大学发表演说，他说中国人是最危险的修正主义者”。对此事，《各国概况1979年版》讲：“1966年卡斯特罗借口大米问题掀起反华浪潮”。从这话用词看，我国也承认“大米问题”给了古巴一个借口。也就是说，可能我国也认为，在“大米问题”上，我国与古巴发生了矛盾。
“1967年古向我表示愿意改善关系”（ 《各国概况1979年版》1285页），其后中古关系稍有改善。但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1973年智利政变，使中古关系又急剧恶化。“1972年后，古领导人在尼克松访华和中国同智利政府关系等问题上不断对我进行攻击” 《各国概况1979年版1286页》。
8 _3 j' \* N" v5 L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及中国关于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建立从东到西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被古巴说成是中国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对付社会主义、背叛国际共运的行动。在此之后的很多事件上，我国以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行事，而古巴以支持争取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力量行事。而二者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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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S. A- w- B2 N8 j/ [ 1970年智利共产党和阿连德所在的智利社会党等进步政党组成人民联盟参加竞选，并获得大选胜利。“人民联盟在其执政纲领中指出，政府的基本任务是‘结束帝国主义、垄断集团、地主寡头的统治，并且在智利开始社会主义建设’” （ 《各国概况1979年版》1254页）。阿连德执政时，“将控制智利铜矿开采90％的美资安纳康达铜公司、肯奈科特铜公司和其他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几乎同时，还对国内控制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对外贸易的507 家私人企业实行国有化，广泛进行土地改革”， 没收了约3000个大庄园，从而基本消灭了农业大地主。同时“实行医疗、基础教育免费，低价出售粮食、生活必需品”，改善了劳动大众的生活、医疗、教育状况。当然这必然会引发美国垄断资本和智利资产阶级、地主的猛烈反扑。
& c, ~2 L# C: J* x2 c 1973年智利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在美国和本国剥削阶级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杀死进步的民选总统阿连德。皮诺切特军人政权建立后，大肆镇压智利共产党、智利社会党等进步政党，大肆逮埔并杀害智共、智社等的成员，并同古巴断交。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以及朝鲜、越南都与智利断交，并发起谴责智利政变当局破坏民主、践踏人权、镇压智共在内的进步政党并迫害进步人士的罪行的运动。以此来声援被镇压的智利进步政党和人士。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些进步、民主人士也加入了谴责皮诺切特当局、声援进步政党的浪潮。
我国当时继续与智利保持外交关系，也未加入谴责智利政变当局、声援智共等进步政党的运动。另外中国媒体谈及智利问题时，还批评智利共产党听信苏联而企图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和平过渡，并说智利目前状况是走议会道路的结果，是议会道路破产结果。几年后的《各国概况1979年版》1255页写着：“阿连德执政时……苏联乘机利用古巴，勾结智共，对智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渗透，并把智当作它推行‘和平过渡’的样板，引起了美国的严重不安和智利大资产阶级的激烈反对”。
2 Q6 K/ @& X) D t7 o: ^ 古巴为此指责中国不谴责皮诺切特当局法西斯行为，却指责为使智利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的智利共产党人和支持智共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说当智共最需要其他共产党人声援支持之时，中国却把它作为向苏联、古巴、智共发起攻击的时机。
我国建立从东到西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决定了我国当时不会与苏联古巴等一起谴责智利军政府和支持政变的美国。我国如参与谴责，就成为联合苏联等攻击美国、智利，违反并破坏了我国建立从东到西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从《各国概况1979年版》关于“阿连德执政时……苏联乘机利用古巴，勾结智共，对智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渗透，并把智当作它推行‘和平过渡’的样板”的讲述看，我国不愿意看到“阿连德执政时……苏联乘机利用古巴，勾结智共，对智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渗透”的情况继续下去。我国当时可能还以乐见其成的心态，看待美国支持下的智利军事政变，制止了“苏联乘机利用古巴，勾结智共，对智大力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渗透”。
" h) q. Z# H5 K! y+ L 《各国概况1979年版》1260页写道：“近几年来，苏古在国际上不断进行反对智利军政府的宣传活动，并攻击中国同智利保持外交关系。智利军政府谴责苏古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活动，并宣布反对苏古是智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以上讲述看，我国从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出发，是乐见其成的看待智利军政府“反对苏古”的政策和行动，因此也不会参与“苏古在国际上不断进行反对智利军政府的宣传活动”。
“1976年古就安哥拉问题再次掀起反华浪潮”（《各国概况1979年版》1286页）。安哥拉问题实质是1975年安哥拉独立时，美国派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出兵安哥拉支持亲西方的安盟、解阵，古巴则出兵帮助宣布走社会主义的人运而发生的斗争。网上的一篇军事文章——《天空战记：古巴空军与南非在安哥拉的战斗》写道：“由于害怕‘安人运’上台后在南部非洲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非干1975年12月出兵安哥拉支持‘安盟’武装，而‘安人运’则向社会主义的古巴求救，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毫不扰豫地向这个非洲国家派出了地面部队，另外还有一个古巴革命空军的分遣队去帮助建立安哥拉空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给予古巴以物资支持。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给南非物资支持。
/ y; w7 a+ u* v' } 一篇谈古美关系的网上文章——《古巴--危险时刻的邪恶敌人》写道：“1975年以后，古巴的"罪行"变得更加严重了。在美国的支持下，南非部队对刚刚独立的安哥拉发起了进攻。在安哥拉，古巴派出的部队和安哥拉部队同心协力击败了南非侵略者。古巴军队在安哥拉的胜利掀起了革命浪潮，被殖民统治压迫多年的非洲人民终于尝到了胜利美酒的香甜，也许"彻底解放"的梦想是有可能实现的。古巴的安哥拉之战对非洲解放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凭借着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古巴这个小国反抗超级大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巴改变了整个非洲。但在美国看来，古巴的这一行动是对美国权威的挑衅，激起了华盛顿的怒火。美国政府指责古巴将手伸到了非洲，为苏联"十字军"充当统治世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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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黑非洲一直在高喊争取将南部非洲从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下解放出来（尤如阿拉伯世界曾经长期高喊从以色列夺回被占领领土一样），但南非有黑非洲最强大的工业和军队，南非军队在南部非洲各国追击反抗种族政权的游击队是如入无人之境。如果说阿拉伯世界还曾与以色列打过几次战争的话（虽然每次是阿方失败），黑非洲却不敢与南非进行哪怕是一次战争（南部非洲各国游击队斗争、边界冲突除外），更显示了南非对黑非洲的强势和不可战胜。为此，黑非洲许多人都对推翻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丧失了信心。《古巴--危险时刻的邪恶敌人》是说，古巴军队出现在南部非洲的安哥拉，抗击南非军队，并最终在安哥拉击败南非军队入侵，粉碎了南非在黑非洲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黑非洲（包括南部非洲）人民争取南部非洲解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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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l7 K$ G2 N 从军事上讲，古巴军队在安哥拉击败南非军队入侵，使西南非洲反抗南非占领的游击队力量有很大发展。安哥拉成为西南非洲、津巴布韦反抗白人种族政权的游击队的后勤补给基地和前进基地，南非军队如想进入安哥拉摧毁这些基地，古巴军队就以阻止南非入侵为名阻击南非军队。因此古巴军队进入安哥拉之后，极大改善了南部非洲人民反抗白人种族政权的军事斗争条件，大大促进了反抗南非压迫的游击队的发展。例如当时人口只有85万人的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反抗白人种族政权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的游击队……1975年以来，加强了活动，其人数己从一百人发展到五、六千人，驻在安哥拉南部，在纳米比亚境内未建立基地” （《各国概况1979年版》第733、734页）。
: `/ r: N) I4 k5 x 古巴和安哥拉人运在抵抗南非入侵方面的成功，鼓舞着黑非洲人民；而安盟却伙同南非对古巴和安哥拉人运的进攻。所以非洲统一组织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与南非为伍的安盟，而承认抵抗南非的人运政府为安哥拉合法政府。“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除个别国家因安哥拉未成立民族团结政府（实质是未与伙同南非侵略军一起作战的安盟成立联合政府——笔者注）而不予承认外，均己承认由人运执政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中国未予承认”（《各国概况1979年版》第713、714页）“人运的安哥拉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几乎全部由苏联供应的”，在安哥拉“驻有古巴军队约二万人，苏联和东德军事顾问约一千人” （《各国概况1979年版》第7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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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哥拉问题上，古巴认为，自己支援有走社会主义倾向的进步组织（人运）反对美国支持下的南非的军事入侵，支援南部非洲人民反抗南非白人种族政权压迫，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的国际主义行为，是正确的。对于古巴在安哥拉的行动，南非和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大力反对的，犹如《古巴--危险时刻的邪恶敌人》所说，“美国政府指责古巴将手伸到了非洲，为苏联‘十字军’充当统治世界的工具。”我国从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出发，认为苏联支持的古巴在安哥拉的军事行动，是为苏联服务的，应该反对和谴责。在卡斯特罗同志80大寿时，网上一篇名为《卡斯特罗同志，生日快乐！》的文章写道：“我小的时候，在我们的官方媒体上，卡斯特罗形象十分不佳，他是社会帝国主义控制和侵略非洲的马前卒。他向非洲——特别是安哥拉——派出数以万计的军事顾问，因而提及古巴，我们必以雇佣军和苏修“豢养的打手”称之”。
对此，古巴当时指责我国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西方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支援进步政权反击南非侵略的正义斗争，背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阶级立场。
当然，以后在阿富汗问题、中越战争问题上，古巴也曾指责过我国。限于篇幅，就不去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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