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业合作化的构想及其地方实践 程凯：“社会主义高潮”之前——“稳步发展”阶段的王莽村农业生产合作社 我这两年写的论文主要围绕陕西省长安县50年代的农业互助合作，特别聚焦其中的两个村子，一个是这次论文里重点写的王莽村，另一个是皇甫村。这两个村是柳青的小说《创业史》的原型地。柳青为了写这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在皇甫村住了14年。皇甫村成立的“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王家斌就是小说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他是柳青一手培养起来的劳动模范和群众带头人。1953年成立“七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王莽村是小说中“大王村”的原型，这是长安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组建“联社”的事迹曾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亲自为其经验撰写了按语。王莽村的带头人蒲忠智是陕西省第一批全国劳模，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当选中共八大代表。长安县本属于“新区”，但由于其生产条件好，距离西安近，后成为陕西省直属的农业重点县。从土改到合作化、人民公社，乃至“四清运动”，长安一直都是工作试点县，是不断产生工作典型的地方。因此，对王莽村、皇甫村这些“典型村”的研究，特别适于考察1949年以后基层农村的历史轨迹，尤其是共产党农村政策的变化，它的要求和起伏，以及方方面面的要求落到村庄后产生哪些后果，形成何种状态。 和其他一些我们熟知的典型村不一样，皇甫村、王莽村由于有柳青这样一个作家的参与，由于有《创业史》这样的小说文本而多了一个记录、参照的层面。柳青的写作抱负特别体现在《创业史》初版的“出版说明”中，即，他是要写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而一般的历史记录、档案资料恰好难以充分还原巨大的历史变动过程中一般农民的心理应对机制和精神、感情、思想变化轨迹。当然，《创业史》人物的塑造非常受限于当时农村的阶级政策，尤其是1957年、1958年之后逐渐强化的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理解，这也是该小说在80年代中期之后广受质疑的原因之一。然而，如果拨开表面的阶级规定性，深入作者构造每个人物精神世界的方式，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作者在努力把握农村各个阶层和类型人物时所能达到的精确度、深度和广度。而这种对人物的把握又是高度结合于对合作化运动的政治性理解。甚至可以说，柳青的人物塑造、情节构造很大程度上渗透着他作为一个深度参与合作化运动的政治工作者对于合作化运动需要什么样的人的理解，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理解。从与柳青一起参与合作化工作的地方干部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柳青不是简单依据几个特定的“生活原型”创造其人物，而是在同时深入十数个工作典型的前提下，以这些工作中碰触到、体会到的经验、感觉、意识去形塑小说的生活世界。他所要表现的是一个被深层搅动的乡村社会，原有乡村社会生活的“常”与“变”都要被组织进一个更宏大的政治过程中获得新的形状和表现形式。在此意义上，柳青要把握、表现的“生活”不是政治支配力下的被动基层，或能把政治相对化的“原生态”生活，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群众工作、群众运动为中介而搅动、激荡出的生活才是此阶段本源性的生活。 柳青把合作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放在“人的改造”，放在中国民众的思想精神成长历程中加以认识。此把握的出发点与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有着高度的契合。因此，从柳青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他不是一个跟在现实后面的记录者，或传声筒式的鼓动者。事实上，他比许多干部更具有独立思考的层面，尤其涉及在多变的农村形势中不仅把握政策的推行、得失，更把握每阶段政策背后的原则，以及每项政策要遭遇的不同群体的思想波动，它引发的冲突与矛盾，进而展开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创业史》中所写梁生宝的“思想活动”，或许不是一个积极分子的实然状态而是柳青所理解的一个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成长的理想人物在现实状况中应该有的认识。这个应该有的认识不是单纯的“拔高”，它在现实条件中可以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来打造、实现。柳青在现实中正是力图扮演这样一个教育者的角色，他是首先在现实中着力培养出一个理想的人物，再去写这个理想人物。 我们看集体化时期的历史记录，每项工作都强调必须配合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但很多历史记录中的思想工作只是政策推行中一个抽象、符号化的环节。我们从中看不到当时农村思想现实的实际，尤其是老百姓对于每项制度、每项政策产生反应的思想、心理和精神机制。而柳青的文学书写恰好聚焦并试图捕捉这一层面。进而，他塑造的“理想人物”中也包含着对于理想的政治思想工作应该如何做的理解。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这是作家的现实认识逻辑。实际上的运动过程和政治过程不可能按照一种应然的方式展开。今天，一些研究重估《创业史》的价值，试图论证《创业史》才表现了真实的合作化历史。我觉得这种“误识”忽略了文学创作机制和现实机制之间的落差。 而如果要面对《创业史》书写的历史现实，恰好需要把握其“理想”跟“实际”之间的错位与落差。《创业史》作为作品有着必要的完整性、逻辑性。然而历史本身是不可能完整、封闭而符合逻辑的。实际的历史进程中充满矛盾、斗争，不可预测的因素、失控和调整。尤其对于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而言，历史的“实际”是要独立加以考察的，而不能依据小说文本的表现。只有直接深入历史，还原、把握了“实际”当中充满矛盾斗争的历史过程，才能够真正理解小说这个“现实主义乌托邦”的表现性，它的针对性和它的批判性。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暂时搁置对柳青作品的解读，直接投入到考察王莽村、皇甫村合作化历史的原因。即便就理解柳青所要着力表现的农民精神世界而言，农民的感情、意识、思想、精神通常不是以充分“意识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和存在着的，更多的时候它们是经由对涉及各自利益的制度、政策、工作方式、动向的反应折射出来。如果不能真正理解这些不断变动的制度、方针、政策、工作方式对老百姓到底意味着什么，触及什么样的利益，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不能理解他们那种反应的真实意涵。在此意义上，制度史、社会史、精神史、思想史不是分离的，要取得有效的融合性视野才能各自得到有效把握。 这是我为什么要写关于王莽村历史研究的一个背景交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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