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2017-9-20 00:3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302| 评论: 0|原作者: 老田等|来自: “开放时代杂志”

摘要: 集体化时期、共和国时期的研究，我很赞同“就地闹革命”的说法，有“改天换地”的一面，也有不离开“地方”的一面，地方的人文地理与历史文化有很强的连续性，这是研究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很重要的思路。

　　五、综合讨论

　　李怀印：不同类型资料的综合运用

　　我们研究乡村史，资料运用非常重要，这两天的报告运用了不同类型的资料，各有其长处，也有一些问题。现在的研究主要依托两种资料：一种是文字资料，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藏的大量档案资料。文字资料的长处在于其准确性，生产队内部掌握的经济数据一般不会作假，这些是老百姓记忆里所缺失的。当然，也有局限性，尤其是涉及政治方面的，比如说“反右”“四清”中，很多都是表态性质的，不管是个人检查还是大会发言，还是各级汇报材料，都是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这就掩盖了很多活生生的情况。第二个是口述，缺点是记忆的选择性决定了我们会遗忘甚至扭曲一些记忆，但它对文字资料的补充作用非常大。

　　李放春：不古不今不中不西

　　集体化时期、共和国时期的研究，我很赞同“就地闹革命”的说法，有“改天换地”的一面，也有不离开“地方”的一面，地方的人文地理与历史文化有很强的连续性，这是研究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很重要的思路。陈永贵反映了古今的延续，他身上有儒家的特质，而李顺达身上又有国际的元素。共和国的特点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实践，我们的研究就是要发掘出它独特的东西。地方史可以扩大为全球史和文明史。

　　老田：三个传统

　　农村基层权力传递方式如何进行是我关注的问题。毛泽东时代有三个传统在起作用，之前是“皇权不下县”，以及基层社会化和礼俗社会的传统。1952年的单位制之后工人自发开始了礼俗社会的重建，提出了对管理权边界的限制。陈永贵是德行政治领袖，本身有很大的道义性质，有孔孟之道的影子，这就要求我们注意管理权威的生产和再造。

　　何浩：认知的完整性

　　过去，文学和史学是不分家的，但是现在历史学似乎更在意人类学和社会学。文学、哲学和每一个学科都是在历史影响下所形成的，除了一般的档案文献，口述、日记、工作笔记等资料的发掘就很重要，通过材料收集来保障认知的完整性，但是每一种材料都有其优缺点，通过多种资料不同形式、不同方法等运用，可能会帮助我们对革命史有一个更准确的了解。

　　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

　　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曹锦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李放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徐俊忠：中山大学哲学系

　　郝平：山西大学历史系

　　老田：三农问题研究者

　　何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程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马维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郭永平：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