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与列宁“一国胜利论”的形成

二、准确分析战争的后果——“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突然袭击驻旅顺的俄军舰队，日俄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主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地面战争。1905年1月，日军攻陷了俄军苦心经营的要塞旅顺口。二是海上战争。5月，在日本海大战中，日本海军几乎全歼来援的波罗的海舰队。在持续两天的海战中，拥有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名舰员的二十艘俄国舰艇，其中有十三艘被击沉和击毁，四艘被俘，只有一艘逃跑。舰员牺牲过半，而整个日本舰队却安然无恙，总共损失了三艘鱼雷艇，俄国舰队被彻底消灭，俄国军队被全部赶出中国满洲。[10]242列宁预言：“军事上的破产不可能不成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开端。”[8]141日俄战争迅速加剧了俄国国内阶级矛盾，全社会陷入普遍危机之中。

1.经济上民生凋敝，百姓不堪重负。列宁曾经对俄国1900年发动侵华战争的后果进行了分析，“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大，工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华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好处”[7]280。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俄国属于胜利方，其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影响尚且如此；日俄战争中俄国属于战败方，其对俄国国内经济的影响更是如此。这次战争费用十分巨大，“俄国仅在舰队方面的物质损失，即达3亿卢布。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损失了上万名优秀的海军人员，损失了整整一个陆军集团军。……据最近英国的统计材料，被俘者达48000人，在金州和在要塞本身的会战中被打死的还有成千上万的人”[8]138。巨额军费开支和巨大人员伤亡都要转嫁到俄国人民群众身上，成为束缚在他们身上的沉重枷锁。列宁愤然指出：“这个恶魔和暴君的政府，这个贪官污吏和资本的走狗的政府使全俄国人民遭到怎样的不幸啊！”[10]64在多重压迫之下，俄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愈来愈苦，资本家和官吏套在他们身上的绳索愈拉愈紧，……人民破产，工商业停滞，饥荒蔓延，霍乱流行”[10]64。

2.军事上士兵哗变，军心全面动摇。俄军的失败极大地动摇了士兵的心理防线。一些士兵纷纷哗变，脱离专制政府，转向工人阶级一边。俄国军心动摇，起初是个别士兵不服从命令、预备军人闹事、军官违抗上级命令，不久逐渐变成个别连、团成建制地拒绝执行政府命令，并开始发动起义。“敖德萨的起义和‘波将金号’装甲舰转到革命方面，标志着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10]316。1905年6月，敖德萨工人开始实行总罢工。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装甲舰宣布起义，并于6月14日开进敖德萨港，引起了沙皇政府的恐慌。1905年10月23日，喀琅施塔得陆海军士兵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改善军人的日俄战争与列宁“一国胜利论”的形成81法律地位和物质条件，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普选权等，26日由于当局逮捕参加游行的士兵，群情激奋的水兵和士兵自发地举行起义。1905年11月，塞瓦斯托波尔发生士兵起义，海军总队的水兵、军舰修造厂的工人、“奥察柯夫”号巡洋舰与“潘帖莱蒙”号装甲舰的水兵参加起义，他们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成立民主共和国、言论和集会自由、改善生活等条件。列宁指出：“塞瓦斯托波尔事件标志着军队中旧的奴隶制度（即把士兵变成武装机器，把他们变成镇压任何自由意愿的工具的制度）已经完全破产了。”[7]668在彼得堡、海参崴、哈尔科夫、巴库、塔什干等城市都发生了水兵、士兵的起义。

面对沙俄军队士兵哗变的有利形势，列宁意识到日俄战争给沙俄专制制度的打击是致命的，“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军事失败，而是专制制度在军事上的彻底崩溃”[10]242。因此列宁提出社会民主党人要在兵营中加强鼓动工作，必须吸引士兵参加工人集会，加强兵营中的鼓动工作，扩大同军官的联系，把更多的士兵吸引到工人阶级队伍当中来。“现在这种营房也变成了革命的策源地”[7]669。

3.社会上危机四伏，民众日益觉醒。俄军的战败，把俄国专制制度的腐朽直观地暴露在人民群众面前，给群众上了生动的一课，“战争揭出了它的一切疮疤，暴露了它的全部腐败”[10]244。人民群众由此受到深刻教育，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觉醒，放弃了对专制制度的幻想。“一切先进的俄国人，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的批判，现在已被日本武器的批判所证实，这就使那些不知道什么叫专制制度的人，以至知道这一点但却一心一意维护专制制度的人，都愈来愈感到在专制制度下无法生活下去了”[8]139，战争教育了人民，唤醒了群众的斗争意识。“俄国现在已从沉睡、闭塞和奴隶状态苏醒过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10]64，各地群众要求停止战争，建立自由的人民管理机构，要求召开由全体公民派代表参加的立宪会议，拯救被沙皇专制制度推进深渊的人民。1905年1月16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爆发了十万工人大罢工，反对政府随意解雇工人。1月22日，彼得堡十四万工人带着他们的妻儿老小，手举旗幡和圣像，来到冬宫和平请愿，他们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把土地交还人民”、“实行各种政治自由”、“召开立宪会议”等经济和政治要求。

战后的危机对社会民主党也有重要的教育作用。1905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大会研究了当时面临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大会讨论了关于武装起义、组织临时革命政府、革命策略、对农民的态度等问题，但是党内争论最多的是起义问题和政治问题。新火星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立即发动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策略-过程”论，崇拜自发性，宣称策略是“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列宁认为，当敖德萨士兵起义以后，党内的这一分歧消失了，“新火星派在事变的影响下事实上已经开始转向自己的论敌方面，就是说，他们不再根据自己的决议而根据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行动了。革命事变的进程是错误理论的最好的批评者”[6]128。

总之，列宁认为日俄战争的失败，不是俄国人民的失败，而是专制制度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当中得到了好处，“专制制度所遭到的军事破产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它是我国整个政治制度崩溃的标志”[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