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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香港问题 —— 经济困境中的病急乱投医

2017-9-16 10:47|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163| 评论: 1|原作者: 赵浩阳|来自: 大浪淘沙

摘要: 香港问题的表象在于贫富差距、在于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在于回归后没有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升;香港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在于垄断、在于吸血的大资本家;但是香港的年轻人把这一切归咎于回归、归咎于香港不独立、归咎于英国放弃殖民,这就是本文题目所说的 ——“病急乱投医”。
再谈香港问题:经济困境中的病急乱投医
从横向来看,香港问题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右翼保守排外民粹主义普遍爆发在香港的具象表现;从纵向来看,是全球左翼运动四十年来缺乏理论和实践突破,最终香港的“经济问题”被赋予了偏离的“政治解答”,左翼运动被右翼势力所绑架。这横纵两个焦点汇集于此,再加上香港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形成了如今纷繁复杂的香港问题。

上一篇文章《香港:衰落城市和堕落青年》简单谈了谈香港问题,因为我之前的文章已经说过很多了。但是从留言来看,还是有很多新的读者没有看过我以前的文章,说的角度都很偏。今天我们就深入地从头捋一捋香港问题。

(一)香港的本土意识和政治谱系

“本土意识”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解释。在英国在殖民时期,“文化殖民”是一种重要方式,为了保护香港文化特质、保护中华文化传承,最早的香港“本土意识”是作为抵抗英国文化殖民的意识形态存在的。而当中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确定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英国就开始暗中使绊,刻意塑造香港为中英文化结合因此优于内地文化的本土意识,这时在港英当局、殖民媒体、御用文人笔下香港的“本土意识”具有鲜明的与中华文化、与内地切割的思想内涵。香港问题研究学者,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岑学敏博士就指出,英国在统治末期,大力宣扬所谓的“本土意识”,就是为了“去中国化”,强化英国当时统治,并力图在香港回归后存留英国的政治影响力。等到香港回归后,尤其是近十年来,“本土意识”则表现为更加极端化的排外、甚至港独思潮。从“本土意识”的变迁就能看出香港复杂的历史背景,于今天香港的混乱局面是密切相关的。

在香港回归之初,议会中主要是“建制派”和“泛民派”分庭抗礼。建制派的英文又称作“Pro-Beijing Camp”——光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们的立场了,是指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现有建制及中国共产党的泛爱国人士,包括民建联、自由党、新民党、经民联、工联会、劳联等。泛民派就是泛民主派的简称,政治立场与建制派相反,具体怎么相反大意体会一下就好,这个在文章里不好多说。从网上扒了一张老图,讲的还是比较清晰的:

再谈香港问题:经济困境中的病急乱投医

近两年来,香港政局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出现了第三极——本土派。顾名思义,本土派鼓吹香港“本土意识”,香港城邦论、香港独立论、英国再殖民论是其核心理念,本土派是政治立场上保守、行动力上激进的崭新政治力量。去年,鼓吹“港独”的团体“本土民主前线”成员梁天琦在年初的香港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拿下15%的选票。这被视作香港正式进入泛民、建制、本土(港独)三足鼎立标志性事件。

“本土民主前线”是一个激进的“港独”组织,2015年1月成立。主张由于历史、文化、语言等差异,香港已成为一个“民族”。这一组织由一群在“占中”运动中,反对香港泛民主派及学联等传统组织、反对非暴力抗争路线的参与者组成,他们认为“以武制暴”才是正确策略。对于泛民派来说,本土派的崛起严重威胁到了泛民派的票仓。本土派一直批评泛民派“斗争30年一事无成”,鼓吹暴力对抗,扬言要“港人自决”。这些思想与泛民派的极端思想颇为相似,事实上泛民极端派就有人出走成为本土派成员。(凤凰新闻:http://news.ifeng.com/hongkong/special/qdgd/chapter1.shtml)

差不多可以类比一下,就像中东自由派和当权派打来打去,打出一个ISIS来。

“本土派”在其宣言中表示“由于历史、文化、语言等差异,香港已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香港文化比中国大陆的文化更优越。”为了践行自己所谓的“港独思想”,“本土派”组织除了成为占中游行、旺角暴乱的主力军以外,还组织、参与了一系列针对大陆人的事件,例如“反水货客”和“反大妈唱蝗团”,这两起事件最终都导致了暴力冲突。

再谈香港问题:经济困境中的病急乱投医

从横向的整个世界局势来看,香港本地的极端保守、排外的“港独”思潮,在世界各国各地,都有本质相同但表现形式不同的广泛出现。我在之前的文章《在沉默中积累,在绝望中爆发:第三次民粹大潮中的人类世界》里说过,目前人类世界正在经历着第三次民粹大潮,而这一轮民粹化浪潮有三个明显的特征:反全球化、极右翼排外和网络化。

在欧美,右翼保守势力全面登上政治舞台中央。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美国川普赢得大选,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件。我认为,要将近两年来香港“本土派”的崛起与欧美发达国家极右翼保守排外势力的崛起联系来看。在欧洲,与香港“本土派”理念相类似的保守主义、排外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全面得势,如法国勒庞的“国民阵线”、希腊的“金色黎明”、瑞士的人民党、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奥地利的“自由党”、比利时的“佛拉芒利益党”、英国“独立党”、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新纳粹运动”………这些理念非常极端的极右翼政党,许多只成立了几个月,就在短短时间内成为全国第三大党、第二大党。这股思潮之猛可见一斑。

这一股思潮的根本原因,我再之前的文章里说过了。而香港问题,同样要这样找根本原因——经济问题。

(二)香港困境的根源

这一节的内容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这次我再不厌其烦的重复一遍。

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住在红磡,离李嘉诚的黄埔码头就几步路,我刚去的时候李嘉诚的工人正闹罢工,打出的口号是“十年未涨工资”。要知道,这十年,正是大陆开放自由行,香港资本家们赚的盆满钵满的十年。香港为什么闹,为什么那么排外——十年间巨大的收益都被四大家族瓜分,底层人民没有感到生活任何提升,反而看到的都是内地游客大量涌入带来的种种不便。他们看不了那么远,看不到背后的吸血体系,只好把因果用简单的逻辑联系起来,在最表面的问题上发泄不满。

这背后的根本,在于香港如野兽般的房地产业——它死死的扼住了香港经济的喉咙,榨干了香港经济前进的动力。房地产行业已经牢牢地绑架了香港经济与政治的方方面面:回归前,香港房地产以及关联行业增加值占香港GDP的份额在40%以上,整个区域经济活动几乎围绕着房地产业而转。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60% 以上,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主要依靠土地收入以及其他房地产相关税收。债券市场中房地产股占港股总市值1/3,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呈现“荣辱与共”的现象。房地产和银行业也互相依赖,房地产开发商和居民住宅按揭始终占银行贷款总额的 30%以上。香港四大家族——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四家,全部以地产发家。

再谈香港问题:经济困境中的病急乱投医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野蛮地产业下香港人民严重受损的生活幸福指数:香港平均房价为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 12.6倍,居世界首位。截至2011年,47.7%的香港市民因无力购买私人住宅,居住在公屋(政府廉租房)或居屋(政府限价房)内。而其人均住房面积仅有12.8 平方米。

高房价严重损害着香港的经济活力,曾经转口贸易中心的经济红利完全流入了房地产市场,而在全球贸易不景气、中国对外交流出口遍地开花的当今,香港经济转型乏力,陷入了全面的困境。很简单,我是资本家,投资地产业回报率最高,我肯定不会冒着风险去投资新兴产业;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去创业吗,我们活下去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土地成了香港几大地产商发家的基础,地产上的巨大收益,使得他们将触角伸向其他领域。以至于形成今天香港几大家族企业,控制香港几乎所有公用领域的局面。电力公司、水务公司、煤气公司,几乎都在这些地产商的控制之下。香港的经济被认为已经严重的卡特尔化——即几家大的垄断财阀掌控经济的方方面面,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普通人民只能在温饱线挣扎。

回归二十年以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香港从7000美元增长至如今的38000美元,翻了五倍有余,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七个经济体之一。然而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却丝毫看不出如何“翻了五倍”:根据2016年乐施会报告,香港70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为117万人,贫困率高达17.6%。香港最贫穷10%家庭平均月收入,从2001年的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十年间下降了16%。而这十年间,香港薪酬最高10%的人群收入增长率高达60%;1997年,李嘉诚资产70亿美元左右,2014年,李嘉诚个人资产310亿美元,增长442%,而李嘉诚近十年来数次“分家”,子女继承了其许多产业,李嘉诚家族资产,被认为超过1000亿美元。

据2016年瑞士信贷统计,香港人口中10%的富有人群控制着77.5%的财富,比十年前高出了近10%。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518攀升到了2016年的0.539,位居发达经济体之首。香港连续五年蝉联全球住宅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楼价入息比率为17倍,远超第二位温哥华的10.6倍。

一方面香港经济活力受损,兴新产业几无发展,上升渠道几乎被堵死;另一方面,香港人民亲身体会严重的贫富差距,仰望着高不可及的房价,这种不满情绪日积月累,成为骆驼背上愈来愈重的稻草堆。

(三)“病急乱投医”

我们已经分析过了,香港问题的表象在于贫富差距、在于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在于回归后没有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升;香港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在于垄断、在于吸血的大资本家;但是香港的年轻人把这一切归咎于回归、归咎于香港不独立、归咎于英国放弃殖民,这就是本文题目所说的——“病急乱投医”。

于是,本文的逻辑就和上文中探讨香港青年“幼稚病”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8%香港市民自认为是本土派;18至29岁的市民中,更有高达29.8%自认为是本土派。这里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我上一篇文章中说的是香港人均资源占有量高,本文中说香港贫富差距过大,是不矛盾、一体两面的。一方面香港作为发达经济体,普通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和所能获得的资源总量,绝对是秒杀发展中或贫困地区的;但是不妨碍出现资源分配不均、上升渠道狭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前者说的是绝对量,后者说的是相对量,不要混淆。

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次极右翼民粹大潮也是世界范围内的“病急乱投医”——全球化的巨大利益被跨国资本家独享,普通人民在全球化中只看到了被中国廉价商品摧毁的本地工厂、被第三世界劳动力抢走工作、生活环境治安状况被移民所破坏。他们看不到背后的资本主义吸血体系,只能最直观的表现为排外、反全球化、孤立主义、保守主义的极右翼民粹行为。

就像我在书里说的,左翼运动四十年不兴,这一股力量被保守主义挟持了:

再谈香港问题:经济困境中的病急乱投医

再谈香港问题:经济困境中的病急乱投医

再谈香港问题:经济困境中的病急乱投医

香港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占中”,全称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这一运动最早与港独和泛民都无关,是港大和中大几个教授发起,模仿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运动目的是“反资本主义”。中环,是香港最核心的CBD区,各大银行、垄断资本齐聚于此,其地位相当于纽约华尔街。所以说这些教授还都是明白人,知道香港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最初“占中”的前几年影响力很小,基本就是教授带着学生们表达一下立场、走一走形式。但是,非常遗憾的,近几年占中运动被泛民势力、本土势力、极端港独势力所裹挟、扭曲、绑架,完全改变了最初的初衷,变为右翼民粹主义动乱。

毫无疑问,香港幼稚年轻人的选择,是与香港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例如去年年初的“旺角暴乱”,本土派青年在旺角游行,抗议香港政府对当街摆摊小贩的管制政策。结果游行演化为暴乱,“本土派”青年点燃垃圾桶,自制狼牙棒、投石机,他们是在替小贩“伸张正义”吗?不,这只是一群无耻之徒在借道义之名发泄自己。

再谈香港问题:经济困境中的病急乱投医

陈女士卖烤鱿鱼和麦芽糖饼已有38年,她说:“我不同意(骚乱)。我们小贩不惹事,我们只是想谋生。我的孩子们叫我今天不要回来摆摊。但如果我不摆,就会损失七八千块(港币)。”今年春节,陈女士只摆了3天摊,赚了大约4000港元。暴乱发生当晚,她大约10点就收摊离开了,但第二天,她又回到砵兰街旁边的一条小巷,继续做生意。
另一个当事小贩曾启新亦表示:“我去到便开档,一直忙着做肠粉赚钱,招呼眼前的客人,根本没空去看对面街的暴乱。”曾启新带点怒气地说︰“我觉得有人以支持我们小贩之名,借题发挥去搞事。”
在年初的旺角暴乱中,香港公立医院接受130多名伤者,其中包括90名警员。而最终警方只抓捕了30多人(多数为“本土民主前线”成员),并且全数保释,暴徒只是受到“禁足旺角”这样无足轻重的惩处。
(http://news.ifeng.com/hongkong/special/qdgd/chapter1.shtml)

综上所述,从横向来看,香港问题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右翼保守排外民粹主义普遍爆发在香港的具象表现;从纵向来看,是全球左翼运动四十年来缺乏理论和实践突破,最终香港的“经济问题”被赋予了偏离的“政治解答”,左翼运动被右翼势力所绑架。这横纵两个焦点汇集于此,再加上香港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形成了如今纷繁复杂的香港问题。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大浪淘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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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龙翔五洲 2017-9-16 22:55
该文中说的香港的“经济问题”实质就是阶级问题。特色中国的“一国两制”不惠及香港的劳苦大众,反而壮大了香港的右翼势力,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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