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十四）

为在银幕上体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斗争

　　列宁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在我们建国初期，党为了加强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周总理指示：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对剧本、制片、完成片、及发行计划和政策等提出指导意见。周扬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贯彻到电影战线上，便玩弄阴谋进行抵制。他们在电影指导委员会里除江青同志外，七拼八凑塞进了陆定一、李立三、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一伙反党分子，以及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江青同志虽然被这一伙牛鬼蛇神包围着，但她始终不怕“孤立”，不怕围攻，非常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行斗争。

　　1950年9月8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会上，讨论1951年故事片制片计划，胡乔木当即作了长篇报告，公然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电影艺术的创作，提出“应根据人民对艺术作品的整个要求来指导创作”，“我们考虑电影计划的根本出发点，是全国老百姓的需要。”在这里胡乔木不仅大讲“全民文艺”，而且极力反对体现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胡说什么“不企图以这些军事政策，战略方面来解决问题而仍然反映了斗争。”江青同志当即和胡乔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驳斥：“在军事影片方面，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属于政治工作方面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有种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大，这种片子也还是要的。象三大歼灭战这类片子，因为要忠实于历史，故事性会少一些，但是这些斗争的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的。如西北战役拍起来也会有困难，但是还要拍。”“明年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最要紧的是打垮美蒋武装的这一阶段的片子，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们已经经历过艰苦斗争与战胜过美蒋强敌，我们不畏惧任何侵略者来挑动战争。”江青同志在会上强调电影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广泛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在9月14日的会上，她又再次提出：“要搞三大战役，希望明年至少先搞出一个来！”“这样一部军事片，说的国民党有优于我们的武器弹药，开始时有多于我们几倍的兵力，有大量美帝的军火物资援助，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于我们的将领和干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由于我们战士们的英勇，我们战胜了蒋介石，也就是战胜了美帝。”“如果本质的写出美帝侵略野心的影片和这样一部军事片配合起来，那么对于打垮美帝侵略的教育意义一定更大的。”

　　在江青同志坚持斗争下，在1951年9月6日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上，通过了表现毛主席伟大军事战略思想的《南征北战》电影文学剧本，并决定：“应组织创作干部对剧本创作经验进行学习。”这两个决定，意味着江青同志所执行的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胡乔木、周扬之流推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遭遇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就在电影创作处在最困难的时刻，是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文艺方向，不辞劳苦，亲自抓了和时时关心着影片《南争北战》的创作和拍摄，并获得巨大成功。影片一出来，便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慌了手脚。周扬在1953年3月电影局召开的创作干部会议上大叫要“以现实主义的标尺来衡量电影剧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提倡“暴露黑暗”、“大胆写困难与矛盾”、“揭露社会矛盾”，大肆反对所谓“公式化”、“概念化”、“图解表现政策”。

　　1952年之后，江青同志因病离开了电影界。但体现毛主席人民战争伟大的战略思想的故事片《南征北战》的摄制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两军对垒，旗帜鲜明。《南征北战》上映没几个月，除了周扬，这个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怀着刻骨仇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憋不住跳出来大声叫喊要“以现实主义的标尺来衡量电影剧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外，林默涵也杀气腾腾地狂叫《南征北战》“不真实”，胡说《南征北战》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完全不足为训”。陈荒煤更恶毒地进行挖苦挑疵，说“导演和演员表现缺乏真实”“放弃根据地向后撤退，造成内部思想混乱”“研究创作方法，第一条就是是否真实地描写生活”。大肆宣扬“人性论”，胡说什么“共产党员最有丰富的感情，爱自己的妻子，也爱全世界人民。共产党员也是人”。这群牛鬼蛇神狂蹦乱跳，妄图一棍子把《南征北战》打死，他们对《南征北战》的攻击和污蔑，实际上，也就是对江青同志的攻击和污蔑，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疯狂反扑，他们恨不得砍杀江青同志经过艰苦斗争和关怀而拍摄出来的影片。但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迎和喜爱这部影片，给予影片以很高的评价，这使周扬、林默涵、夏衍、陈荒煤之流的恶毒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江青同志重回电影战线展开新的战斗

　　毛主席在1963年、1964年先后作了关于文艺界的两次批示，严重地指出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尖锐地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毛主席针对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一次敲下了警钟，毛主席写道：“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过后，在一次谈话中又尖锐地批评：“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资产阶级）服务的，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毛主席的批评一针见血。这一年中，大批毒草影片，如《两家人》、《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桃花扇》、《早春二月》、《兵临城下》等纷纷出笼。邓小平甚至公然同意让《兵临城下》作为国庆献礼片。陈伯达同志看了之后，立即指出，这是一部反动影片，必须批判。周扬、夏衍之流才不得不停止发行。《北国江南》公开反映后，有人登报大肆吹捧，康生同志发现后，立即指出影片必须批判。1964年8月间，周扬、夏衍之流不得已便草草写了个报告给中央，准备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作批判。毛主席见此报告后，作了如下批示：不但在几个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一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但是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批示竟被阎王殿扣压下来。（直到1966年4月才拿出来，可见他们怕得要死。）

　　江青同志虽然身体有病，但见到文艺界、电影界问题如此严重，斗争如此尖锐，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1964年12月间旧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向阎王们尖锐地提出：《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逆风千里》、《红日》、《革命家庭》、《聂耳》、《舞台姐妹》、《两家人》、《球迷》等十部反动、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毒草，都必须批判！批判了可以达到思想、经济双丰收。而陆定一、周扬一伙，在刘少奇的支持下，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把原定批判十部坏影片的计划否定了，只批判《林家铺子》与《不夜城》。同时，又定下学术批判的调子，不许接触政治问题。即便如此，周扬还暗中捎信给《不夜城》的炮制者柯灵，要他“不要紧张”。

　　江青同志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在北京遭到抵制，便设法在1965年1月间通过上海市委，指示这些坏影片上映时不要修改，不要为坏影片遮丑，以便让它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彻底批判。周扬获知之后，极端害怕这条黑线从上海开刀因而全部暴露出来，赶紧先下手为强，伙同彭真、罗瑞卿命令把大毒草《不夜城》、《舞台姐妹》、《阿诗玛》修饰后上映。

　　江青同志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企图破坏对毒草片的批判，便当面要求周扬、石西民等一定要召开“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讨论有关电影创作上的重要问题。周扬之流在江青同志接二连三发动猛烈攻势之下，步步被动，慌了手脚，为了挽回败局，他们又在背后策划，进行破坏，故意拖延开会时间。在江青同志一再催促下，他们迫不得已，又耍了个花招，叫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召集各厂摄影师去讨论过期的彩色胶片如何使用的问题，歪曲了江青同志的原意，扭转会议的方向。江青同志看出他们要捣鬼，便亲自前来参加会议。周扬闻讯后惊恐异常，他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要通知她，她来干什么？！”第二天，江青同志来了。周扬假惺惺地陪同前来，并请江青同志指示。江青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她只有三句话，要与会的同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江青同志还谈到要“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破掉资产阶级的“导演中心制”等重要问题。另外，对会议室挂的一张毛主席像提出批评，指出：这张像是抽象派画的，歪曲了毛主席的形象，建议马上将此像摘掉。

　　周扬狼狈不堪，惊慌失措，不得不把原定的三天会期延长七天，并亲自出马和刘白羽一唱一和，妄图诋毁江青同志讲话的巨大影响。周扬在会上大肆歪曲江青同志提出的“标新立异”的口号，借题发挥说：“标新立异是任何阶级、时代共有的要求，有此要求，人类才能进步。”甚至胡说什么“苏加诺退出联合国也是标新立异”。他处心积虑地抹煞阶级观点，混淆阶级界限，贩卖“全民文艺”“阶级调和论”，同时周扬又反对江青同志提出的破“导演中心论”，他胡说：“正因为导演在创作中是领导，所以才要听工农群众的意见。”周扬极力要保住“导演中心制”，而且还要让导演以老爷的资格“听听”工农群众的意见。由于周扬等的破坏，江青同志的指示和革命精神，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

　　江青同志非常气愤，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亲笔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江青同志写道：“我曾建议中宣部和文化部召开一个‘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的专题会议，读了毛主席批的徐寅生的讲话，鼓励大家奋发图强，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指出：“为了彻底解决目前这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我建议认真解剖一个麻雀（制片厂）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

　　江青同志这封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信，判处了电影界资本主义复辟的死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害怕这封信在电影界会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失掉他们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阵地。于是，使尽了反革命的伎俩进行抵制和破坏。他们严密封锁消息，不让江青同志的信与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封信转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手里，他根本不加理睬，一脚踢给了旧文化部肖望东。肖望东这个刘邓的忠实走狗把信压了五个月之久，才假惺惺地让秘书写一张纸条，说什么要电影局提出个处理意见。后来，肖望东一伙又拖压了三个月，才勉强拼凑了一个所谓的“调查组”，并指名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雪当挂名队长。调查组最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雪、赵辛初、肖望东对此根本不闻不问，就同时集中全力炮制《北京农业大跃进》和《刘少奇访问四国》等美化刘少奇、彭真的大毒草影片，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大作舆论准备，同时又为自己独揽大权树碑立传。

　　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样惧怕，又这样仇视江青同志，就是因为江青同志的指示和信件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江青同志毫不畏惧，为了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地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冲破周扬、夏衍之流的阻挡和破坏，在忙于进行京剧改革的同时，深入到电影工作者当中，直接和制片厂的摄制组成员座谈，直接抓影片的拍摄工作，给同志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江青同志在1964——1965年间在百忙中带病多次接见八一电影制片厂《奇袭白虎团》摄制组和山东省京剧团部分同志。江青同志批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把“反帝斗争”、“血的南京路”都给削弱了。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则“突出了姚母，大讲资产阶级恋爱经，这是写中间人物的戏。”后来又指出：“电影《人民战士》很不好，凄凄惨惨，最后进关时只剩下刘兴一个人，其他人都死了！”“战争是那么残酷，那有什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

　　江青同志同志激励电影工作者说：“我们一定要打破这种洋教条、洋迷信。要有雄心壮志，搞出好作品来。现在世界上资本主义进入了腐朽阶段，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有些进步的东西，在意识形态、文艺领域是腐朽透顶的，对我们没有用处，一定要奋发图强，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江青同志对电影工作者这样热情、诚恳、坦率地批评和勉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江青同志不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阻挠和破坏，相信群众，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和群众一道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仅说得到，而且做得到。，特别是亲手抓了《南海长城》的拍摄工作，满怀信心地把这个样板电影树起来，要在电影战线上真正升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