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叛乱、军政府镇压和极端佛教民族主义下：罗兴亚人的四次流亡 在罗兴亚问题上，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缅甸中央政府军与若开地区的穆斯林武装之间的军事斗争。1948年4月，刚刚独立的缅甸就迎来罗兴亚的穆斯林叛乱，其把缅甸政府和佛教徒作为攻击目标，强盛之时一度控制了若开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大量驱逐居住在该地区农村的佛教徒。期间罗兴亚穆斯林中还出现了两支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背景的武装，以及若干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军事组织。1954年，缅甸政府开始强力镇压若开地区的穆斯林叛乱，直至1961年在缅甸政府军的持续攻势下，大部罗兴亚穆斯林叛乱被消灭，剩余则双方才达成挺火协议，只有零星的武装人员仍在孟加拉和缅甸边境地带进行军事活动。
第一次流亡 1962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缅军之父”奈温，他本人是“政教分离”的坚定践行者，在全面接掌缅甸后，一面透过降低佛教的社会影响、减少对佛教的财政支持，来压制佛教民族主义在缅甸的发展势头，一面对罗兴亚地区穆斯林加强控制，同时对穆斯林残存武装开展清剿，力图控制罗兴亚穆斯林在边境地区的活动。面对缅甸军政府的打压，加之1970年代初具有极端宗教色彩的泛伊斯兰教主义运动在全球兴起，1974年一只名为“罗兴亚爱国阵线”的武装在整合原来零星叛乱穆斯林的基础上成立了，但是这支武装一直以来内部纷争不断，多次分裂。期间，缅甸军政府持续采用军事行动，在1977年直接导致超过20万的罗兴亚平民流亡至孟加拉。 第二次流亡 新的军事独裁者苏茂自1988年执政以来，一反奈温的政策，开始借助佛教的势力来维系自身政权，极力抬高佛教的社会地位，复兴佛教民族主义。1991年，苏茂政府在若开地区推行拆除清真寺、建设更多佛寺的政策。在1991-1992两年间，引发至少25万罗兴亚人流亡至孟加拉。 这次罗兴亚人的流亡其实是缅甸中央控制若开地区一系列军事和宗教努力的结果，缅甸军方借此比较彻底地解决了长达半个世纪罗兴亚武装。但是，罗兴亚地区武装的解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仅是若开地区的宗教人口构成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且佛教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在该地区都在疯狂生长。同时，军方将领的佛教信仰、佛教徒占缅甸总人口多数的现状，都使得2010年开启的缅甸民主转型必然要受制于既有的社会生态。 随着这两次大规模的罗兴亚人流亡，国际社会和舆论也才开始真正关注到“罗兴亚危机”。 第三次流亡 缅甸一部分佛教徒中出现的极端佛教民族主义为罗兴亚危机又增加了燃料。1988年佛教徒聚集反对军政府的“8888”运动，让军政府意识到佛教的巨大动员能力，因为表面上支持佛教，事实上是推进佛教宗教狂热和缅甸民族主义的进一步融合，并有意挑起穆斯林和佛教之间的冲突，将佛教徒对缅甸军政府的不满引向伊斯兰和佛教的冲突，以此来转移佛教徒的“斗争目标”。2010年缅甸开启民主转型以来，极端佛教民族主义开始在前台活跃起来，他们成立了名为“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的组织，具有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他们极力塑造穆斯林的极端形象，并企图影响选举和立法。其极端化的举措，引发穆斯林群体的普遍恐慌。该组织的领袖Wirathu素以积极的反穆斯林立场著称，早在2001年他就以宣称穆斯林会对缅甸佛教有巨大威胁，并因为煽动暴力被判入狱25年，2011年在时任总统登盛的大赦下重获自由。出狱后他深度参与“969”这一旨在反动穆斯林的运动。反对穆斯林的佛教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得益于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即伊斯兰在缅甸的传播是对佛教产生毁灭性的打击，而罗兴亚人所居住的若开地区是保护缅甸乃至东南亚佛教的“西大门”（Western Gate）。在佛教民族主义的促动之下，2012年，缅甸三名穆斯林轮奸一名女佛教信徒成为了导火索，若开地区的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爆发了持续时间超过半年的宗教-族群冲突，10余万罗兴亚人再度踏上流亡之路。
第四次流亡 在逼仄的生存环境和世界恐怖主义的鼓噪之下，若开穆斯林再度出现暴力化的苗头。在若开丛林地区，一支名为罗兴亚救世军的武装力量兴起，其主要成员为罗兴亚穆斯林，自2016年以来多次对缅甸军人和警察发动袭击。虽然救世军自称其目标是保护缅甸罗兴亚人免受政府侵扰，且不攻击平民。但缅甸政府却以其头目在境外接受过军事训练，并使用暴力手段进行袭击为由，将罗兴亚救世军定性为恐怖组织。事实上，根据国际危机组织的调查，其头目是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罗兴亚人，且受到有经验的作战人员的帮助，确实具有相关背景。面对恐怖主义的压力，缅甸军方再度对若开地区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结果历史再度重演，大批罗兴亚人重踏流亡之路。 纵观罗兴亚人的四次流亡，第一次的直接诱因是军事冲突所致，第二次是军政府支持下的宗教冲突、第三次则是极端佛教民族主义煽动的结果，第四次出自于恐怖袭击，虽然历次原因有别，但是军方力量和佛教势力在其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罗兴亚从20世纪中期的武装独立到今日的恐怖袭击，也都有其青年激进分子的身影。在这一图景之下，佛教、军方和罗兴亚穆斯林都扮演着各自的历史角色，其互动的过程实则是缅甸宗教冲突和全球局势变迁的一个缩影。 穆斯林的叛乱和恐怖袭击、佛教民族主义的泛滥和军方的镇压，三者之间在历史上是相互关联的。但是真正导致三者之间关系紧张的还是军方错误的政策。缅甸20世纪的历史，主要是军政府长期执政，但是武力起家的军人，面对一盘散沙的缅甸，其统合社会的方式是极为粗暴的。一来军政府在后殖民时代，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行政官僚体系，来处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日常事务，仅仅凭借军事强力来镇压社会的异议；二是面对复杂多元的民族格局，军政府没有在制度安排上处理中央政府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使得昂山将军等人构想的联邦制在缅甸流于形式，各地民族武装割据一方，在半个多世纪里，军政府对此除了军事清剿和合纵连横来解决一时之需外，结果只是养成了缅甸强大的军事权力；三则是在处理缅甸的宗教和国家关系上，军政府摇摆于彻底世俗化和利用宗教冲突之间，结果导致极端佛教民族主义的兴起，穆斯林的恐怖袭击开始抬头，如此种种，皆是2015年以来缅甸民选政府直接继承的历史遗产。2015年后，选举产生的政府一直试图联合僧伽理事会，来限制“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这一极端佛教组织的煽动宣传和暴力行为，但是历史积累的问题，并不会在瞬间解决。 结语 对罗兴亚平民使用暴力手段是决不可取的，他们流离失所亦使人痛心。但在责问缅甸不当处置人权问题时，我们不能不先明了这一问题的历史由来，及其在当下其所处的位置，它很难为今日的普世主义话语所概括。 罗兴亚在缅甸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首先起因于英国殖民时代的民族识别方法，这为缅甸军方借势排除罗兴亚的公民身份提供了现代理据；罗兴亚人的历次难民危机，是军事控制、宗教冲突等一系列因素叠加的结果，而在此背后，则是缅甸近代以来，在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主转型的浪潮之下，国家无力实现自身革新，统合各方社会力量。 当我们指望昂山素季来处置罗兴亚问题时，似乎如卡尔•马克思说的那样，是期待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能动作用”，而忽视了缅甸宗教和国家的历史塑造了一种怎样的条件和局势，使得罗兴亚问题如此难解难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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