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和碎片化恰恰是资本的障眼法

  新世纪的消费者：不得不买的东西，与不得不借的钱

工资越来越难挣、上班越来越累、工作越来越不稳定，这只是硬币的一面。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的成本越来越贵。想要负担这些成本，往往需要贷款借钱。

对于城市白领来说，住房贷款是最要紧的因素，一旦市场危机或个人意外导致收入减少或大笔支出，还贷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毕竟，住房被收回，意味着生活水平将在很长的时间内难以恢复。换句话说，正是金融本身造成了“金融民工”的焦虑。

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兴起之后，“蚂蚁花呗”、“京东白条”、各种“校园贷”应运而生，只要有一定的信用额度，从手机、耳机、音响、键盘、笔记本电脑，到口红、润肤霜、爽肤水、精华液、面膜，都可以提前、分期购买。它们很快俘获了不少大学生、青年劳动者，而他们此前大多没有使用过传统的信贷服务。

通过分期还贷款的方式购买住房和其他商品，这便是消费领域的金融化，是近几十年来金融在经济和社会中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的最大体现。其实，从各国的经济变迁来看，金融的主导地位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只不过在上世纪初期，金融还只是主导工业部门的运转，从制造业生产的利润中汲取大量的财富，尚未深入涉足消费领域。

二十世纪的前半叶，西方各国在一波接一波的工人抗争之下，开始提供诸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转型成为福利国家。公共服务的日益健全，促进了大众消费的快速增长。然而，197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岗位从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到亚非拉国家。面对欠发达国家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欧美工人的斗争力量被削弱了，他们在之前的斗争中赢得的种种福利权益，有许多化为乌有。于是，原本为劳动者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提供资金支持的公共支出便消失了。

这个时候，消费者信贷就担当起了这一大任——你依然能够有房有车，只不过你得将工资中更多的部分用来偿还贷款而已。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福利分房没有了，下岗职工的子女自然只能向银行的贷款部门请求购买住房的权利。住房、医疗、教育领域公共投入的严重不足，使得消费者不得不求助于贷款来满足这些领域的消费需求。就像花呗运营总监说的：“医疗、住房、教育是当下消费者的三项最大支出，蚂蚁花呗希望通过自身的产品能力，为更多有需要的就医人群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在大众消费的环节赚取利润，并不是金融部门的专利。在住房消费中获利的主要角色当然是房地产开发商。而电子设备的制造商、互联网服务的运营商也在不断忽悠消费者接二连三地升级手中的数码产品，购买一个又一个流量加油包。消费领域的大公司，源源不断地将劳动者已经获得的财富收入囊中，这靠的是被刺激起来的虚假消费需求，以及营销中各种迷惑人心的小手段。

在原本应由公共支出主要承担的教育领域，这一过程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不仅喂饱了学区房的产权所有者，还养肥了不少教育服务的提供商。参与这一个过程的不仅有教育培训机构，还有那些已经“公司化”了的公立学校——重点大学设立中学部，重点高中设立初中部，不断地开分校、开“国际部”，而这些分校、分部的学费自然十分昂贵。

从全国层面的统计数据看，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在增长，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也在稳步提升。然而，不断增长的工资并没有让我们觉得生活变得越来越容易，相反，我们发现生活中不得不需要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了，不得不花钱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也越来越贵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幅度远大于工资增长。换句话说，我们的消费越来越多，并不是因为工资增长之后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在乎钱、越来越大手大脚，而是生活逼迫、唆使我们花钱的时刻越来越多了。

而这背后，其实有着十分必然的逻辑。当雇主不得不给劳动者支付更高的工资，企业在生产环节能赚取的利润当然下滑。迫使劳动者增加消费、让他们把多挣的工资在消费环节重新“吐”出来，则是应对利润下滑的高明手段。而如果能鼓励劳动者借钱消费、让劳动者把多挣的工资用来还本付息，那么盈利效果自然更好。因此，企业自然有动力千方百计地扩大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尤其是借钱消费的需求，自然有动力不遗余力地抬升消费品的价格。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制造业企业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房地产和金融行业中，“脱实向虚”的问题喊了这么多年也还是解决不了。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的火热，遮蔽的恰恰是这样一个现象：劳动者辛辛苦苦尝到多挣工资的甜头，却又瞬间被企业和银行夺去。

  碎片化的劳动者，碎片化的体验

诡异的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明明每个人都被辛苦而不稳定的工作绑架、明明每个人都在不得不应付的高昂生活开支前疲于奔命，但我们并没有一种命运相通、同仇敌忾的感觉。不管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消费场域，人和人的距离都变得越来越远。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明明是相同的，但我们每个人的体验却是碎片化的、割裂的。

比如，形形色色的临时工、派遣工、外包工，即使在相同的工作场所劳动，彼此之间也常常形同陌路。在制造业中，非正式雇佣工人的流动性尤其大，使得他们难以形成稳定的集体组织。正式工与临时工、派遣工之间的待遇和身份差异，更在他们之间划上了一条清晰的分割线，让他们无法团结一心向老板争取权益。在一些正式员工集体斗争时，公司常常派出临时工应急、来抵消正式工斗争使生产效率下降的不利影响。公司给临时工制造出一种“你们工作的机会终于来了”的幻觉，让临时工无法与斗争中的正式工站在一条战线上。反之，在派遣工集体斗争时，正式工也不愿意为了派遣工而冒着牺牲自身更优越待遇的风险，常常没有太大的动力支持、参与。

再比如，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制造业不断向劳动力廉价的国家转移。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企业在本国吸收了更多低收入移民作为劳动力。这样一来，不愿丢掉饭碗的欧美产业工人就被动员起来，要求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收紧移民。在亚洲，产业向其他国家、其他地区转移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不断造成各地、各族劳动者之间的撕裂和矛盾。产业流动性的提高带来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压力，处境不同的劳动者彼此难以互相理解，再加上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世界各地的右翼民粹主义便开始不断滋生、壮大。

企业的空间转移，以及资金在不同地区和产业之间的流动，使资本流出地的工人遭受着工资拖欠、养老无着、失业乃至于难以糊口的折磨。在这一条件下，任何分化与恩威并施的手段，都很容易瓦解掉工人索要工资或经济补偿金的集体行动。老板跑路、工厂关停，本应获得补偿的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只能作鸟兽散。在负债累累的煤矿、在沿海那些打算搬迁的工厂，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窘况。

平台经济兴起之后，不稳定就业以一种新的面貌大批出现，同样造成了劳动者的碎片化。对于法律上不处于“劳动关系”之中的平台劳动者来说，以法律为话语的动员不起作用，平台式的工作也使得他们与同事缺乏日常接触，更难进行集体动员。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平台可以将工人以原子化的形式管理起来，从而削弱了工人的力量。

信息时代新的劳动形式出现，更是造就了新的、碎片化的劳动者。在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上，主动发布自己创作成果的人，是网站吸引流量赚取利润的主力，不论他们是否因此获取了报酬。而即使你不发表任何原创作品，仅仅是评论、点赞，甚至是搜索、浏览，你都为互联网平台生产了巨大的价值：你的互动能刺激作者不断创作，还能产生大数据使得平台更能把握住大众的消费心理。

但问题在于，当你在社交媒体上上传内容、参与互动时，只觉得自己在娱乐、在消费，根本没意识到自己为互联网公司创造了财富，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参与了劳动，更没意识到自己的心理、自己的活动受到了支配，并且还可能因此受到更大的支配。在这里，没有具体的工作空间，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只有在消费外衣下毫不自觉的原子化的劳动者。

消费领域的各种压力，尤其是消费金融的扩张，更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撕裂和原子化。对偿还房贷、偿还信用卡贷款的顾虑，对攒钱养老、攒钱给孩子上学交赞助费的迫不得已，使得许多城市职员为了收入的稳定，忍受公司的苛刻管理，乃至于“自愿”放弃加班费，放弃无固定期限合同。他们宁愿“三个人挣四个人的钱干五个人的活”（任正非语）、彼此之间相互竞赛，也不愿与同事们联合起来，争取整体待遇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