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写的两篇论文都是关于王莽村和它的试办农业合作社。之前一篇主要讨论长安县作为一个“新区”在解放后的整个建政过程，从中来看蒲忠智这样一个全国劳模是怎样被发掘、树立起来的，长安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是怎样一步步组建起来的。这次提交会议的文章则主要讨论1953年到1954年中期试办合作社阶段的状况。事实上，1955年毛泽东所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标志着推动合作化的方式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之前主要采取试办重点合作社这样一种“典型带动”的方式，之后则转向“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全面规划”意味着整体合作化提上日程，在大家迟早入社的前提下，试办社以其增产增收的优势吸引一般群众的路径变得不那么迫切，相反，“改造落后村”就变得非常重要。但在之前的阶段，试办社、重点村的作用非常关键，试办社一定要办好。但是，这个“一定要办好”会带来许多问题。以王莽村的“七一社”为例，为了做出示范，政府会给予它很多优惠和政策倾斜，会投入干部、技术员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建立记分评工制度，如何采用先进技术。但重点村越先进，它跟周边村的反差就越大，后者就愈发显得落后。在一个村子里，试办社与互助组、单干户也构成同样的矛盾。于是，群众认为先进是“政府硬促出来的”，“人家走得快，咱们慢慢走，不跟他”。本来，培养典型的目的在于以“眼见为实”的先进带动后进，但适得其反，反而造成对立。而这与当时领导方法的畸轻畸重直接相关：越是重点村、重点社，上级指导越深入、细致;越是一般村、组，干部工作越流于一般化。为了扭转这种情况，当时采取的措施就是办互助合作网。论文的第一部分就是讨论王莽村的互助合作网。 事实上，蒲忠智对办互助合作网并不积极，他觉得这是个负担。这个网真能办起来，相当程度上依靠上面派下来的驻社干部。后来由此产生了一个典型经验就是当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又被收入《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的《让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带动互助合作运动——记中共长安县委试办互助网的经验》。这里面主要介绍了当时县里派到王莽村工作的驻村干部曹景俭，他如何在办互助网的过程中从农村工作的外行变成办合作社的内行，改变了“一般化”的工作作风。所谓互助网，实际上是将“典型带动”制度化的一个方式。“典型带动”就其本义而言，诉诸一种直观性和“见贤思齐”的自然意识，是对立于强迫命令的，照顾“自发性”“自主性”的工作方法。然而，仅靠塑造先进“典型”就自动产生“带动”效应在实践中被证明并不可靠。这与“典型”内涵、向度同民众惯习的差距以及工作过程的造作与“包办”都不无关系。由此造成“带动”不能只是一个自发过程而需经由进一步的制度设计和群众性工作来调动。 第二部分讨论一个典型个案，就是富裕中农叶振贤的退社风波。这个例子涉及怎么理解合作化运动中富裕中农的“动摇”。这一问题在上层曾产生很多争论，尤其是毛泽东和邓子恢的不同估计。在毛泽东做出上中农与下中农的区分后，中农对于合作化的抵触、动摇越来越被界定为来自于“富裕中农”的阶级本性。但从叶振贤退社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看到，他的退社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单干的增产额度可以超过合作社，另一方面也与试办阶段合作社“冒进”造成的经营不善以及复杂的人事纠纷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对叶振贤的退社，上级开始主要采取“向中农让步”的方式——通过不断调整地劳分配比例——竭力挽留，即便挽留不成，也采取“和平处理”的方式，把退社控制在一个“正常”的、基于“退社自由”原则范畴内的事件，避免与叶的对立，减少对社内、社外的冲击。可见，这时的“走自发道路”与“走社会主义道路”尚处于“竞争”范畴，两套道路区分的政治(斗争)性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尚未变成普遍的、社会性的意识。但接踵而来的“总路线”宣传则将两条道路斗争的意识大大强化、凸显出来。伴随着合作社的扩大，“统购统销”的推行，富裕中农的压力与日俱增。很快，退社三个月的叶振贤又恳求回到老社。上级迅速批准了他的回社申请，且并未叫他检讨，显然是更看重回社本身的政治象征意义——其回心转意“是我党团结中农政策的最好说明”，表明“退社是没有出路的”。叶的退社风波正处于“总路线”提出前后，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政策阶段对富裕中农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处理方式，以及中农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各种算计、判断和应对方式。 最后一部分讨论成立联社的问题。王莽村的办联社经验是收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毛泽东为其撰写的按语至今仍镌刻在村口，展示着王莽村的荣誉。实际上，联社存在的时间很短，之所以先办联社而不直接办大社是因为办联社比办大社能吸引更多户参加。一些人更愿意自己办小社而不愿加入大社与劳力、生产条件强弱以及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宗亲关系都相关。因此，一方面办联社是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强调联社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本位思想”“摊摊主义”，联社只是一个过渡形态，是为了向大社过渡的准备。而这一过渡实际上没维持多久，半年后，1954年秋季，四个小社就最终合并组成了王莽村“七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长安县的第一个大社。
作为一个典型村，王莽村合作社的每一步发展都和上层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整体规划若合符节，但这不意味着合作社只是上级的牵线木偶。在合作化各个阶段农民所表现出的形形色色的“积极性”与“保守性”其实都不是能被本质化的，与阶级属性、思想意识直接挂钩的东西，毋宁说它们是混合着各种外在要求与内在回应方式的综合体。只有耐心还原、剥开层层叠加的要求、意图，以及制度作用、现实利害、心理机制才能对每个“典型经验”进行有效解读，进而经由对这个“从下面来的”经验个案的解读把握这一时期历史展开的逻辑。 何浩：新中国成立前后农业合作化的曲折与展开 我的论文着重讨论当时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的政治状况。按理说，我们在研究时，会把他的视野归纳到中观或宏观上，但实际上讨论赖若愚在不同历史时刻整个的身心状况、认知意识以及历史感觉，恰恰是需要对他做一个非常深的描述或展开，这样才能够把握住在当年山西首先推行合作化过程中，赖若愚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在整个山西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他会在怎样的层面上决定、影响或者左右合作化运动的规模以及它的实践方式。论文前面三部分都在讨论赖若愚的问题，对赖若愚展开一个有深度的描述，才能把握住后面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微观和宏观不是那么的绝对化，要对历史事件做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把握，对当时的历史人物进行深描或细描是必须的。赖若愚是主动地或者说是以政治的力量非常强势地介入农村历史走向当中的。我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到互助组，再到合作化，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必然的历史趋势，而是每个环节都是可以撬动的，虽然后来没被展开，但都可以纳入到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当中。历史在后来的走向中确实迈入了合作化，即便如此，在后来的合作化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认识合作化? 论文的第四、五、六部分处理了从互助组到合作化的历史变动过程。在此变动过程中，山西的历史经验在当年是非常重要的，山西长治地区的十个试办合作社成为讨论中国农村走向的重要经验之一。对长治地区十个试办合作社的经验究竟能分析到何种程度，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发展方向认识的深度。在这个过程中，我着重分析了长治的两个村庄，一个是川底村，一个是枣烟村，枣烟村是武乡地区4个试办合作社之一。当年有许多人对川底村的合作社经验做了总结，这些总结在历史过程中是怎样被构建出来的，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中生产出来的?在生产经验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内容，不能够看到哪些内容?能够看到的内容，决定了我们后来怎样认识合作化的性质。试办合作社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一开始要组织起来的全是中农，尤其是在枣烟村的合作社中所有成员都是新中农，按理说是成分最好、觉悟最高的，但是在一开始试办的时候问题恰恰最多。在此可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共的视野中最能够组织起来的成员恰恰是不能组织起来的，在这些成员中后来做了哪些调节，使得成员组织得很好?合作社后来变得很好，这个过程中历史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打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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