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厂里干活，第一年使我感到很满意，尽管可以说，我不是在过日子，而只是一味地干活。白天干，晚上干，夜里干，有时两天也不回家，虽然家离厂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到。我记得，有一个时期，为了做急件的活，一连干了六十个小时，只有吃饭才休息一会。这会弄出什么结果来呢？只要谈一谈下面的情况就明白了。我有时候从厂里出来回家，半道上就打起瞌睡来，瞌睡得碰到电灯杆子上。睁开眼睛，再走，接着又打起瞌睡来，朦胧中好像自己在涅瓦河上划船，忽然船头撞着岸边了，但现实生活立刻证明，这不是什么真的河岸，而是桥边上的粗栏杆。这么做工，既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情况，脑子里也不想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盼望着赶快过个什么节日，而到节日那天，又睡到中午十二点钟，甚至下午一点钟；还是看不到什么，什么也不能知道，什么也听不到；第二天还是做工，做那个累人的、连续不断的、要人性命的工，既没有丝毫人生乐趣，也没有丝毫休息。
巴布什金
这到底是为了谁呢？为了资本家！为了让自己变成傻瓜！只有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会感到快乐，于是也就不可能感到可怕的压迫和惨无人道的行径了。
总之，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凄惨地、忧郁地过着日子。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什么话，但是不明白它，同时也不会分析它。
写到这里，我要结束对我在变成社会主义者以前的那段生活的描写了。那时候，我是一个缺乏严格观点和信念的、只能充个数的平凡人。
有一天，也像过去数不清的那些日子一样，转动机在单调无味地旋动，皮带在皮带轮上滑动，车间里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工作，工人在加紧地劳动，领班也在手忙脚乱地奔跑，一会在车间的这个角落出现，一会又在另一个角落露面，而且还可以看到许多各式各样的好吃懒做的上司也在无谓地忙碌着。这一天，我站在虎头钳箱旁边，全身伏在18英寸的锉机上，继续修理机车偏心轮的鸡心卡头。另外还有两个钳工也在修理鸡心卡头。我们在拼命用劲，把衬衣袖口卷到胳膊肘上，而且脱掉了工服和坎肩。浑身冒汗，汗珠涔涔地落在工作台上和地板上，但是谁都没有理会我们。我们这么勤勤恳恳地干活，从来也没有人来夸奖，或是责备，也从来没有人叫我们放下这些做厌了的、劳累的活计，去稍微休息一会。
这一天，工作快完的时候，许多人都东张西望的，看看有没有停工的动静，因为每到星期六，大家照例在厂里拉放工汽笛前十至十五分钟就不干活了。
“任凭你怎么卖劲，活反正是干不完的！”别的帮里的一个钳工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说，他也是一个像我一样的青年人。我抬起头来，伸伸懒腰，习惯地瞅瞅四周，想看看有没有从哪儿蹿出个什么人来的丝毫危险；哪儿都没有这样的人，于是我就一面打量着他，一面回答说：
“我们在干井包的活，因此我不愿意落在别人的后面。”
“明天礼拜天，你们的一帮怎么样？还干活吗？”柯斯嘉（我后来就这么称呼我的这个同志）有用意地问道。显然，他早已发觉我是个愿意走上争取自由、平等和团结的光明大道的人。他有了这些想法以后，马上就有一股教育我的旺盛热力。
“不，明天我们谁都不干活，”我回答道。
“空下来，你在家干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事情要干，不过，不久，我们将要举办一次跳舞晚会，”我聊开了，心里也想叫他参加，去快活地消磨消磨时间。
“你家里有些什么书吗？”他问道。“你有时候看看什么书吗？”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我打心眼里感到惭愧，很久以来，什么书我都没有看，虽然我也有几十本书。但是，我不懂得这些书，因此它们一直躺在我的小书架上，作为年青人房间里的一种体面的装饰。然而，我心里想，我的这些书里，说不定也有柯斯嘉喜欢的书。于是，我就向柯斯嘉提议，哪天晚上或星期天上我家去看看那些书。柯斯嘉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稍微沉默了一会以后，他向我提议要我和他更接近一些，而且要我明天午后上他家去。我对这个友谊感到很高兴。虽然当时，我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朋友，但是还没有像柯斯嘉这样对我的朋友。放工后，我们俩一起走。他常常暂时离开我，去同别人谈几句话，然后再回到我的跟前，最后他把他住的房子指给我看。我们高兴地分手了，我答应明天一定上他那里去。星期天，将近一点钟的时候，我上柯斯嘉那里去了，很容易地就找到了他住的房子。女房东客气地把他的屋子指给我看，我走了进去。屋子不大，是正方形的。除了主人以外，里面还有两个青年人：其中一个，我很熟悉，因为他是和柯斯嘉在同一个帮里干活的，另外一个，好像是他的兄弟。我坐下了。我们一对一地攀谈起来，接着谈话完全停下了。这时候，柯斯嘉从什么地方里拿出一张印刷纸张来，交给他的一个朋友，要他看一下。这个朋友伸手接过去看着，而我们三个人则默默无言地坐着。我因为不知道这张纸上说些什么，所以没有特别注意柯斯嘉的朋友的阅读情况，也没有去注意这张纸头对这个读者起着什么影响。但是，柯斯嘉和他的另一个朋友却有些异样地注视着阅读的人。看来，他们的神情都很紧张。大家都默不吭声。最后，那个朋友看完了，把印刷纸头折好，交还给柯斯嘉。他这么做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我心想，这准是我不应该知道的私事。“怎么样？好吗？”柯斯嘉向那个仿佛感到很窘的朋友问道。
“行，很好，”那人回答道，接着就不吱声了。空气又肃静下来，好像有些难过似的。
“也许，你也想看着？那你就看一下吧，”柯斯嘉说着，就把那张纸头递给我。
我打开来看了。从开头几句话里，我就知道，这是一件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不平常事情。我看到的头几句话，在我心里激起了—种特殊的感情。思想不禁激动起来，我好容易才接着往底下看去。这张纸头说到神甫，讲到沙皇，也谈到政府，都是用责骂的口气。这上面每一句话都打动了我。我相信，这都是正确的，同时应该像这张纸上所劝告的那样行动起来。这时我的脑子里幻想出一幅情景：我由于确切的行为被处死刑了，我的一生完了。然而，这时好像有一把铁锤对我当头擂了一下，顿时，什么天上的王国都化为乌有了，而且它们从来也不曾有过。这一切完全是捏造出来，愚弄我们老百姓的。我立刻相信纸上说的一切，因而它越加强有力地影响了我。我好容易才把这张纸看完，感到这张纸在用汹涌的思想使我苦恼。心想，把这张纸立刻归还以后，纸上的详细内容就不会存在心里了。但是，纸上的思想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了。从此我就永远成了一个反政府的分子。这张纸是民意党人的。这是第一份秘密读物，我从它里面生平第一遭看到了反对政府的直言不讳的言论。我默默不语地将纸头递还给柯斯嘉，并且立刻领会到他请我来的用意，同时下定决心应该为这个事业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性命。我深信，柯斯嘉也是用像我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业的，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已经是弟兄了。至于另外两个朋友怎么看待这件事和心里怎么想，我是无从知道的。我之所以没有讲话，因为他们也像我所做的那样，表现了他们由于这张纸头而引起的愉快和满意。过了一会，这两个朋友走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便谈起心来。显然，我已经取得了柯斯嘉的信任，因为我们的谈话主题是讨论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再弄到这类文章和好的书籍，以便尽可能地增进自己的知识。柯斯嘉开始向我解说他很懂得的圣经，因为直到最近，他还是个虔诚的教徒，爱看宗教书籍。他竭力把神学解释为只是被现在的神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学说。然而，柯斯嘉没有说话的口才，不能把我远远地引到那方面去。接着，我和他一起到我的家里去。我们细看了我那儿的书籍。我力求在这些书籍中发现什么好书。但是，我过去的购书兴趣现在对我们两个人说来是颇成问题的。我们决定下星期日一同到市场上去找好书。不用说，我也再三地询问柯斯嘉，他是怎么弄到这些违法的纸头的。他说，有一天晚上，做完工，正要出厂，在另外一群工人中间，他被一个人喊住了，那人在厂门口塞给他一张纸，说：“喂，回家什么事也别干，拿去，看看它！”的确，柯斯嘉看了，而且为了和那个人谈一谈，几乎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不久，我和那个把纸头塞给柯斯嘉的人相识了。当然，他知道我看过了那张纸，知道我对自己完全不明白的事业表示了革命的看法和革命的行动，知道我愿意学习，再学习，愿意按照给我的指示去行动，力求尽可能在一切便利的场合吸收恰当的人，而且进行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