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启发工人的觉悟及灌输革命思想？

我本来就猜出我们工厂有一个人在领导这个事业，因为我曾经几次看见柯斯嘉同他谈话。有一次，在做工的时候，我和柯斯嘉两个人去找他了。我是被柯斯嘉当作一个可靠的同志来介绍的。我被介绍认识的那个人，身量很高，一个典型的男人，长着一双咄咄逼人的峻厉眼睛。他的目光一直刺到我的心里，我可真的发慌了。我像犯了过失似地望了他两眼，随即就把眼皮垂一下了，感到好像有一样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我身上似的。间忽，我也胆壮地抬起眼睛偷偷地瞧瞧这个使我感到透不过气的人。这人的一撮又密又宽的淡黄颚髯，激起了我对他的特别敬意，但是一遇上他的目光，我又变得软弱无能了。这些都太奇怪了。以前，我看到这个人，或者从他身边经过，从不注意他，而且也没有感到什么不寻常。他那时在我的眼睛里是个极其平凡的人。但是，现在，当我自己想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却在自己面前看到一个有觉悟、有毅力、有胆量的人。这人现在想洞察我的心灵是否真挚，想弄清我的性格是否坚定，想知道我的愿望是否赤诚，——在他的凝视之下，我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恐怖感觉：以致我没有能够说出一句话。Φ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印象。有一天，我走到他的机床跟前，打算从他那里听到一些特别有教益的话，然而第一次，他却用严厉的词句和问题把我吓唬走了。

“怎么？你在胡想些什么啊？”

“我想弄一本好书看看，”我喃喃地说。

“你要它干吗用啊？你看了一本好书，打算干什么？”

“情形很糟糕，”我说，“你瞧，别人都欺侮我们，不肯说真话，全都在骗人。”

“知道真话以后，你想干什么？”

当然，我没有吭声，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类问题是好。回到虎钳机床跟前以后，周密地思考起他向我提出的这些问题。不用说，我对Φ很不满意，他自己什么都没有说，却逼着我伤脑筋地去思考这些我应份不会知道、而且完全不懂的问题。但是，我对这一切的看法是，他们想考验我。我并且认为这些是对我的不信任，因此感到有点难过。但是我相信，我是会把这些问题完全弄清楚的，而且一定会弄懂它们。我和柯斯嘉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我们随时随地地都在一起，经常讨论各种问题。很快，我们也有了秘密书籍，大部分都是民意党人写的。我们对于这些书简直入了迷，竭力想办法小心地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

这时，我们的交友圈子也逐渐扩大了，逢到礼拜天，不是我们去看别人，就是别人到我们这儿来。生活情况发生了大变化，家里也好，厂里也好，周围的环境都起了显著的变化，但是我们对这点没有十分注意，仍旧一心一意地干新的工作。用不着说，我们只要发现对方和我们谈得投机，马上就想办法弄一本什么秘密书籍给他看。但是，我们在结交新朋友方面非常谨慎。首先，我们对于那些喜欢三天两头喝两杯的人、平素生活不检点的人，以及和厂里的领导牵亲带故的人，都尽量避开，不和他们来往。既然我们自己非常年青，因此我们也最喜欢和青年人接近。工作上的一两次的失败，已经使我再也不敢接近有家眷的人、中年人，或者中年以上的人了。因此，选择对象的范围，显得十分狭窄。我时常听到工人们谈起革命家们的旧事，谈到他们被捕和被关进什么石牢等等的情形。然而听得最多的是：很多人被捕以后，就永远不再回来，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有时候，我们和一些盲目相信自己的谈话的工人们争辩，但是我们也不是常常在这种争辩中占上风的。毫无疑问，这类谈话之所以形成，是有一部分根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过去住在工人中间的知识分子常常被抓走，后来再也看不到他们，而且得不到关于他们的丝毫信息。因而，一些无知的工人就异想天开地捏造出各种各样的荒诞无稽的故事。这些故事慢慢地流传开来，同时由别人任意地添上形形色色的恐怖情节。这种恐怖情节过去和现在一直成了吓唬所有多少有些迷信、还不了解工人运动的、见识不广的人的工具。我和我的朋友竭力不同散播这种幻想的人去谈话，去争辩。但是却特别乐意听这样的谈话：塞棉尼可夫工厂过去如何发生风潮，以及从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那里到处都有人偷看秘密书籍的情况。由于时常看到各种秘密书籍、接近具有革命信念的人、和同志们谈论革命的问题、制定各种改变整个生活制度的计划，使我们这两个在严格的辩论中经不住考验的人，生活经常过得非常激动。我们过去认为极其寻常的、还没有发觉到的这种生活，给我们的印象越来越新鲜。

这时候，我们对于加班加点的工作，从心里感到憎恨。傍晚，我们从楼底下走过车间的时候，总是恶狠狠地瞅瞅挂在墙上的亮着的电灯，玻璃上写着一排字：“今天小夜班，晚上七点到十点半”，或者“今天大夜班，晚上七点半到深夜二点半”。这两排字天天来回替换，也就是说，今天小夜班，明天大夜班。因此，我们每月都得工作三十天到四十五天，因而塞棉尼可夫工厂里有一些工人常常十分恶刻地说：“你我这个月过的日子比上帝过的还要多”，的确，该死的小夜班和大夜班有时候一个月叫我们多过二十天。

这些夜班到底剥夺了每个人的多少健康，是很难想象的。然而，他们把事情安排得十分狡猾，以致每个人在领工资的时候，总是确认，如果他们少做大夜班或者小夜班的话，就要比从不放过一次加班活的人挣得少。结算的情况是这样的：全帮的工资总额按照天数来分，而余下的钱是按照工资的百分比来分的。最好是做不太紧急的活计，那时做完当天的活，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回家，要是碰到做急件，领班就要强迫全帮干活，那时工厂里的放工汽笛的响声，就变成了恶刻的讽刺，好像是开玩笑。这种笛鸣只是说：今天夜里，你还要留下来干几小时活，别人已经关切地从那计工板上摘下你的工号牌，交到领班的办公室里去了，而没有工号牌是决不让你出厂的。你要是到领班那里请求的话，多半是徒劳的，结果不是和领班吵架，就是被解雇。这类事件，天天都会发生。工人们任意恶骂，诅咒工作，但是仍然得干夜班。我和柯斯嘉过去经常在夜里工作，丝毫不觉得特别累，不知道这种工作会损害我们的健康，一直到读了秘密书籍为止。现在，夜班工作却使我们感到相当的疲倦，因而我们开始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逃避它。我们还鼓动老师出来反对做夜班，说明做夜班的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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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巴布什金的回忆》。责任编辑：邱铭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