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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2017-9-20 00:3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677| 评论: 0|原作者: 老田等|来自: “开放时代杂志”

摘要: 集体化时期、共和国时期的研究,我很赞同“就地闹革命”的说法,有“改天换地”的一面,也有不离开“地方”的一面,地方的人文地理与历史文化有很强的连续性,这是研究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很重要的思路。
老田等: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老田 行龙 郝平 程凯 徐俊忠 李怀印等 · 2017-09-19 · 来源:“开放时代杂志”公众号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专题。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原编者按
  第四次开放时代工作坊由开放时代杂志社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合作,于2017年6月10日至11日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召开。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是“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近十多年来,对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的研究,成了学术界的焦点与热点问题。遗憾的是,一些偏激之论不仅失却学术讨论应有的理性,而且遮蔽了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丰富内涵,似乎集体化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没有地方传统的均质化的社会,似乎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民是没有主体性的农民。我们认为,这种对共和国重要历史阶段的简单化处理,是极为不妥的。

  本次工作坊旨在从个案研究入手,辨析重大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地方差异,深入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的脉络,呈现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多元性与主体性,从意识形态的争执中拯救乡村历史。

  评议、自由讨论及回应环节中发言者的标题为编者所拟。部分发言者的发言内容不在本专题之列,本刊将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后续刊出。

  一、 新材料与新方法

  行龙:《阶级成分登记表》: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研究的重要文本

  我想推动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注重“自下而上”的视角,不能总像以前一样“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首先要从资料做起,所以,我的这篇论文主要讲《阶级成分登记表》的史料价值。

  第一,黄宗智先生曾在文章中指出,《阶级成分登记表》已经不多见,不易获得,大家见到的也只有几十个村庄,是人类学家实地调查所得。经过这些年的搜集,我们发现《阶级成分登记表》还有很多,并不是黄先生所说的那样。第二,中国共产党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和文件,成为以后划分标准的基础和制定文件的依据。第三,我们已经收集到的不同时期的《阶级成分登记表》,内容是有变化的,“四清”到“文革”时期的《阶级成分登记表》最多。第四,从资料的角度看《阶级成分登记表》的价值:一是《阶级成分登记表》是相对可靠的资料,它在当时是决定一个人、一个家庭命运的东西,能不认真登记吗?二是《阶级成分登记表》是相对“长时段”的资料,从土改到高级社,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三是《阶级成分登记表》是内容非常丰富的资料,其数据库设计的变量至少在二百个以上,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它是能够推翻我们已有的认识的。

  最后,我想对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研究发表一些看法:切忌一哄而上,落入俗套。不少刊物目前都在编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相关栏目,有点操之过急。集体化时期的研究刚刚起步,方兴未艾,要踏踏实实做具体工作,资料的搜集、整理就是这样,保存这些东西是对中国社会、中国农村资料的抢救与保护,随着资料建设工作的加强、解读资料能力的提高,研究水平会越来越高。

  李怀印:谈谈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微观史视角

  刚才行龙老师在讲当代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史研究要用“自下而上”的办法,非常赞同从底层、从具体个案做起,首先把资料搞扎实,再考虑到不同地域的变化,这样比“自上而下”的解读更可靠。我今天的题目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问题,即如何从微观史的视角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之所以特别强调微观史,可能是1949年以后我们认识中国乡村历史都是从宏观的视角,揭示一个宏大的叙事。比如我们讲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乡村是由不同阶级构成的,当然是对的,阶级分析法划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农民进一步分为富农、贫农、中农。然后,我们在这些大的概念基础上建构了宏大的历史叙事,地主与农民之间如何产生对抗,经济上的对抗和政治上的斗争。我们讲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村社会经济,也是有大的叙事在里面,比如讲1949年以后的乡村中国政治,国外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说自从中国农村走向集体化之后,乡村干部起到国家代理人的作用,国家本是革命的结果,与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太大差别,是一种集权主义。而另一种看法恰恰相反,认为国家权力的渗透非常有限,1949年以前的一些社会、组织、制度、价值观念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所以,基层的干部不是国家代理人,而是旧日底层社会士绅的延伸,等同于旧式的乡村精英,以地方的利益为最高的考量,干部与农民的关系是地方精英的庇护以及普通乡民对精英的依赖关系。

  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经济,有人认为自从中国农业集体化之后,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非常低下,认为农业集体制是高度平均主义的,工分报酬与农民劳动没有直接挂钩,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这些都是所谓的宏大叙事,往往我们认为“理解”了这些大的制度的特征,然后进行推导就能得出结论,这就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视野。

  如何做到“自下而上”?也很不容易。20世纪80年代后,有研究者试图从全国下移到某个区域,所以产生了一些中层的理论,比如黄宗智先生,通过实实在在的区域经济的研究,提出“过密化”,不赞同集体化时期农民效率一定非常低下,也不赞同改革开放前农业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观点。我觉得仅仅有区域研究和中层理论还不够,要真正了解乡村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还需要引入微观的视野。

  什么是微观的视野?如果结合自己以前的一些研究谈些心得的话,微观视野尤其要重视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微观的制度,比如说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经济上的行为,其中首先涉及具体的劳动报酬制度,即工分制,农民在工分制下有怎样的回应,有计时、有计件,但光看正式的制度还不够。如果仅看正式的制度,就会直观地认为,在计件制下,农民干得越多,工分就拿得越多,而计时的话,积极性就受影响。实际上这只是正式制度的一方面,我们还要关注非正式的、无形的制度。生产队不光是一个集体,下面会有不同的劳动小组,大家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每个人的表现,自然而然地受集体的行为准则的制约。在农民社区里面还有做人准则的问题,不光是工分制作为单一因素在起作用。老人应该有什么表现,小伙子应该有什么表现,男女老少在特定的农村社区里面,对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期盼,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些都是无形的,官方没有任何的规定,但农民清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按照角色对自己加以定位。制度之外,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话语,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构成话语的基础,一旦农民群体对做某一件农活的规范行为产生一种认知的话,这种认知就构成一种话语,大家在共享的语境下进行劳动,话语起到一种制约的作用,这种力量可能比生产队长在田头的监督更有效率。第三个因素是权力,因为农村社会是相对封闭的社会,每个人都特别介意自己的地位,如果在语境里面发现自己的处境不佳,就得调整自己的一些做法,在别人面前改变自己的形象。所谓权力,不光是有形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生产队长当然最有权力,小组长也有权力,但一些老人、一些很能干的人讲话都很管用,这是一种话语力量,这种力量是在无形当中产生和实现的。总之,每一个劳动集体都会在种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之上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语境里的男女老少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都可以借助话语产生一种无形力量。把握好制度、话语、权力之间的互动,会有助于我们从微观的角度重新认识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更加宏观的经济社会问题。

  胡英泽:集体化时期每个村庄都具有典型性:《阶级成分登记表》数据库初步研究

  我们过去对村庄的研究基本把村庄看作是同质性的、均质性的,或者是个案研究的对象。我的这篇文章是在《阶级成分登记表》的基础上做了一个统计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村庄的差异性非常大,极具丰富性。研究者过去特别关注的是村庄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少留意生产队之间的差异性、生产队内部家户之间的差异。

  根据统计,我们发现,首先是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规模的差异性,生产队的户数差异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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