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农业部门实际上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部门。政府根据结构性调整计划制定经济政策，而跨国公司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控制以及农业进口的自由化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深层次改造，数以千计的农民被迫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全球化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提高了作物转化率，所谓“合同耕作”（contract growing）更是改变了农村生产关系，因此受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平常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 因此，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80年代即提出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直到90年代其才被确立为“正当的”经济发展总体机制。华盛顿共识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囊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各种华盛顿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美国家）相关组织所制定种种政策。威廉姆森为该共识提出的10条政策建言如下⑨： 一、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规避相对于GDP的财政赤字。 二、把政府支出从补贴引向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 三、改革税收体系，以拓宽税基并削减边际税率； 四、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 五、实行竞争性汇率； 六、贸易自由化——进口自由，尤其是减少数量限制（例如许可证）；任何贸易保护行为的关税额需相对一致且不能过高； 七、放松对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 八、国有企业私有化； 九、放松政府管制——废止阻碍市场准入或限制竞争的规定，仅保留涉及安全、环境、消费者保护和监管金融机构的内容； 十、保护私有产权。 简而言之，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可以概括为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放宽监管、私有化以及财政紧缩。结构性调整计划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越来越多的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被迫施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全球的垄断资本家们相互勾结，为了加速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他们起草了如下的协议：“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圆桌期间，联合利华（Unilever）、赫斯特（Hoechst）和汽巴嘉基（Ciba Geigy）三家公司与欧盟达成合作，而美国代表团受到了知识产权联盟的影响，包括辉瑞制药（Pfizer）、孟山都（Monsanto）和杜邦（Du Pont）。这些公司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he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的起草起到了重要影响，将关贸总协定的指令从纯粹的贸易问题领域延伸到知识产权领域，甚至包括对生物科技研发的新的生命形式的专利要求⑩ 。” 这一自由化进程不仅包含贸易领域，还包括金融和投资自由化。因此，乌拉圭圆桌协议的墨迹未干，1994年在马拉库什（Marrakech，【译者注】摩洛哥城市），一项新的多边投资协议（Mult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MIA）已经处于酝酿之中，这份协议计划1996年在新加坡世贸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上正式提出。如果不是由于南非发展共同体（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加上埃及（Egypt）、乌干达（Uganda）、坦桑尼亚（Tanzania）以及加纳（Ghana）的反对意见打破了共识，这项多边投资协议甚至会扩展世贸组织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 ⑪。 然而美国领衔的垄断资本集团并没有收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只是把原先的多边投资协议（MIA）做了无关紧要的改名（the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将其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导下的一项诸边协议，并且首先与该组织工业化的成员国进行协商。然而这一协议历经数月的全球运动后由于法国的反对终归失败，原因是艺术与文化方面的投资自由化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新自由主义扩张不遗余力的推动，意味着世贸组织重新开始积极扩张，手段包括2001年的多哈会谈（the Doha Round）、非农业市场准入（the Non-Agricultural Market Access, NAMA）协商，以及扩充服务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世贸组织的这些努力并未成功，只得让位于各种双边，区域性或诸边全面自由贸易投资协定。这些协定一部分是由美帝国主义发起的，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A）、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等。余下的协定大部分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在欧盟架构下主办的，例如扩充的经济伙伴协议（the expanded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s），或是欧盟与东南亚国家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译者注】即东盟）之间的双边协议。还有一些是新兴的帝国主义中国所主办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生产的全球化 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全球化”这一经济学术语，指的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投资的方式实现经济一体化⑫ 。这一概念与垄断资本主义在政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方面实现新自由主义的时间表上是高度契合的。 然而，各个生产领域的生产资料及其下游工业应用的数字化带来了技术飞速发展，构成了全球化生产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全球化诞生于技术革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产过剩危机促进了生产过程的进步，为不变资本扩展投资提供了机械设备。 不仅如此，技术革命带来了贸易、交通和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从而使全球化成为可能。航运货盘化、航空业发展以及通讯数字化是其中突出代表。这些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贸易扩张，同时也有利于资本输出，因为通讯方式的革命使得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更加便捷，更容易进行投机证券投资⑬ 。 劳动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迁，劳动与资本间已出现裂缝的所谓“社会契约”被彻底抛弃，资本家倾向于当前需求和生产步骤，签订大量的各种形式的灵活短期合同。 除技术与资本货物生产方面的进步外，全球化实现的另一关键因素是分包合同（subcontracting）或者说生产全球化的出现。生产外包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直到70年代随着允许外包原材料和成品免关税的工业园区的出现，才开始受到关注。这些特别出口区（special export zones, SEZs）最终演变为不同种类的贸易区（甚至是跨国公司经营其外包业务和呼叫服务的办公楼），在税收特权外还享有多项补助和优惠。在农业领域，高价值作物的合同种植就是外包的一种形式，而呼叫中心和其他各种网络业务则是外包在服务领域的表现。 垄断资本向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倾销过剩资本和货物以摆脱生产过剩危机的行为，并没有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创造新的工作机会，反而摧毁了民族产业和自给农业（subsistence agriculture），加剧了失业。 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由失业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组成的庞大产业后备军并非由于资本积累而成为剩余劳动力，其罪魁祸首在于新殖民主义和发展不良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构成了国际范围内的劳动人口过剩，他们被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全方位的压迫使他们的生活在极低的标准下仍难以为继。 本文认为，生产外包演变为全球化下吸取超额利润的另一种形式。利用从发达国家进口产品和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之间生产成本和市场价的差异，跨国公司迅速聚敛了超过平均利润率上百倍的超额利润。 在此背景下，临时移民劳工是帝国主义压榨劳动剩余最令人发指的例子。来自半殖民地的贫苦群众没有合法身份，在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竭力维持着底层生活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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