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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结构转型与农民劳模的创制权

2017-10-3 22:02| 发布者: 水边| 查看: 1640| 评论: 1|原作者: 老田

摘要: 毛泽东在生前多次说过,刚开始没有想过要干革命,但后来为什么要闹革命呢?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教员起作用,一是反面教员,国民党蒋介石镇压工会农会、残害群众,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只好带领农民上井冈山进行武装斗争;二是正面教员,湖南农民在大革命浪潮中间示范了革命应该怎么搞。

一、革命带来的政治优势与价值观转型

毛泽东在生前多次说过,刚开始没有想过要干革命,但后来为什么要闹革命呢?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教员起作用,一是反面教员,国民党蒋介石镇压工会农会、残害群众,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只好带领农民上井冈山进行武装斗争;二是正面教员,湖南农民在大革命浪潮中间示范了革命应该怎么搞。这两个方面的学习都很重要,蒋介石告诉共产党人必须要武装斗争,湖南农民运动揭示出阶级斗争到底应该怎么个斗法。

毛泽东于1927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献在西方学者看来是毛主席借鉴发展了独立于马列主义的毛主义,并发展成革命思想体系,这个考察报告不是一种思想创新,而是在革命的实践中提炼出革命的一般性规则,是在湖南农民运动进程中揭示出如何干革命,大家都知道革命就是阶级斗争,但是怎么“斗”?湖南农民的“斗”法是这样的:一是组织起来形成优势,要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贫农的权力长上来,然后就一切权力归农会了;二是在有形的权力之外,还需要进行无形的观念权力的改造。直到今天,做农村管理的方面的工作,依然很难用行政命令来进行管理,譬如通过给农民提个级别、确定工资什么的方式来实施管理;也很难透过法律手段去调节农民的行为。要改变农民的行为,首先需要改变他们的观念,重新确定什么是对的、什么不对的,什么是值得做的、什么是不值得的,革新观念权力对于农民行为模式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要革新乡村的社会关系,或者改变农民的行为方向,组织优势和观念权力这两种必须要有改变。

以政治、经济、文化的三分法视野来看,在乡村社会地主富农群体有着经济上的优势,以及与这个经济优势相互匹配的声望优势,而农民组织起来以后有组织优势,再加上旧有的观念被颠覆掉以后,就相当于是政治和文化优势去压制地主富农的经济优势了。

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差别是在于,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穷人组织起来了有了政治优势,并且通过观念上的革新颠覆了旧有的舆论氛围,地主富农的声望一落千丈,这就形成了新型的领导权。而旧民主主义则是旧统治阶级掌握领导权,新旧差别就在这里。

共产党在江西反围剿失败之后,转移到北方,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为此放弃了分权分地,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放弃着两个内容:一是组织农民普遍地建立农民抗日救国会,二是要颠覆乡绅的观念权力,促进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变革。这才是在乡村社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确立起不同于私有制经济基础的新型领导权。正是经过这样的根本性变革,如李顺达等这样的农民积极分子才能够在乡村社会脱颖而出,形成自下而上的与共产党相互支持的关系,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建设才有基础。

从这里我们能看到,毛泽东从湖南运动中学习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基本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求一种不同于旧统治阶级占优势的新型领导权,湖南农民运动中间是通过组织优势和观念权力的革新来实现的。到了华北之后,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根据地内部,首先是组织农民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同时还进行心理、观念上的革命,经过这样的革命和新型领导权形成过程之后,共产党就得到了农民自下而上的支持,形成一种积极的互动和支持关系,抗日根据地由此巩固和扩大。在抗战期间不到8年时间里,共产党由3万红军发展到90万人正规军,120万党员,200万民兵和一亿人口的根据地。在这个基础上,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的不到3年里取得全国政权。同时,取得这样的成就,还是在共产党相对于日本人和国民党存在着武力方面的绝对劣势,可以说,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唯一优势就是农民的经济支持方面。

如果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注解这个过程的话,相当于是创造出一个完全不适应私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个创新是共产党与农民通过积极地互动和结合,创造了一个新兴的领导权样式,毛泽东把这个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据《平顺县志》记载,共产党深入农民群众中间,组织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在私有制依然合法的前提下,平顺县中农的比例达到了63.3%。这么来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已经不能够良好运作了。虽然一些权威学者很强调新民主义阶段要如需各种所有制的混合形态,这是决策层的主观选择和意愿,但在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本身就是具有挑选性的,只要形成上述的政治优势,私有制的基础是不能良好存在的,地主和富农在乡村社会是一定会被打压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乡村社会中间谁能够引导农民形成新的出路与前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西沟的李顺达和川底村的郭玉恩,虽然旧的习惯势力和思想还很强大,他们本人的力量是薄弱的,但背后还有着共产党的提倡与扶持,这样就形成了乡村的新的努力方向。

在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上,有三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特别值得重视,第一个历史时刻是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组织起来的农民把土豪劣绅的权力打下去,把贫农的权力长上来,政权、神权、族权父权等观念权力一齐动摇起来,这构成了乡村社会的革命性变动;第二个历史时刻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共产党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然后也进行各种观念的革新,这也是的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走出了国民党政权建政失败的内卷化困境。第三个历史时刻是建国后的土改和城市的民主改革,此后旧有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政治优势、社会影响及有利于他们的观念权力都被废除掉了。在每一个历史时刻,共同点是实现了政治优势和观念权力的革新,使得经济优势的旧统治阶级丧失了政治和文化优势,领导权转移到了底层民众手里。

如果没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的政治优势和文化革新,共产党的根据地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就失去了依托。

毛泽东毕生强调政治挂帅,直到临终之前还讲“不斗争就没进步”,这代表他作为革命家对于社会结构变革的理解和新制度起点的想象力。


 

二、劳模实践到制度决策


没有了地主和富农的优势,劳模们就开始了自己建设和展望新世界的想象力。在太行山这种自然条件极差的地区,要改进生存条件,需要充分调动剩余劳动力,通过组织的中介去提升土地的产出,说到底,就是要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成“三保田”,没有这个目标的完成,就很难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平顺县的百里滩,经过川底和西沟地域,李顺达和郭玉恩他们组织起来之后,就开始对这个不利的自然条件进行长期的有计划努力,加以改造,在山上种树种草,在沟里大坝修筑水田梯田,建造蓄水和灌溉设施,最终目的是更好利用本地稀缺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

我也是职业农民出身,算是长江边上种植水稻的农民,虽然平顺的农业生产条件比我老家那边差多了,但是,就集体农业时期的生产提高幅度,反而是西沟和川底村比我老家好,就劳动日分配比较,1970年代中晚期我老家一个工只有五六毛钱,而川底和西沟都接近一块,差不多高出一倍。这个反差的存在,主要是有这么一批农民带头人,非常好地解决了怎么把农民组织起来合理地开发自然资源,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看《西沟村志》记载,当时在那个石头山上,通过挖鱼鳞坑种树,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够挖8个,在河滩种果树种一棵需要投入两个工,正是依靠这样的艰苦努力,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力投入来实现农业的生产潜力挖掘。

农业的增产,说到底是利用各种条件促进农作物的有利生长条件的实现,挖掘各种可能的增产潜力。劳模们的实践,不仅改变了本地的状况,还通过政府的决策和推广,成为全国农民的努力方向,这个具体过程值得深入探讨。



我们在这里借用毛泽东使用过的词汇,在中央决策层中间有两种不同的决策思路,一个叫“加工厂思路”,所谓“加工厂”就是在加工使用的原材料生产出产品,第二个就是“设计院思路”,“设计院思路”就是设计师已经具备完备的知识,然后就现实中间各种限制条件做出完整的设计。设计院思路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概括,一是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据说这个设计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二是合作化的进度超过了干部的管理经验和社员的觉悟水平,这个决策依据也无须调查研究就能够把握——在合作化之先干部的管理经验和社员的集体觉悟都不会高,因此,合作化不应该推进。

决策时管理活动中间最为重要的事务,到处都存在这样的事务,因此,可以借鉴已有的学术理论来进行对照。有必要提一下赫伯特·西蒙,美国一个著名的管理学大师,他认为管理最重要的过程活动是决策,而决策会两个条件限制。第一,信息。决策要依赖靠谱的信息,而收集信息需要成本的,故任何一个人在决策之先都不能够搜集到完备的信息,这是决策活动肯定会遭遇到的第一个限制。第二,知识,处理收集到的各种信息需要相关的经验和知识,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就无法有效处理这些信息,但是知识也往往是不完备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决策都是在信息不完备和知识不完备的情况下做出的,所以人的理性只能是“有限理性”。在后续的研究中间,学者指出西蒙的思路是要寻找一个路径,通过组织的职能分工与协作关系,把个人理性提高到组织理性,降低部门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量,据以提高决策的理性水平。我们知道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政府组织,通过功能划分成各个部门,然后又从中央到地方进行层级划分,就是条条块块的分工,这样就把各层级、部门决策所需要的知识、信息限制降至最低,从而提高这个决策的理性程度。

与西蒙的决策分析相对照之后,就可以看到加工厂思路与设计院思路的差异或者不同政见在哪里了。

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最主要的决策有三个,都被称为总路线。第一个是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内容是“一化三改”——目标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还要完成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个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针对一五计划权力过度集中与中央的弊端,提出中央要向地方和企业放权,最先体现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间,刘少奇把这个思路概括为“两条腿走路”。第三个总路线称为党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内容是继续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

这三个总路线都是非常宏观的目标和方向,按照罗伯特·卡次的管理职能三分法,属于概念化职能。另外,基层管理最重要的职能是技术职能,像郭玉恩社长,最重要的是怎么把粮食种出来,通过灌溉、施肥等,想方设法促进农作物的生长,这就是技术职能。同时,政府掌握大部分的投资能力和资本品的分配,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最重要的配置职能。合计起来,最重要的职能划分是顶层行使的概念职能,中间层行使的配置职能和底层先进经验所体现的技术职能。在最高层的决策中间,行使概念职能所需要的知识和信息从哪里来,就成为决策层争论的焦点问题,加工厂思路要求以基层的先进经验为基础,毛泽东始终坚持要以基层的技术职能为起点去行使概念职能,这是一种思路。刘少奇和邓子恢等人的主张,实际上无须组织理性的提升,就能够完全自足地解决决策所需的信息和知识问题,这是另外一个思路。

从毛泽东自己行使概念职能的过程看,他与农村工作部合作要求各地上报先进经验和问题,在这个基础上编辑《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然后经过十七条到农业四十条纲要的提炼过程,然后是1958年农业八字宪法,1964年提出农业学大寨,核心思想是把中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然后以活劳动投入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和耕作方法的改革,去充分挖掘我国农业发展潜力。而这个过程就是要把顶层概念的职能建立在底层的技术职能之上。在这个方面,刘少奇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在他们的思想方法中间,底层的技术职能状况不是决策信息和知识的来源。




毛泽东正是根据劳模的增产经验起草了一份指示《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向各地征求意见,著名的“四五八增产规划”就是在这个文件中间首次提出来的,文件要求:黄河以北粮食单产达到400公斤,黄河到淮河之间单产500公斤,长江沿岸达到800公斤。有一个著名的说法——“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毛泽东本人也经针对性地反驳过,查阅文献,1964年毛泽东在倡导农业学大寨同时,几次提到“要注意种好16亿亩。在这个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农田。”“至于农业,我们要靠(山东曲阜)陈家庄陈玉梅、(山西昔阳)大寨陈永贵。”“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1964年5、10月),这几次谈话精神核心内容就是说明,在五六十年代单干是行不通的,是那种抓不住老鼠的坏猫。

那么组织内部如何处理个人理性与组织理性的关系,如何合理划定各种管理职能,始终是困扰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问题。现在网上很多否定老共产党人的说法,说新中国就是毛主席领导一批贫下中农进了城、当了官,这从官员来源看当然是有依据的,同时这个干部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个人理性泛滥的学徒工阶段状况。上文提到的三个总路线,就曾经被人很轻忽地加以推翻,1962年毛泽东严厉批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这个时期就出现了以个人的拍脑壳决策,推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内容的事实,实际上是把个人对局部事实的体会和认识,作为推翻组织理性载体的重大决策的依据,是只有个人理性不承认组织理性的思想方法的暴露。在同一时期,毛泽东不仅针对黑白猫的说法进行反驳,还针对1962年之后集权程度超过一五时期的倒退提出批评,要求中央不能够向下夺取中间层的资源配置权力,而应该着眼于“虚君共和”。

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农村完成社会化过程的干部个人,只习惯于个人理性而对组织生活环境和组织理性毫无概念的心理状态,这对决策的负面影响是极为明显的。毛泽东在党内高层提出加工厂与设计院的区别,从未有人进行公开反驳过,都支持加工厂思路,但是到了重大历史关头作为惯习的设计院思路还是占据上风的。结果导致中共决策层在一切重大决策上都存在很多不必要的争论,当然这是干部多数尚处于学习深度严重不足的学徒工阶段,有很大关系。


 

三、基层劳模经验与顶层决策间的关系


在合作化的具体过程中间,官员们重视一些制度要素,与劳模关注的不完全一样。在劳模组织进行的努力中间,利益主体的分割是一种重大障碍,比如川底要修一条水渠,修水渠是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哪个地方有水可以灌溉到哪里,都是既定的,如果将土地分给各家各户的话,这个协调是很困难的,赵树理曾经在这里做了贡献,他做通了“刀把地”那一家的思想工作,最终把渠道修成。在农民劳模带头人那里,由于农村产权似有与分割的不一致,成为有组织努力的要克服的困难。

1955年,山西省的省委书记杨世杰到西沟来,他看到合作社的规模过大,这超过了中央政策许可的进度,他要求改小,结果西沟不但没有改小,反而从203户扩大到了283户,西沟李顺达他们关注的是地界、山界分隔太大的话,不利用于治理山水,这就显示底层和上层的视角的不一样。后来合作化之所以在决策层主导下解体,上层和底层关注的制度要素不一致是一大原因。在顶层决策层那里,底层经验是否具有优先性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对劳模创造的经验和关注焦点重视一些,但是这个始终没有形成共识。

1930年代,张闻天他们刚到江西的时候,与毛泽东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动不动就说“拿本本来”,似乎真理都写在本本里。对这个,毛泽东有着强烈的不同政见,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本本主义》。这个分歧持久和顽固,表面上看是一个对书本知识的认识问题,在共产党执政智慧,就成了政权组织的有效决策与信息从哪里来的关键分歧。这使得很多重大政策,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未能纳入前后一贯地进行持续不断的改进和长期努力系列中间。我们看到,对于合作化的解体,高层比下层要更积极。今年6月份,我在汾阳参观贾家庄,那个村子的集体经济还在,之所以能保持下来是因为该村的支部书记不想将集体财产分光吃光,个人愿意为此承担一些政治风险(曾经被主管农业副省长不点名批评过),同时,还有山西农民的舆论在外部支持着他的选择,副书记说当时农民中间流传着“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说法,这个给他们班子以很大的勇气。


在集体农业时期的努力基础上,当年的模范村现在也成了扶贫对象,这个巨大的变化过程背后的政治和经济逻辑,以及底层经验和顶层决策的关系,很有助于我们反思已有的定论。这是我一些初步的感受和提炼,就给各位汇报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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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7-10-2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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