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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建设中的“革命化”

2017-9-22 10:52|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917| 评论: 1|原作者: 梁孝

摘要: 1973年以来国际经济相继发生了石油、粮食和债务三次大危机,很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就此终结。中国则安然渡过了这三大危机。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这改变第三世界发展轨迹的三大危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中国工业建设中的“革命化”
工业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就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言,工业化是必须的。但是,就现实而言,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是人口过亿的第三世界大国唯一个初步完成工业化,建成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为什么能够突破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瓶颈呢?能够以社会主义理想感召起人们的精神力量,最大限度地弥补物质匮乏,最大限度地以劳动代替资本,不断地进行工业积累,是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原因。

编者按:梁孝,哲学博士,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研究》一书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重点出版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丛书之一,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授权察网发布部分节选。


引言:中国的国家主权、工业化、社会主义是三位一体的。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必然会出现不同于欧美,甚至是“反”欧美的特征。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都不能忽略全球资本主义的冲击,不能忽视赶超的历史进程,不能忽视赶超进程中大国间的博弈,不能简单地把欧美的发展道路、社会模式、理论框架作为标准抽象地评判中国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解决工业化所面临的问题中形成的、发展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贫困的农业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进行快速工业化,领导人面临着什么样的国际环境?有什么样的国内条件?他们如何运用这些条件,如何创造条件进行工业化?当时的历史条件又如何影响他们的决策,制约他们的选择?在解决问题中,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代价,或者说是制度成本?什么是决策错误?这些讨论自然会远远超出单纯的工业经济和技术。


中国工业建设中的“革命化”

工业化需要积累资金。朝鲜战争后,美国在中国东部建立军事包围圈,进行军事和经济封锁。1960年,我国经济处于困境时,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并追讨债务,以此迫使我国屈服。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主独立,中国绝不能向美苏两霸的威逼利诱屈服。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我国的工业化已经失去了任何外部援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下,发扬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发扬高度的革命献身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精神力量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以劳动代替资本投入,继续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国家独立和发展建立了万世之基。其艰苦卓绝,其可歌可泣,其大气磅礴,值得我们后辈永远铭记。


(一)大庆·铁人

2009年,一部名为《铁人》的主旋律影片上映,受到观众和圈内人士好评。该片通过“铁人”再现了中国工业化的典型——大庆的史诗般的建设历程。


“铁人”不是一个虚构的典型形象,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是大庆油田建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是一个在新中国工业化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的代表。


“铁人”真名为王进喜,是一位钻井队长,他的豪言壮语,“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今天听来仍然让人觉得荡气回肠。


在解放前,中国石油工业及其薄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只有西北地区的甘肃玉门、陕北延长、新疆独山子几个小油田,西南地区的四川几个气田和东北地区几个人造油厂。油气产量只有12万吨,其中天然气7万吨,人造油5万多吨。石油职工总数1.6万日人,其中油田职工6000余人;各级各类工程技术人员623人,而地质勘探、钻井、采油技术人员只有172人。[1]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技术人员和日本人在不同时期在中国进行过勘探,无果而终,最后得出了一个“中国贫油论”。他们认为,石油蕴藏丰富的国家地质属于海相沉积,而中国属于陆相沉积,海相沉积面积极少。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是现代化工的重要原料。石油还是现代军事的战略物资,如果没有石油,汽车、坦克和战斗机、军舰无异于废铁。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石油工业有一定提高,并于1955年发现克拉玛依油田。1957年,全国石油产量达到145.7吨,其中天然油达到86万吨,人造油59.7万吨。石油职工14.1万人,石油勘探方面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有4.6万人,技术装备有所提高。


但是,我国东部工业较为发达地区无油,西部有油的地方又人烟稀少,荒僻遥远,难以运输。石油消费中,国产油只占38%,进口油高大62%,仅为进口石油花费1.34亿美元,占国家外汇总额的7%。


虽然石油部门不断努力,石油产量有一定的增幅。但是,我国的工业化正在迅速展开,石油缺口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1960年,全国原油需要1000万吨,全国只能生产500万吨,缺口500万吨。在当时的国际情况下,进口原油非常困难。也缺少外汇。很多地方烧木炭、酒精,北京的公共汽车背着煤气包。军用油品更是完全依赖进口。


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苏关系破裂。不要说中国缺少资金外汇大量购买石油,就是有,也很难大量买到石油,更不要说军品油。


中国工业化严重“贫血”,而且无处“输血”。


好在中国人并没有坐以待毙。中国人并没有迷信西方技术人员的“科学”结论,中国地质学者就提出“陆相生油论”。李四光根据自己创立的地质力学,提出石油勘探远景,认为康滇缅大地槽、阿拉善-陕北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有可能存在大油田。根据我国石油现实分布和克拉玛依油田的发现,以及李四光的理论,我国把石油勘探重点东移。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松辽平原发现大油田。1960年,石油部长余秋里决定抽调全国石油工业、科研院所的骨干力量,在松辽平原进行石油会战,以军事化的方式,争取一举拿下大油田。余秋里提出,“松辽石油会战,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前进,不准后退,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硬着头皮顶住”[2]


这一决定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给与大力支持。


1960年,千军万马来到松辽平原的萨尔图。石油系统1.5万人,其中地方和兄弟部门5000多人,当年转业退伍兵30000人,参战队伍超过50000人。这一年共动用钢材、设备和其他器材16万吨,除国家分配、地方和兄弟部门支援的以外,石油系统1959年底的库存几乎用光了。


萨尔图当时只有几处牧场和几百户人家。突然间,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萨尔图,从安达到萨尔图50公里的铁路线上,到处是机械、设备、物资、材料,人们分散在这片大草甸上,开矿找油。当时既壮观又混乱。刚开始,后勤供应一片纷杂混乱,没有吃喝,没有运输工具,缺少物资。但是,人们一刻也没有休息,立即开始投入工作。


铁人王进喜也是在这时来到萨尔图。一开始钻机未到,王进喜带领职工主动帮助卸运物资。自己的钻机到了之后,在缺少吊车的情况下,王进喜和工友们用撬杠、大绳、木板、钢管,人拉肩扛加汽车的办法,把钻井机设备化整为零,运到井场,再安装起来。经过七天七夜,立起井架,开始打井。只用5天零4个小时,就打出了一口井,创造了最快纪录。


在王进喜的钻井队打第二口井时,出现了井喷事故的苗头,若不赶紧把井压住,钻机就有陷到地球里去的危险,井也要报废。当时的钻井作业缺乏重晶石粉,王进喜就要求土方法进行紧急处置——把准备固井用的水泥往泥浆里加。有同事提醒说,泥浆里加水泥有风险,万一凝固在井筒里井会报废,还是等领导同志来看一看再说。王进喜没有犹豫,当机立断,立即实施。由于没有泥浆枪,也没有搅拌器,泥浆搅不均匀,压不住井。王进喜率先跳到泥浆池里用身子去搅拌。其他人也一个个跟着跳下去,在连续搞了几十个小时之后竟然把井喷治住了,保住了油井和钻机。[3]

中国工业建设中的“革命化”

(图片说明:铁人王进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代表人物)

1960年4月29日,在萨尔图召开的“石油大会战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作为劳模,骑高头大马,戴大红花,进入会场。余秋里部长在扩音器前带头高呼,“向铁人学习”。学铁人,赶铁人的群众大竞赛热火朝天地展开。


萨尔图草原位于北纬46度,夏短冬长,国庆前后就下雪,冬季最低气温零下36度。它是松花江和嫩江的自然泄洪区。在四五月份,大地开化,泥泞不堪,随即又到雨季。在大庆初创之时,人们住的地方、钻井的地方,遍地积水。人们战天斗地,经常在风雨里饿着肚子坚持施工,在摄氏4-5度泥水里工作,有时只靠辣椒水取暖。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艰苦奋斗。


这里有成千上百的“铁人”!

经过奋战,全年共钻进91口,试井63口。全年共生产石油97万吨,年底日产水平达到7000吨。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宣布,“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上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


1965年年底,全国炼油加工能力达到1423万吨,原油加工量突破1000万吨,汽油、柴油、煤油、润滑油四大产品产量达到617万吨,产品收率达到56.9%,石油产品品种累计达到494种,石油产品自给率100%,产品质量优良,合格率全部为100%。我国可以自己研制、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安装、建设大型炼油厂,并形成了产、运、炼、销的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4]


大庆作为中国最大的油田,作为当时世界大油田之一,居功至伟,成为中国工业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象征。


(二)解放军也是建设者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特大地震。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投入,抗震救灾。由于雇佣兵历史源远流长,西方媒体对于中国解放军不是作为职业军人拿起武器维持秩序,而是全部投入救灾,大惑不解。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人民的军队,革命的军队。在革命战争时期,它担负着战斗、生产、宣传、组织等多项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它继承了这种光荣传统。人民解放军既是新中国的保卫者,也是新中国的建设者。在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们总是出现在最艰险、最艰苦的地方,写下了工业化浓墨重彩的一章。


建国初期,由于国家建设需要,有几十万解放军转归其他部门,成为建设者。1953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铁道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一个工程技术兵种,包括铁路、隧道、桥梁、建筑、舟桥、通信工程等部队,它担负着工程保障任务。战时,担负战区的铁路抢修、抢建任务,保障军队的机动和作战物资的输送,和平时期,主要参加国家铁路建设。1954年年2月2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任命王震为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月5日,铁道兵司令部正式在北京成立。编制10个师1个独立团、1所学校、2所文化速成中学,兵力10万人。铁道兵后来发展到3个指挥部、15个师、3个独立团、2所院校,总兵力达到40余万。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时,由于石油工业实力弱,劳动力不足,石油部长余秋里找到当时的参谋总长罗瑞卿,要求给与支援,参谋总部把当年3万退伍兵直接转为石油工人。这些解放军战士没有放弃解放军一不怕死,而不怕苦得的精神,在会战中发挥了巨大贡献。三线建设时,大西南地区基建任务繁重。一般的建筑工人需要解决家属问题和子女上学问题。但三线建设具有战略性、长期性特征,一些问题难以解决。为此,当时负责三线建设的谷牧提出,要实行兵役制,组建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通过军事化来解决这个问题。解放军基建工程兵要“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1966年8月,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正式成立,最多时,32个支队,156个大队,共49万人。承担繁重的基建任务。[5]

中国工业建设中的“革命化”

(图片说明:成昆铁路象牙微雕。成昆铁路是西南地区大动脉,以地形险峻、地貌复杂著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成昆铁路建设。


铁路是工业时代的象征。铁路的延伸代表着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深度和广度。


1958年7月,成昆铁路开工,它是大西南的交通枢纽,是工业大动脉,能够一举盘活西南各省经济。


但是,成昆铁路所遇到的困难极其艰巨。成昆铁路跨越地质断裂带。全长1100公里,有500多公里位于烈度7至9度地震区里,200多公里在8-9度的地震区内。沿线有沉积岩、岩浆岩和变质岩,受地质构造影响,大多支离破碎。


铁路途经高山大川,悬崖峭壁。成昆铁路除1次跨过金沙江外,13次跨越牛日河,8次跨越安宁河,47次跨越龙川江,16次跨越旧庄河。成昆线全线共有桥梁991座,总延长106公里,占线路总长的1/10。其中200米以上的大桥113座,1000米以上的特大桥2座。比桥梁更多的是隧道。


成昆铁路海拔落差大。从海拔500米的成都平原出发,沿大渡河及其支流牛日河上到海拔2280米的沙木拉达隧道,再顺着孙水河、安宁河一路下降到1000米的金沙江干热河谷,接着溯龙川江上行到海拔1900米的滇中高原。为此,不得不修建马蹄形“盘山铁路”。成昆线上的白果站至越西站,直线距离8公里,海拔差200米。火车走这个高坡,必须先走马蹄形转180度绕过去,再180度螺旋状180度过来。两条隧道间竟有8条隧道、5座桥梁,占这条路长度的72%。


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再加之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成昆线修修停停,进展极其缓慢。在投入1.1亿元后,只建成10公里隧道,5公里桥梁,只有成都到青龙场的61.5公里铁路铺轨通车。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1964年,成昆铁路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为了战备,加快工程速度,中央决定,由铁道兵来负责修建。18万铁道兵与铁道部第二、第四工程局组成30万筑路大军,开进崇山峻岭。

1969年5月12日,周恩来总理指示,非常时期,成昆铁路建设由铁道兵实行军管,统一指挥,加速施工。


铁路沿线不仅有悬崖峭壁、激流险滩,还有种类繁多的不良地质现象:滑坡、危岩落石、崩塌、岩堆、泥石流、山体错落、岩溶、岩爆、有害气体、软土、粉砂等等,而且数量很大。有的地方土石松软,一触即碎,有的地方坚硬如铁。在这样的地方铺路架桥,其艰险可想而知。


就以打隧道为例。

当年铁道兵打隧道并没有现代机械,绝大多数是钢钎铁锤。只有千米以上的隧道才有风镐。战士们要先在山岩上打洞,埋入炸药进行爆破,再用小车把土石一车一车地运出来。埋入炸药的钻孔一般需要直径4厘米的,深度110厘米。战士们一人掌钢钎,一人挥霸王锤,就这样抡起大锤,一锤一锤在坚硬德山岩上打洞。连续不停,两天才能打成一个钻孔。战士们要一连气打六个小时,一天下来,手抖得端不住饭碗。为了赶工期,部队每天4班倒,昼夜不停。即使这样,一条几千米的隧道,双向开工,要一两年才能开通。很多战士,往往打通一条隧道,也就到了离开的时候。


就是这样,铁道兵和助战的铁路工人、民兵,共打通427座隧道,总延长345公里,其中长度在3000米的超常隧道9座。成昆铁路隧道接近总长度的1/3。[6]


修建成昆铁路不仅有汗水,还有牺牲。一千多铁路工程兵战士长眠在这里!


今天,成昆铁路已经为大西南的铁路枢纽,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铁路之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73,中国象牙雕刻作品《成昆铁路》被作为中国赠送给联合国的国礼之一,这件象牙雕刻作为征服自然的象征,获准永久陈列在联合国总部。


向在中国工业化中流汗、流血的铁道兵致敬!


(三)劳动·资金

工业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就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言,工业化是必须的。但是,就现实而言,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是人口过亿的第三世界大国唯一个初步完成工业化,建成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为什么能够突破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瓶颈呢?能够以社会主义理想感召起人们的精神力量,最大限度地弥补物质匮乏,最大限度地以劳动代替资本,不断地进行工业积累,是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原因。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号召工业交通系统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毛泽东在冶金部建议学习解放军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 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国家各工业部门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政治指导员”[7]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提出“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石油部在大庆搞了一个大油田,投资少、时间短、收效大。”“每个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高等学校也要学解放军…… 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好的典型,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8]


如果结合前面所说的大庆会战和成昆铁路建设的历史,就可以看到,毛泽东要求工业战线学大庆,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要以政治工作推进工业建设,是通过有效的政治工作发扬革命传统,使建设者革命化,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不是在外部的利益刺激下进行生产,而是以革命精神,具体说,就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而主动地投入生产建设,以主人翁精神,以高度的自觉性、主动性投入工业建设,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建设新中国。


当年人们常说的“又红又专”、“革命加拼命”,“革命化”,这并不是如“极左”思潮那样以政治活动代替生产建设,不是用政治活动组织生产,而是要建设革命化的工业队伍,保证生产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以劳动代替资本,最大限度地推进我国快速工业化。


工业发展需要资金积累。快速发展就需要保持高比例的积累。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发展极度落后,又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经历了长期的国内战争,一穷二白,发展工业的资金极度匮乏。中国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发展为一个现代工业国,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奠定工业化的基础,就必然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工业发展。但是,同时,重工业投资周期长,收效慢。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必须最初长期勒紧裤带进行工业建设。最初,中国政府积极争取外援,从苏联获得约3亿贷款。抗美援朝后,中国真正被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接受,获得了一定贷款,援建的“156项”。我国的重工业快速发展。但是,1960后,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不但不能获得苏联援助,而且要在经济极度困难时向苏联还债。美国则对中国进行经济、军事封锁。在中国工业发展资金极度稀缺的情况下,不仅无法获得援助、贷款,宝贵的资金还在不断地流出。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从纯粹经济的角度看,已经无法对工业进行大规模投入,尤其是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重工业。


而中国则是以劳动代替资本,继续推进中国的工业化。不管是大庆油田的石油工人建设还是解放军工程兵,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劳动代替资本。


我们以大庆油田建设为例。

一个工人的工资在正常情况下,最少应该包括该工人的衣、食、住、行的费用,同时包括一定家人生活的费用,尤其是抚养、教育子女的费用。当然,这些费用中一部分可以通过福利的方式来表现。


但是,按照这种通常的标准来衡量,大庆油田初建时期的工人工资是极低的。国家投入的资金,更多地是投在了机械设备上。对参加会战的人的衣食住行投入不多。在三年困难时期,甚至连住宿和吃饭都无法解决。


大庆油田会战所在地萨尔图草原位于北纬46度,夏短冬长,4月份解冻,国庆前后就下雪,冬季最低气温零下36度。大庆石油会战是一种非常规的工业发展。五万人和大量的设备迅速涌进萨尔图。会战初期,工人居住的是简易帐篷、木板房、牛棚,连修理设备的厂房都没有。面对冬季严寒,工人必须要有住处,机械必须要有厂房,蔬菜必须有地方储存。可是,如果建职工宿舍楼,需要几十万平米,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建筑材料、施工队伍和设备,而且时间也来不及。如果在冬天撤走职工,实际上一年只能开工6个月,工期就会大幅度拖延。


最后,大庆会战指挥部决定模仿当地东北老乡,大建“干打垒”。

中国工业建设中的“革命化”

(图片说明:干打垒既解决了住宿问题,又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建设资金)


“干打垒”是萨尔图当地老乡住的房子。它除了门框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几乎全部用土筑成。墙壁就地取土,装入活动木夹板内,用木槌、铁钎分层夯实而成。房顶不用瓦,而是把当地的羊草和芦苇编成草把子做垫子,再覆上碱土泥巴,抹平而成。取暖则用火墙或土炕。这种房子样子土气,却墙体厚实,结实,冬暖夏凉,适合居住。


大庆会战指挥部先组织青年团员,搞“共产主义义务突击队”,突击搞“干打垒”。然后组建专业队伍,又号召广大职工自建“干打垒”。在正常石油开采之余,经过120天的奋斗,全油田完成30万平方米干打垒,实现人进房,机进房,菜进窖,车进库。


建“干打垒”节约了巨额的建设资金。土就地取材,劳动是义务的,从劳动力中挤出来的。“干打垒”造价每平米30元,30万平米投资900万元。如果是宿舍楼,每平米至少需要200元,30万平米需要6000万元。仅此就节省5000万元。[9]


这个5000万元是个什么数字呢?为了支持大庆会战,国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1960年给大庆追加2亿元建设经费。从1960年-1963年,国家在大庆共投资7.1亿元人民币。一个“干打垒”,当年节约国家追加投资的25%,节省了总经费的7%。


再说吃饭问题。

1960-1961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两年,尤其是粮食供应紧张。1960年,大庆油田浮肿病人不断增多,最多达到4000千多人。1960冬到1961年春,大庆工人苦熬苦撑,但仍在继续生产。


1961年,参加会战的职工已经达到5万,还来了2万家属,粮食问题亟待解决。余秋里提出,“与其苦熬,不如苦干,自己动手,生产农副产品,这才是积极的办法。”[10]大庆油田指挥部决定学习延安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开垦荒地,大搞农副业生产。一手抓石油生产,一手抓农副业生产。


油田指挥部组织各单位开始有组织地开荒种地,建立农副业基地,共开荒种地2万多亩。主要有三种形式:企业建立农副业基地,组建专业队伍,集中领导,统一规划,分级经营,独立核算,统一分配,等价交换;机关科室、厂矿井队班组,可根据情况就近开荒种地,集体经营,收获归集体分配;职工家属可以在“干打垒”前后自行种植,谁种谁收,不准平调。


1961年底,粮食作物总产量达到304万斤,蔬菜总产量1316万斤。还产了猪牛羊肉共十几万斤,捕了24万斤鱼。萨尔图土地肥沃,有的单位收获的最大的土豆重一斤半,最大的大萝卜8斤半,大白菜超过10斤,大倭瓜二三十斤。精打细算,可以吃到1962年5、6月份。


1962年,农副业生产规划。播种5万亩,产粮1000万斤,产菜1800万斤,扣除种子,职工人均粮食150斤,除补助定量外,人均留机动粮50斤,蔬菜争取自给。年底完成任务。


1963年,大庆开荒11.5万亩,相当于关内17万亩,当年播种10万多亩,产量2700多万斤。职工人均粮食160斤。除定量外,每人每月可吃补助粮5斤,油5两,肉五两、豆腐6斤。[11]


实际上,农副食品应该是国家投入的,但大庆职工却自己解决。这也为国家节约了一大笔建设资金。


什么是以劳动代替资本?


就是本应该由国家投入的建设资金,如大庆工人的住宿、粮食副食,由于资金有限,国家暂时无力解决,最后,工人们通过义务劳动,自己解决。工人用自己的劳动代替了国家的资金投入。这样,最宝贵的资金能够最大限度地投入到技术和设备上。


解放军也是如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最多时都达到了30-40万人,为我国铁路建设和三线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尤其是极其艰苦的三线建设。这是通过兵役制的形式,解决了普通工人的家属问题、子女教育问题,节省了资金投入。在资金投入极少的情况下下,直接投入千千万万解放军战士的艰苦劳动来参加工业化。

中国工业建设中的“革命化”

(图片说明:成昆铁路建设中的女民兵)


但是,以劳动代替资本投入是需要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高度的政治觉悟,高度的主动性,高度的主人翁精神,高度的奉献精神,总而言之,就是当年说的革命精神。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一项重要原则,投入一定的劳动,就应该获得相应的报偿。这本质上是一种等价交换原则。换成老百姓的话,就是拿什么钱,办什么事。但是,如果是这样,大庆油田、成昆铁路也许根本就无法进行建设,中国的工业化也会极其缓慢。


大庆精神实际上是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一种更高的要求,它要求的为理想、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能够无私奉献,甚至牺牲生命。


大庆建设者正是以这种精神来艰苦奋斗,排除万难。


在大建“干打垒”中,人们要在上班八小时之后,下班又要义务大干几个小时。在农村劳动的人都知道,挖土、和泥、脱坯,都是实打实地重体力活。但是,大庆各级领导干部,来自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专家教授、工程师,都以参加搞“干打垒”为荣,卷起袖子和裤腿,动手打夯挑土,挑水和泥,脱坯抹墙。整个油田,就是一个大工地。每到夜晚,挑灯夜战,人声鼎沸。


在解决粮食问题,大力开荒是时,一开始没有拖拉机、没有犁,大家用锄头、五齿耙、铁锹、十字镐之类工具进行开荒,有的从老乡那借来犁,用人拉犁。在集中开荒时,每天要抽出业余时间两个小时,无论什么人,一齐上阵。干部也积极参与劳动,石油部长余秋里亲自拉犁开荒。就这样战春旱,斗夏涝,抗虫灾,直到收获。


大庆人是在一定程度上自己解决吃,自己解决穿的情况下,战天斗地,在荒原上建成大庆油田的。

如果没有革命精神,很难想象大庆,想象成昆铁路,想象攀枝花。


也许从工业积累的角度上,我们才能理解“革命化”的意义,理解毛泽东号召人们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含义。革命化,就是不断继承、发扬革命精神,就是以主人翁精神,为了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快速发展为现代工业过,进行无私奉献。


(四)中国人毫无感知的三大危机

中国人民继承、发扬革命精神,以劳动代替资本,在计划经济时期完成了初步工业化,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却出现了一次大分流。中国工业化继续高速发展,而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却陷入困境。大分流的原因是1973年以来国际经济相继发生了石油、粮食和债务三次大危机,很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就此终结。中国则安然渡过了这三大危机。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这改变第三世界发展轨迹的三大危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只有在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历史广角镜中,我们也许才会更深刻理解中国独立自主,以劳动代替资本推行高速工业化的意义。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国的工业化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服务的,它要建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它又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国家的独立自主,为国家安全奠定基础。因此,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在这一时期,中国要面对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国家安全面临极大威胁。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充满忧患意识,立足于独立自主,立足于备战,立足于长远,立足于赶超,快速发展。这样的工业体系似乎过于“封闭”、“自给自足”,不符合纯粹的经济模型,但是,它可以有效地应对外部发动的侵略战争,自然也可以有效地应对外部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冲击。


前面讲过,大庆在国家财力困难,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工人自己盖“干打垒”,自己开荒种粮,养猪养羊,革命加拼命,硬是在大荒草原上建起了大庆油田。从1960年至1964年,中国石油能够自给。而且,中国石油工业在借鉴国际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自己研究、开发,建立了完整的钻探、运输、冶炼体系。


全国各行各业学习解放军,本质上也就是学习大庆精神,既要现代化,又要革命化。


而“农业学大寨”,则是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抛开具体的细节,“农业学大寨”的本质就是要农民组织起来,在国家财政有限,优先发展重工业业,在农村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农民们在人民公社这一组织下,利用集体的优势,兴修水利,开垦荒山,平整土地,提高粮食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利用集体可以发挥集中起来兴修水利,合理规划土地的优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粮食生产,保证了农村和国家的稳定。


可以说,中国人民在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的情况下,从长远利益出发,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以发扬革命精神,发扬主人翁责任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进工业化。


我们经常说战略机遇期,实际上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其含义。

从今天回头看,中国当时实行的赶超战略,高积累、低消费,就是一次工业发展的急行军,抓住了战略机遇期。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生产国组成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西方实行禁运,石油从不足每桶3美元迅速上升到13美元。随后,又不断攀升。虽然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真正陷入困境的却是第三世界非产油国。


二战以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都致力于工业化,且都有不成程度的发展。拉丁美洲诸国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工业化,以及亚洲各国的工业化,都搞得有声有色。但是,石油危机后,非产油国必需拿出原来4倍的外汇储备来购买石油。这样,这些国家只好用原来进口技术、设备,发展农业的资金进口石油。石油暴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随之暴涨数倍。比如印度。印度1974年有外汇储备6.29亿美元,如果按照原来的油价,印度只需要3亿美元进口石油,还剩下3亿多美元的结余。这笔钱可以进口技术、设备。但是,油价暴涨后,印度需要用12.41亿美元进口石油。突然间,印度从盈余3亿多美元变为6亿多美元的赤字。这个缺口几乎等于它的全部外汇储备。这样,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不得不大额度举借外债购买石油。[12]


更糟糕的是,1974-1975年,世界粮食大减产,一些国家又不得不举借外债进口粮食。


在当时出现了“石油美元循环”。石油暴涨,石油输出国组织获得巨额石油收入(石油以美元结算,这是沙特与美国结盟的协议),这些收入存入欧美大银行,又被以贷款的形式借给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用这些借款购买石油、化肥、粮食等。这样形成“石油美元循环”。其结果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债台高筑,债务累累。还有一点被很多人所忽视,这些贷款中的私人银行商业贷款占有很大比列,是浮动利率。


1979年6月,为了解决持续多年的通胀,撒切尔夫人政府把银行利率从12%提高到17%。在这之后不久,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把美联储短期利率从10%提升到15%,最后升到20%。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商贷与美联储基准利率挂钩,发展中国家债务暴涨。美国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第三世界国家就要多付40-50亿美元利息。不久,新兴经济体墨西哥、阿根廷宣布无力还债。第三世界国家陷入债务危机。[13]


如果说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危机一开始还是贷款买石油、粮食、机器设备,那么,随后就是债务延期,借新债还旧债,而到了最后,就只能不断借款还原来的债务利息。不管是用阴谋论解释,还是用西方精巧经济学理论进行解释,总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劫难逃,被“债务”这根绳子吊了起来,繁荣富强的工业化成为南柯一梦。


而中国,在此时则开始调整工业结构,随后进入工业起飞阶段。


这里,我们设想,如果当时国人迷信“中国贫油论”,没有大规模勘探油田,如果没有“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革命加拼命精神,没有大庆油田,没有非常规超高速发展石油工业,如果没有粮食基本自给,没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没有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财政平衡的家底,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三大危机,我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会如何呢?


 

注释:

[1]余秋里是当时的石油部长,大庆石油会战的组织者,亲历者,他的回忆更具权威性。因此,本节内容除特别注释外,事件、数据均摘自《余秋里回忆录》。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5页。

[2]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5页。

[3]王进喜:《为革命艰苦奋斗一辈子》,《大庆人学哲学(第一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页。

[4]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36-837页。

[5]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

[6]赵耕:“抹不掉的记忆:成昆铁路建设纪实”,《新长征》,2009年第1期。

[7]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9]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46-548页。

[10]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9页。

[11]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64-567页。

[12]参见[德]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赵刚、牧野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13]参见[美]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5页。

【梁孝,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作者授权察网(www.cwzg.cn)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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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龙翔五洲 2017-9-22 23:19
文章中所说的中国工业建设中的“革命化”应该不是如编者按中所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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