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中古交恶共同性、差异性分析及怎看待朝古
我们回看1960年代中期起，中朝、中古关系恶化的原因，具有共同性。那时中国认为苏联变修了，应该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而朝鲜、古巴并不认同中国的这一看法，他们都没有参与对苏联的批判，同时继续保持与苏联密切的经济、军事合作关系，继续保持与苏联的高层往来关系。并且这种与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比中国的关系更密切，这使中国认为朝鲜、古巴更认同苏联，认为朝鲜、古巴站在苏联修正主义一边。对苏联的不同态度，是当时中朝、中古关系趋于恶化的原因。
而1970年周恩来访朝后，朝鲜仍不认同中国对苏联的看法，朝鲜仍没有参与对苏联的批判，同时继续保持与苏联密切的经济、军事合作关系和政治关系，但中朝两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这表现出，中国不象几年前那样看待朝鲜与苏联的合作关系了，不因为朝鲜与苏联的密切合作关系而批判他为“朝修”了。
那么，为什么中朝关系在70年代基本恢复，而中古关系继续交恶并关系较60年代后半期更加恶化呢？
P+ t; ?1 x- G+ r 首先是1969年9月底，朝鲜派崔庸健率团到北京参加我国20周年国庆，主动表现了朝鲜恢复与我国关系意向。次年周恩来率团回访朝鲜，使中朝关系更加趋于恢复到以前友好状态。古巴如象朝鲜那样，主动派团示好，中古关系也许能趋于恢复友好。
但中朝关系恢复后能维持友好，重要是中朝虽对苏联和美日军事力量在东北亚的态度截然相反，并且在国际上宣传着各自不同观点，并按各自观点行事，但并不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判。朝鲜继续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军在包括日本的东北亚的存在，认为他们威胁着自己的安全。但对中国支持日本扩军、支持美军扩大在日本的军事力量的的观点，朝鲜也不进行批判。同样，中国也不批判朝鲜的观点。即大家各谈各的。
, ]% s, i9 J2 i. p' I7 X' M$ B% B3 n1 z 古巴与中国，如也能象上述中朝那样各谈各的，当时中古关系恶化也可能没有那样深。例如在智利事件上，朝鲜与苏联等一起与智利断交，并声援智共，声讨皮诺切特政变军政权；而中国未与智利断交，还批评智利共产党听信苏联而企图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和平过渡。中朝两国在智利问题上也是各说各的，各做各的，但互不批判对方。如中古也在智利各说各的，互不批判对方，则中古矛盾不会深化。但古巴直接批判中国，说中国不谴责皮诺切特当局法西斯行为和支持政变的美国，却指责为使智利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的智利共产党人和支持智共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又使中古相互指责，加深了相互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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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以美帝和日本军国主义为主要敌人的朝鲜，对我国联合美英法日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联合战线的战略，持不同意的态度，但朝鲜虽继续在不同场合高调谴责美帝侵略和美帝、日本对东北亚的威胁（或许朝鲜这样既谴责美日，又间接表述对中国联合美日等国建立反对苏联的战略的不同意），但他从不公开、直接地表示反对我国外交战略。而古巴则公开表示反对，说中国的外交战略表现了中国与帝国主义集团的公开勾结。这也加深了中古关系恶化。
华约论坛的一些坐而论道者说朝鲜或古巴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些支朝派人士，因为历史上中古交恶，就骂“卡斯特罗不是什么好鸟”。难道因为有不同看法或历史上曾经对立、交恶，就应继续对立下去，继续骂对方“不是什么好鸟”？这种状况何时是个头？何时才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落实到实处？而不只是口里喊喊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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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N- G; @9 G' E5 O: E2 F7 L 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为了同世界范围的剥削阶级斗争，消灭全世界私有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因为这国的无产者曾与那国的无产者曾经矛盾、对立、对骂而不实行。恰恰相反，应响应“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消除不同认识、不同区域间无产者的对立和谩骂，以便完成与资产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建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即使不能消除分歧、对立，也应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搁置分歧、对立和争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9 ~( b6 B! O% I4 K$ |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巴黎公社问题上的作为，充分体现了即使分歧、对立，也应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搁置分歧、对立和争论，“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进行过尖锐批判，但对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领导的巴黎公社仍予以大力支持（虽也指出他们的错误），应该成为我们处理曾与我们交恶的无产者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典范。
6 z) H9 {8 I" q9 S& p# J9 s6 S3 ] “巴黎公社领导人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委员中，主要是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王阁森主编《世界历史问题全解》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58页）即巴黎公社大多数领导人是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成员，公社领导成员由非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组成。马克思也说：“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2页）。仅从大的方面看，巴黎公社太多的大错误可被一些坐而论道者指责、批判。可指责、批判巴黎公社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或先锋队）领导，也没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由马克思主义者掌权，也未建立工农联盟……。巴黎公社在具体工作中有更多可指责的错误：未马上向凡尔赛进攻，未立刻实行法兰西银行国有化等等。 巴黎公社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批判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在巴黎公社上的各种错误呢？不应该！这时还进行那种批判，将不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支持巴黎公社进行的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伟大斗争，不利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声援失败后被迫害的巴黎公社成员。这时的批判是对正在斗争的巴黎公社或被迫害的公社社员背后插刀，虽然是以左的面目、“很正确”的姿态出现来批判“错误”。而且这时进行批判，将使世界各国无产者在是否声援巴黎公社问题上出现不一致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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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巴黎公社成立前，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并未参与对资产阶级斗争时，对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的那些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等对其进行批判，是应该的、正确的。在与资产阶级大的斗争的间歇，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无产者，批判错误思潮，尽量使无产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与资产阶级斗争时，则应首先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集中火力向资产阶级开火。
5 h1 E6 V. m8 ^3 S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不是全世界各处的无产者都正确才实行，无产者有错误就不联合（并且你认为别人错，别人就真的错吗）。革命导师不是号召“正确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人无完人，由人组成的任何无产者的组织、国家（如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没有错误。而且在很多问题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是“正确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会出现在需要全世界无产者集中火力向资产阶级开火之时，观点不同的无产者之间还在互相批判、互相开火，显示自己正确而别人错误。这样就不会把无产者的全部力量用于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把大量力量用于了内耗。因此如果搞“正确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永远不会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永远不会有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全世界无产者（包括所谓“正确的无产者”），将永远处于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之下。 马克思、恩格斯及领导的第一国际，并不因为巴黎公社领导主要由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派别组成，并不因为巴黎公社有太多错误就不去支持、声援巴黎公社，就去批判巴黎公社这不对、那有错，就否定巴黎公社及其伟大意义。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及领导的第一国际也积极支持、声援巴黎公社及其后受迫害的巴黎公社成员。这里可以看到，“正确的无产者”与“不正确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投入与剥削阶级的斗争。
巴黎公社成立之后，乃至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都高度肯定巴黎公社及其伟大意义。巴黎公社的经验，还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写入他们的著作。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从主要由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派别领导的巴黎公社实践中，吸取着经验来丰富自己的理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主要由与自己对立的派别领导的、有很多错误的巴黎公社的实践，并不是从排斥、不屑的态度来对待，老念叨着对其错误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是积极研究、发掘出巴黎公社实践中能给无产阶级革命以启示的合理、正确要素。
/ v1 d0 W8 Q4 A6 V5 Z* b' J0 q 当然，马克思他们也看到巴黎公社的错误，马恩写信给巴黎公社一委员，但不是以批判的态度，而是以同志的恣态就法兰西银行国有化等问题提出自己建议。巴黎公社失败后，马恩也是以总结公社的教训的态度，把他们认为巴黎公社的错误写在他们的著作中，作为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应吸取的教训，警示革命者。这里，并不存在马克思他们对巴黎公社的不屑或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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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他们对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出现的错误也看得最清楚。但他们也未以唯我最正确的恣态去批驳斗争中的巴黎公社的错误，去追究受迫害的巴黎公社成员的责任。但一些和我一样对马克思主义只知道些皮毛的（也许他们的水平比我稍高些吧）、坐而论道的左派，却以很正确的恣态去指责正与美帝的封锁制裁和侵略威胁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世界进步的人们和组织年年都在声援社会主义古巴，要求美帝解除对古巴的封锁制裁之时，我们这儿的个别坐而论道的左派却在骂“卡斯特罗不是什么好鸟”。当美帝的庞大的军事机器就在38线以南威胁朝鲜，美帝伙同全世界反动势力封锁制裁朝鲜，并全世界的反动媒体都以朝鲜不民主之类言辞攻击社会主义朝鲜之时，我们这儿的个别坐而论道的左派也在这儿说朝鲜独裁，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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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z& q- \% [6 v3 J; G2 j9 V 我们可以对朝鲜、古巴有些事持不同的看法（老实说，我对朝鲜、古巴的一些事也有不同的看法）。同样，也应允许朝鲜、古巴有不同于我们看法的做法。对他们的一些我们有异意的做法，我们也可以讨论交流。但最好不要因为朝鲜、古巴的一些事不如自己的意，不符自己的看法，就如华约论坛的一些坐而论道者那样骂他们是“朝修”、“古修”，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等（又如，尼共近两年从武装斗争为主转为议会斗争等斗争形式时，我国的一些左派也骂）。否则，无产者各部分都在互扣帽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永远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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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O6 H* ?& Q8 X 别人在进行艰苦斗争，我们不过都是些坐而论道者，我们应多些民主意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尊重，尊重在与帝国主义斗争并艰难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朝鲜、古巴；尊重还处于国内外资产阶级围攻下的尼共。尊重别人在为保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为迈向社会主义）斗争时有自己看法、做法的权利。不要有别人有不如你意的地方，就扣帽子的习惯。当然，对抛弃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美化资本主义的言行应该批评，但对阶级斗争、建设社会主义中采取什么方法、策略等问题，应尊重别人选择，由实践来检验（例如尼共现把议会斗争做为其斗争形式之一的做法，也应尊重）。
马克思、恩格斯从主要由与自己对立的派别领导的巴黎公社实践中，吸取其实践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应象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多学习社会主义朝鲜、古巴实践的经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复辟情况下，社会主义朝鲜、古巴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不管我们心里服不服，实践证明，总体上讲，在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上，社会主义朝鲜、古巴是做得最好的。朝鲜、古巴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这就是我对待朝鲜、古巴的态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