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十五）

　　江青从八月一日到十二日参加了声讨并宣布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垮台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参与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作了进一步表演。刘少奇在八月一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一天，心情十分紧张。他伸长耳朵听着毛主席在讲什么，又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以免让别人看出来，心里祈祷但愿自己能悄悄地躲过这一关。当让他讲话时，他一心为自己辩解，把自己打扮成一付受委屈的样子，暗含着反扑：“同志们，主席在会议前的重要讲话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向首都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错误。这个错误的形成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和条件。”
　　在八月二、三日下午的大会上，由于一开始没分清路线是非，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犯了错误的、许多部门和省市的负责人纷纷作了检查，与政策的制定者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划清了界线，只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死硬分子继续负隅顽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就是突出的一个。刘澜涛是刘少奇一手提拔重用的，他1936年8月30日在《华北日报》上伙同安子文、薄一波等人，受刘少奇的指使，登出《反共启事》，声称：“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他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受其煽惑。”投降变节出狱后，刘少奇马上安排他担任重要工作，在“八大”上又被拉进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刘澜涛表现非常恶劣，当毛主席责问他对所犯错误“通了没有”时，他竟说：“我至今认识不到错在什么地方。”毛主席严厉地批评教育道：“镇压学生难道没有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你们还追问学生们的后台是谁，后台就是我！什么人镇压学生运动？在前是清封建王朝，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现在又轮到你们，还说没错！”刘澜涛灰溜溜地挨到会议结束，立即跑去中南海福禄居找刘少奇汇报。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吓得要命，生怕别人看见，“我的天，”王光美叫道：“你怎么这个时候又来了呢？”
　　在讨论即将在会议上通过的《十六条》时，江青他们主张把“叛徒、特务”与“资产阶级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起作为集中力量“打击、孤立”的对象时，被邓小平调到中央的陶铸（当时也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立即跳出来反对，并向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通风报信，特别告诉他们：“左派们要抓薄一波他们的叛徒问题，请多关注。”刘少奇指示陶铸，要“坚决顶住，不能让他们乱来，”“最好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也作些技术性处理。”
　　在会议期间，刘少奇还第一次向邓小平表明了心迹：“我觉得，他（指毛主席——引者注）顽强不屈，足智多谋而又残酷无情。他已把所有的大权握在手心，使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像傀儡一样亦步亦趋。我们只能退却，隐蔽下来，等待东山再起。”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插嘴说：“就是这样。只要他不再搞他的突然袭击，我们的选择就不会告吹。”邓小平显得比较轻松：“怕什么？大不了混战一场，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最后还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毛主席针锋相对，又搞了“突然袭击”，八月五日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作为会议文件印发。这一“炮”，震垮了刘少奇这个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窃据了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江青与其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负责人一起，陪同毛主席，接见全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千一百万人次，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大军，书写了中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的革命创举。她支持了革命大串联，让革命人民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种洒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从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从白山黑水到椰子丛林，祖国大地无处不响起声讨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呐喊。
　　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对于江青来说，是永远难忘的。她将迎来播种者收获的喜悦、革命者胜利的欢快。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人声鼎沸，那战斗的歌声此起彼伏，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在人群中挥舞着，像红色海洋波浪翻腾。
　　两万多人把人民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内中有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来。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这里举行。台下的济济人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统帅的文艺大军，大会的召开，要检阅革命的文艺队伍，总结前段的革命成果，发出新的战斗号令。这次大会，有人说，是江青作为伟大的文艺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礼，也并不过分。

　　在万众欢呼声中，江青和周恩来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满怀激情地来到主席台上。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称颂了江青的伟大贡献，他说：“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强调：“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这次大会虽然是“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但也是针对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周恩来的讲话就精辟地阐述了自己对这场革命的意义、目的和方法的认识理解。他说：“这场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社会。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备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大大影响和支持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开始出现了同旧的剥削阶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的新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一系列的更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在经济战线上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展开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辉煌的著作，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灭资兴无的伟大任务。这个革命发展到现阶段，就成为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的、亿万群众自觉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新经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千百万群众的高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我们的目的，就是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要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江青在大会讲话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理解是“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掌握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逐步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受蒙蔽的人，帮助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并能结合首都的实际：“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坚决把揭发、批判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她第一个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江青讲道：“必须彻底交代，彻底揭发，只有这一条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经过群众的充分批判，如果他们真正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交代，‘革面洗心，重新做人’，他们还是可以参加革命的。如果……真正努力改过自新，走上党的正确道路上来，他们还有可能争取作为好的干部。”她还讲道：“不能离开阶级观点去谈什么‘少数’‘多数’，要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掌握在谁手里，谁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谁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对不同的单位，要作不同的具体分析。”
　　江青对于人们颂扬自己，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她说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个认识过程；对派工作组的严重错误，“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看到毛主席八月十八日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她给自己下了保证：“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从中可以看出，江青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谦虚谨慎的高贵品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之后，江青声望鹊起，遍于中国大街小巷的宣传画，画着江青手拿毛主席语录、身穿军装，和文艺战士及革命小将在一起，有工农兵的戏剧形象，有迎风招展的漫天红旗，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了她。当然，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和闯将，江青是当之无愧的，但与无产阶级政治家还有些差距。从这次大会的发言，通过研究可以看出,江青与周恩来，只能一个是革命家，一个是政治家，这是十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