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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评传(十六)

2017-9-27 22:1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768| 评论: 0|原作者: 苦多 |来自: 砥柱中流

摘要: 第十六章 战斗在钓鱼台   自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付组长的职务之后不久,江青基本上就吃、住、工作在钓鱼台11号楼,只是坚持每星期至少两次去中南海见毛主席。   面对着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毛主席和江青考虑得很多很多。  毛主席对江青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随时都可能去见马克思。现在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一生中要做的第二件大事。你跟随我东征西战,吃了不少苦, ... ...

 苦多 : 江青评传(十六)


 第十六章 战斗在钓鱼台

  自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付组长的职务之后不久,江青基本上就吃、住、工作在钓鱼台11号楼,只是坚持每星期至少两次去中南海见毛主席。


  面对着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毛主席和江青考虑得很多很多。
  毛主席对江青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随时都可能去见马克思。现在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一生中要做的第二件大事。你跟随我东征西战,吃了不少苦,受了那么多的罪,总算完成了赶走日本、打败蒋介石、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情。你和我一样,是不愿意不能够去自己享清福的,还要继续进行革命的。这可就更难了。”毛主席猛抽了几口烟,停顿了好长时间。江青知道他要有重大的决定跟自己谈,于是说:“润之,我们这一生是彻底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你有什么想法?我听你的。”毛主席狠了狠心,接着说:“你必须和我分开来住,时髦的话叫‘分居’。夫妻分居有各种原因,大多是感情不和,而我们恰恰相反,是思想感情太一致了,情感太亲密了,要完成的革命事业又太密切重大了,所以不得不必须分开来住,这样才有利于我放手去做第二件大事。”江青怔了一下,尽管她对当前严峻的政治形势已经考虑得很多,但还没有想到必须和毛主席“分居”的问题,甚至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要知道他们可是相濡以沫三十年的恩爱夫妻啊!毛主席循循善诱地开导她:“你想,你将要担任极其重要的直接领导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在中央机构参与决策,需要独当一面,我们整天在一起有利吗?你再想,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要有杀头、坐牢、离婚的准备,不分居能行吗?”江青还是不情愿地说:“这些道理你一说我都懂,目前的形势我也看得很清楚,但我最担心你的身体,不能朝夕相处在你身边照顾,我实在不放心。”毛主席爽朗地说:“这你大可放心,我的自我感觉还好,能吃能睡,我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你那套保健法我也不能都照办,再说,中央已安排得很周到,何须我们个人挂心?倒是你应该多注意,身体一直不太好,千万不要累坏了,不要象个拼命三郎一样。我是既离不开你也舍不得你呢!”江青被毛主席的话感动得快要流泪了,毛主席安慰地说:“这只是工作的需要,你住到钓鱼台,随时可以回来,我们还是在一起的,这不是更有益吗?”
  对于搬到钓鱼台去住,江青跟子女们都打了招呼。李讷大学毕业后分到《解放军报》,吃住在报社里,她是父母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决拥护者;李敏,从小跟着江青长大,本来关系很好,自从江青参与了解放后几次重大的意识形态斗争,触动了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利益,惹恼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李敏就成了他们挑拨拉拢的对象,与后母江青的关系已不那么融洽了;毛岸青仍住在医院,媳妇邵华也加入了反对江青参与政治斗争的行列,有时甚至站在江青的对立面;只有侄儿毛远新与江青感情深厚,像母子一样亲近,完全接受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立场、观点、认识,与江青一致,当听说伯母要搬到钓鱼台去住,将要担任重要的革命领导工作时,从心里高兴、支持,认为这是伯父伯母处理家庭关系与革命工作的英明决策。
  绿树浓荫掩映下的钓鱼台,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因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在此垂钓而得名。一九五八年建成钓鱼台国宾馆,是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馆内布满了一幢幢办公兼休息使用的新式楼房,中央决策的参谋班子人员经常在这里办公、休息、暂住。从五十年代末开始,讨伐现代修正主义的写作秀才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那些载入共产主义史册的、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辉的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雄文,就是在这里脱稿,然后经毛主席亲自逐字逐句逐段修改后发出去的。现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书记处,承担着大量的日常工作,所以也在这里占据了几座办公楼。


  江青住的11号楼,可以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心脏,一些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一些重要文件在这里制定。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大多都有自己的家庭或住处可去,只有江青全天候地在这里工作和战斗;同时,由于江青的特殊地位,是毛主席的妻子,能直接聆听伟大领袖的指示,所以大家也乐意到江青的住处聚集,商讨问题;再加上江青坦率真诚、热情好客,始终保持朴素谦恭的本色,正如她对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所说:“你们有事,可以随时找我,我召之即来。我愿意和你们永远战斗在一起。”这是江青的真心话,但做到并不容易。由于阶级斗争复杂,钓鱼台也和中央其他机关一样,戒备森严,必须事先得到允许才能进入,虽然江青一再要求警卫人员不要阻挡她的客人,但有时也难以做到。更何况,江青日夜在忙,看大量的材料,随时要给毛主席、党中央提供决策意见,天天要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碰头研究情况,分析斗争形势,从而指导当前的运动,时间实在是不够用的,革命群众要求经常和她见面,她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江青已经快五十三周岁了,日夜的操劳和疾病的折磨,已损害了她不少健康。但她属于那种永远保持革命朝气、干起革命工作就不要命的人,一投入革命斗争,她就容光焕发、精神百倍。她白皙的脸上泛着红光,极富情感的神色,让人一接触就感到亲切,受到鼓舞,获得力量;乌黑的眼睛戴着一付近视镜,目光炯炯有神,再加上满头好发,浓密乌亮,平常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脚上是黑色布鞋,完全不象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倒似一位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的女将军。她的办公室十分简单,一张写字台,几个沙发,壁上挂着毛主席红军时期的一幅照片,此外,再没有更多的铺陈,一进去,就让人自然亲切,无拘无束。但她的革命思想,革命作风,革命精神,又使简陋的办公室永远充满了热情和活力。


  历史的车轮已转过了不平凡的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后台老板相继垮台,钻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两面派、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揪了出来。神州大地万马奔腾,“打倒刘、邓、陶”的呼声响彻云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搅得天地翻覆、人仰马翻。
  中国向何处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下一步如何发展?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带领广大坚定的革命左派,正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有条不紊地、紧张激烈地、艰难曲折地完成一个又一个战役。


  江青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马上告诉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领导人,并立即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处汇报。
  毛主席正兴致勃勃地大声念《文汇报》16日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中的话:“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感情最深厚。他们最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最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为了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他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不怕。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真正做到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主席啊,上海的报告你看到了吧?”
  江青为了报告好消息,顾不得以往的习惯,一进来便打断了毛主席的情绪,把几份文件高兴地摆在他面前。往常,江青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毛主席不喜欢。但这一次他(她)们都例外了。毛主席仍饶有兴趣地指着《文汇报》说:“你看这篇社论,给造反派下了恰当的定义。我看你就是革命造反派的一大领袖。”“你这么讲,我可是不胜荣幸之至了。”江青亲昵地回答。
  毛主席直起腰,从椅子里站起来:“还是春桥、文元有气魄。他们一下子就把工人阶级抓住了,这支队伍抓得好。红卫兵运动从北京发起,工人运动诞生在上海,这都是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央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他们。”
  于是,19日,《人民日报》转载上海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毛主席口授的编者按;110日,毛主席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进攻》和《紧急通告》后,立即批示:“此件很好。请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请恩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主席批示以后,又亲自给江青打电话,告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现在形势大好,要乘胜追击,不给党内走资派留下喘息的机会。”


  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二十多个与会者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有的对当前的运动不理解,对眼前发生的状况惴惴不安;有的听说革命造反派要夺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的权,满心都是牢骚;更有一直支持刘邓路线、竭力维护官僚垄断集团既得利益的人,心里恨得咬牙切齿,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只有几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兴高采烈,对上海出现的这么声势浩大的壮举感到欢欣鼓舞。
  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首先发难:“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陈丕显是他的老部下,关系特别亲密,谭震林一心要保他。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把目光转向陈伯达,陈伯达吞吞吐吐地说:“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那上海这么搞,算不算夺权?” 谭震林是步步紧逼。
  “这要看具体内容。”陈伯达说:“目前的上海市委还在继续工作嘛。”
  周恩来很不满意陈伯达的回答,接过来说:“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谭震林仍不依不饶。
  周恩来生气地说:“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江青说:“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杀,但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谭震林是共产党内既得利益集团顽固维护者,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这个人一贯忽左忽右,一切以小集团利益、也就是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当年刮共产风、浮夸风他是最大的罪魁,1958年,就是他把山东小麦150亿斤的指标一下子提到400亿斤,他给山东的干部出主意,强迫农民加班加点地干活,大搞男女分居,并村拆房。他跟那些搞浮夸的干部说:“如果计划没完成,你那个小麦还是200斤,那么你明年非得再种不可,搞好这个工作的关键,就是拔白旗、插红旗。只要是白旗就要给他拔掉,斗争、批判要从严,处理可以宽一些,有的开除党籍,有的降级降职,斗争一定要从严。这件事对山东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不搞这一条,你怎么能搞三千斤、五千斤、一万斤呢?不能的。”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以后他又转到刘邓路线一边,积极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分管的农林口制定文件,打倒一切,火烧司局长以上所有干部,甚至提出“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也要烧!”现在面临着夺权斗争,他受一些人怂恿,跳起来打头阵。
  谭震林听了江青的话,反而更来劲了:“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江青并没有生气,心平气和地说:“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谭震林已变得蛮不讲理。
  江青耐着性子解释:“区别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既有理论上的根据又有现实中的标准,你到群众中去看看大字报所揭发的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问题,更不都是走资派,只有阶级敌人才混淆是非,搅乱阶级阵线。”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我还要你来教训!”
  江青也生气了:“我是没有资格教训你,在你眼里只有论资排辈,等级差别森严。但我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平等的。实际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刀真枪的敌人,看不到隐藏很深的敌人;光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这些人应该想一想,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还在继续革命,还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资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渐形成的,也不是明牌标价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确定的。”
  谭震林要蹦起来,还想闹下去,这时工作人员报告“毛主席来了。”他才不敢吱声。
  毛主席兴奋得满脸放光,大步走进会议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的贺电,连声说:“好,好。”又问大家:“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与会人员大多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江青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群众发动起来了,上海特别是工人阶级搞起来了,必然要面临着政权问题。如果还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人,甚至党内走资派再继续掌权,就会给运动泼冷水,以至会夭折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以必须先把权夺过来,再继续进行斗批改工作。”“好,说得对,先把权夺过来。”毛主席大手一挥:“马上把贺电发出去!”他又告诉周恩来:“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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