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当今中国，务实敏锐而又视野开阔的马云，以中国很多成功商人所没有的超越性思维，公然冒犯某类精英圈子信守的“市场教旨崇拜”，颇有大逆不道之味道地指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对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中医的医生在没有发现X光和CT机之前我们是没办法把肚子打开来看一看，所以中医的号脉，望、闻、问、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指挥系统，但是X光和那个出来以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相信数据时代我们对国家和世界的经济、数据明确的掌握，就像世界经济我们将会有一个X光机和CT机，所以30年以后将会有新的理论出来。”

马云这一“新计划经济”理念一经提出，遭到了钱颖一等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更多出于政治偏见而非理性讨论意义上的集体反对。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看来：历史已证明计划经济的失败。二十世纪全球经济中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无法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与发达市场经济距离越来越大，而且也无法与新兴的市场经济竞争。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几乎所有的计划经济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是这个历史大趋势中的一个例子，而且是突出的例子。

钱颖一的结论，显然更像是对福山《历史的终结》一书观点的粗劣仿制，而非出自对“人类尝试用计划经济替代市场经济，希望创造效率更高同时分配更加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之整个实践过程及其实际结果全面客观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实际上，东西方学术界存在大量对立数据与相关文著，足以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前苏联从经济最落后帝国之一的前俄超越性发展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而对前苏联解体之后因仿效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导致综合国力迅速衰落为被奥巴马讥嘲为“经济实力几乎不值一提之二流国家”的不争事实，钱颖一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非理性态度。

除了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刻意培育打造的“亚洲四小龙”一类新兴经济体之外，以新中国这样庞大的人口数字和贫穷的地域规模，依靠运作机制相当粗糙和人工信息处理能力非常缓慢后滞的老旧版计划经济模式，在短短十几年中从“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的例子，在全世界一百几十个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中，钱颖一能够找出第二个同等发展速度的成功例子来吗？

而作为以一个经过全面系统学术训练的专业经济学家，钱颖一竟然会采用人类历史长河中某一阶段的特定现象，作为驳斥在这一现象中发挥重大作用之杰出人物提出的崭新理念之主要依据，如此缺乏审慎分析研究对立观点之客观生成理由的必要学术理性，如此短少细致冷静倾听市场经济世界级成功运作人士基于第一手实务运作经验之独到见解的意愿，确实使人大跌眼镜！联想十几年前，此人为反对中国实行银行存款实名制而煞有介事地作出那样做会“引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荒谬预言，人们是否有足够理由怀疑：如果连对银行实名制一类相对简单之经济决策都无法作出准确分析和可靠判断的大经济学家，又怎么可能对哪种新型经济运行模式更适合人类发展前景这种远为复杂的话题，作出客观可靠而不是基于特定政治立场和利益归属的准确判断来呢？

因“吴市场”之名而闻名天下的吴敬琏认为马云说法非常可笑的理由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实践过“计算机社会主义”，就是计算机的社会经济，通过计划经济来模拟市场，根据市场供求来定价，以期达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同的效果，前苏联也曾建立了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建立的网络，各种数据直接报到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然而实践证明这一理论与方法根本行不通。

靠“吐痰论”道破国企改制之天机而名扬天下的张维迎则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市场真正最重要功能不是配置资源，而是改变资源，用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形式来改变资源的可用程度，甚至获得全新的资源。这些改变就是创新，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家创新带来的，这种创新不是数据能提供的，包括大数据。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一定是超越这些知识和数据的，也超越我们现在讲的大数据。仅仅基于数据的决策只是科学决策，不是企业家决策。

对吴敬琏之高论，以及张维迎的高论，容我另文商榷驳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