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议 李放春：重返共和国初期 今天重返共和国初期，这段历史对我们研究共和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时期。 读文章时想到几组相关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做出合作化决策之前，关于土改和乡村的认识。 何浩谈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农化;一个是新的分化。甚至在文章中还提到：中农化导致了新的阶级分化。我不太认同这种看法。土改以后趋势的判断是有一个对现状的判断和对未来趋势的判断的。土改以后大多数是中农状态，而所谓新的阶级分化更大程度是在讲趋势。现状和趋势，这种感觉跟20世纪40年代初张闻天在晋西北调查比较相似。当时的乡村社会也是一个比较中农化的社会，但是他说未来趋势会是新富农的崛起，当时绝对的比例还非常小，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趋势判断实际上是他对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诉求。他在40年代的主张其实是新民主主义或者说是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现实的体现就应该是新富农，所以尽管很少，但是也要把这个苗苗抓住，这就代表了未来的希望。那么50年代初的时候，赖若愚做出这个判断时，其实比较类似，这个苗头已经出来，虽然还不是主流，但是新资本主义的苗头已经出来了，而这个苗头是山西省委不能认同的。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不是中农化导致新的分化，而是这个中农化背后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必然会导致新的分化。山西省委认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不能去巩固的，不然未来中国就会走到新资本主义。反过来，刘少奇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恰恰是说这样的一种趋势，第一不可避免，第二也不必害怕。刘少奇当时有个“养肥猪”的理论，猪呀羊呀要养肥了再杀，所以说这个东西不必害怕。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题与主义。我们回去看的话，赖若愚他们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从主义到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主义意识的话，那个问题很可能就不再是问题，但是由于他对社会主义方向的强调，才使得他认为在土改后乡村出现的有些苗头是非常严重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种“盛世危言”。这是我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关乎我们对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种认识，我个人觉得中国革命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思想领先”这样一个特点，而赖若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这样一种对于土改后乡村的判断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恰恰是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领先的革命特质。 第三个问题就是土改中老区与新区的政治生态的区别。我觉得，到50年代初，山西这样的老区遭遇的历史处境、社会结构问题、经济问题和50年代初那些土改新区的生态是不太一样的。对于像赖若愚这样的山西老区的高层领导来讲，他所遭遇的问题至少在他看来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再提高一步的话，不进则退，所以他讲的是战胜自发势力。而像关中的新区也好，广东的新区也好，它所遭遇的问题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贯彻。所以，程凯在文章中说，一个基层干部感觉不到内在的动力在哪，上面下来了，我们就干一干。我只是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吴铭：农业合作化三原则 先说一下程凯的文章，我最感兴趣的一段，是他讲到富裕中农叶振贤的退社风波，这个过程写得非常生动。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有三个原则：一个是自愿互利，一个是典型示范，还有一个是国家帮助。叶振贤退社，我觉得主要是反映“自愿互利”的原则有没有得到真正贯彻，或者说是如何贯彻的。叶振贤作为一个富裕中农，不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小说中，他都是“落后”的典型。他提出退社，当然有很坏的影响，然而上级还是给了他退社的自由。关于“互利”问题，程凯的文章也有详细介绍，叶振贤退社的原因在于，虽然是大丰收，但是自己的收入增长幅度比不上不入社，觉得吃了亏。也就是说，同样是丰产增收，他也承认增收了，但他盘算如果单干，自己的收入会增加更多。像这种情况，从经济学的角度和现实的角度，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你没有权利要求中农以个人经济上的“损失”(少增收)作为入社的代价，那么他可以自愿退出。可是后来，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退社不到三个月的叶振贤又恳求重新入社。我认为他是诚恳的，确实是自愿的，为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生产上遇到困难，“生产上劳畜力都不够”。中农的问题是往往“地多劳少”，这是很实际的困难。说他是审时度势也好，无奈也好，总之，真的是自愿退出，又自愿重新加入，所以我觉得，“自愿互利”原则在这个典型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书，其实最开始不是这个名字，当时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9月25日，毛泽东写过一篇《〈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序言》。到了12月，毛泽东认为那篇序言过时了，重新写序言，并对材料进行较大增删，将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两个名字的差异之大是显而易见的，中间肯定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值得我们去探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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