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鲜当年交恶、矛盾情况
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中苏论战时，朝鲜如古巴一样，是持中立立场。我没有看见有资料说朝鲜如古巴、越南那样，曾经呼吁中苏停止公开论战。但朝鲜未支持中国批判苏联，并且朝鲜与苏联还保持紧密的经济、军事等方面合作关系，以及高层往来关系（例如1966年3月，我国拒绝了苏共中央请中共出席苏共23大的邀请，而朝鲜则派高级代表团参加了苏共23大），说明朝鲜对我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也是不认同的。以上情况可能使我国不高兴，认为朝鲜与苏联友好，倾向苏联。反映在《各国概况1979年版》上，记载着50年代每隔一两年中朝间就有高层代表团往来。大跃进期间往来间隔时间较长，在1958、1961年也记载有3个高层代表团往来，但该书没有记载着1962～1966年文革前这段时间中朝间有高层往来。却记载有朝苏间高层往来。这可理解为在当时，朝苏高层往来比中朝间密切。
由此也很容易理解我国在文革开始后，为何曾指责朝鲜是修正主义国家。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编辑印刷了《朝鲜劳动党反华言论集》一书（参见博恒“朝鲜研究博客”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反华言论选集书籍荟萃【组图】》），也显示那时中朝关系恶化。中朝边界上，中国地方上的广播，不时会对着朝鲜那边喊出些批判“朝修”的声音。在我国东北，也在我国居民中抓了不少的“朝修特务”。《乌有之乡》网站刊登的水陆洲的文革历史系列文章里，有一专讲黑龙江的文章，其中记录了文革中一次中央首长接见相互武斗的两派群众组织时的讲话，周恩来当时说，“现在你们都打红眼了，真正不想活下去了？现在打死轻于鸿毛，不怕死上前线。你们哈尔滨是反修前线，北有苏修、东有朝修、西有蒙修”。周恩来意思是，两派间武斗打死轻于鸿毛，你们地处反修前线，距修正主义们很近，要想打，应该去反修前线打苏修、朝修等修正主义。周恩来讲话凸显当时的中朝关系是很差的。
) b/ t$ [ K; J$ F& ^ 文革间中朝关系恶化，《各国概况1979年版》没有直接表述，但《各国概况1979年版》上，没有记载有1966～1969年9月间中朝间有高层代表团往来状况（包括没有中国代表团参加1968年朝鲜20周年国庆），间接表述着这段时间中朝关系的恶化。直到1969年9月底，朝鲜派崔庸健率团到北京参加我国20周年国庆，中朝关系才又逐渐走向正常。次年周恩来率团回访朝鲜，才使中朝关系基本恢复到以前的友好状态。因此中朝关系恶化的时间，比中古关系恶化的时间短许多。
1970年中朝关系基本恢复到以前的友好状态，意味未完全恢复到以前的友好状态。中朝在上世纪50年代时关系最好，其原因包括双方对国际主要问题上看法完全相同，两国有共同的敌人（美帝、日本军国主义）和共同的盟友（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而6、70年代双方的认识、行动出现了变化。朝鲜认为他的敌人仍是美帝、日本军国主义，苏联东欧等国家是盟友仍没有变。而中国则认为自己的敌人、盟友变了。60年代后半期，中国认为美国、日本与苏联等都是敌人，而年尼克松访华后起，中国已经认为苏联是主要敌人，美日是反对苏联的盟友。这种认识和行动上的差异，必然使基本恢复到友好状态的中朝双方，对苏美等国的相处上是完全不同。
4 f$ \& ?5 ?' v) Y3 R# Y3 Z 中国认为苏联是中国和世界的主要威胁，所以如60年代后半期一样，70年代也不派代表团参加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和苏共各次代表大会。中国与苏联东欧经济往来很少，而文教、科技交流基本停止。与此同时，与作为反对苏联的盟友——西方间的经济往来增加（首先表现在贸易额剧增），文教交流增加（例如包括龙永图等不少干部被派到西方留学，不少西方学者来中国考察、讲学等。一些西方学者乘机大讲苏联计划经济僵化性和市场杠杆调配的“神奇”，这种思想渗透，为80年代初一些精英讲要用“市场机制”搞活经济提供了西方经济学“知识”储备）。
朝鲜则仍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自己的盟友（这实际是不认同中国关于苏联是世界的主要威胁的认识），所以照样象5、60年代那样派代表团参加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和苏共各次代表大会，并照样保持朝苏间密切的经济、文教、科技、军事合作关系。
中朝关于敌友认识的变化和不同，在70年代两次中朝联合声明中也可觉察出来。1970年周恩来访朝时的中朝联合声明中，谴责性的讲美帝国主义有近30处，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有一段。而1975年金日成访华时的中朝联合声明中，谴责性的讲有美帝国主义只一处（包括要求美从南朝鲜撤军，则为两处），并且根本无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这变化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建立联合美英法日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有关。而朝鲜要求中朝一如既往地共同大力反对、谴责美帝侵略和日本军国主义危险的要求，已经与我国联合美英法日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联合战线要求相悖，因而不能实现。
& X8 q, ^/ A7 a/ b( Z; w 当然，中朝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盟友问题上的巨大差别，并不是只有理论上的、字面上的意义，中国的这种变化使朝鲜国家安全感受与以前完全不同。例如朝鲜一贯如一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现在朝鲜也是这样），我国在5、60年代也谴责日本扩充军队，复活军国主义，对东北亚和平造成威胁。但我国联合美英法日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联合战线的战略确定后，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不谈日本军国主义，反而支持日本扩军。中国认为强大日本军队将遏制苏联扩张，有利东北亚和平。
朝鲜是一贯如一地谴责美国在东北亚（日本、韩国）驻军，认为它是对朝鲜和东北亚安全威胁，并要求美军撤出东北亚。我国在5、60年代也谴责美国在东北亚（日本、韩国）驻军，认为它和日韩构成美国对中国半月形包围圈的最重要部分，也认为美国在东北亚（日本、韩国）驻军威胁中国安全，威胁东北亚的和平。但在70年代初我国确定联合美英法日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联合战线的战略后，我国只谈苏联的威胁，不再谈美国威胁中国的、对中国半月形包围圈了，不再反对美国在日本的驻军了，反而支持美国增加在日本的军事力量，认为这将有利对付苏联威胁。
70年代的朝鲜，并不认同我国关于苏联对东北亚和平、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说法。朝鲜如50年代时那样，认为威胁来自美帝国主义和它支持的日本军国主义和韩国。朝鲜肯定认为我们支持日本扩军、支持美国在除南朝鲜以外的东北亚扩大军事力量的做法，客观上是符合美日利益要求，并认为中国对东北亚美日军事力量的支持不符合朝鲜的安全利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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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从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国际上行事，朝鲜却对我国这一战略不认同，不加入反对苏联的战线，不能成为我国需要的反对苏联的力量。因此，1970年代起虽然中朝关系看上去还热乎，但朝鲜在我国外交关系上的分量已大大降低。我国从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出发，重点发展与反对苏联的国家——美日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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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m" M, r, t 中朝友谊、中朝关系重要性，很大程度来自中朝认同共同敌人、共同威胁是美帝以及美日军事集团，是中国认为朝鲜是抗击美帝入侵的前线，朝鲜认为中国是自己抗击美帝的后方的共同利益关系。当中国改变对敌人的认识，认为主要敌人是苏联，美国以及美日军事集团是中国反对苏联的主要盟友时，中朝友谊、中朝关系重要的上述基础实际上就已经消失。中国对外关系中，与美日的关系是重要的关系的同时，与朝鲜关系则急剧降到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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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c) f) K' O& y, X9 b2 M 因此，1970年代中国确立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之后，中朝对美日军事力量在东北亚的态度已经截然相反，并且在国际上宣传着各自不同观点，并按各自观点行事，但中朝并未就此翻脸，还是保持着较好的国家关系。不过，两国从此再也未恢复到50年代那样的、对国际主要问题有着一致看法的状况。两国按照自己不同的敌人与朋友的观点各行其事，我国重点发展与反对苏联的国家——美日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这种状况的延续、发展，是中朝关系走到今天状况的原因之一（经济关系差异是中朝关系现在状况的主要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