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朱克家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江青等人的号召，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决心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到底，在各基层狠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把政权夺回到革命左派手中。
在青海，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给江青写信，提出警惕“新老走资派”“变换手法，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又在中央推出代表他们利益和愿望的人物上台”，“实现其以‘硫化铜’冒充‘真金’的阴谋诡计”，“要牢牢掌握各级的党政军大权，首先要确保中央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他们表示，要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强劲东风，在1976年的“七、八、九（月）大干一场”，把“从省委到基层的右倾翻案复辟黑线批深批臭”，鉴于不少老干部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有的变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以有些地方是“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并不奇怪，对此“必须在组织上认真解决问题”，要“分别不同情况，采取批判、调职、降职和坚决的组织措施，从组织上摧垮翻案复辟势力及其主要阶级基础”，从而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福建省，因敢于反潮流而闻名全国的李庆霖，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视，由一个普通教师参与了全省的领导工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很高，和福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十分敏感地认识到右倾翻案思潮严重性，对邓小平支持上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不怕被打倒的秋后算账派”、“反攻倒算的还乡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并且建议组织省委常委会议领导小组，让革命左派担任了会议秘书长，把大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进行纳新，吸收到共产党内，提拔到领导岗位，成为不脱产的革命干部，保证了运动健康发展。
广州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非常活跃，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预演，认识到没有硝烟的革命斗争的残酷性、艰难性、复杂性、长期性，他们感到“一场大决战无法避免”，受邓小平的影响，从“省市委、地县、局、基层都有他的代理人”，只有把政权牢牢掌握在革命左派手中，才能保住“预演”取得的硕果。
北京市的路线斗争更是热火朝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经受考验最多的地方，而两校的工宣队、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又是右倾翻案风中首当其冲的人物。迟群在1976年7月18日与清华大学机械系压五班学员座谈时说：“同学们暑假回去就是开门办学，说不介入，早就介入了，和走资派斗争不介入，抓什么纲？！这不是理论脱离实际？！介入才是最大的理论联系实际，不要怕。”他帮助同学们分析问题，提高认识：“有的工厂乱，表面上好象是批邓带来的，实际上是走资派破坏，为什么有人脱离这些来讲乱？这就要讲辩证法。上层建筑破坏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破坏生产力，右倾翻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党内走资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向无产阶级进攻，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把生产关系搞乱了，维护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作为生产力的广大劳动人民怎么会高兴？只有狠批走资派，理顺关系，才能有大好形势。不去批判走资派，笼统地讲乱，不讲来龙去脉，是讲不清楚的。”他们不光把学校的路线斗争搞好，还利用“开门办学”，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及解放军部队共一百九十余个单位挂钩联系，召开座谈会、报告会等，宣讲路线斗争，大讲走资派的危害；并在各地的分校贴出大字报专栏，把邓小平等人搞翻案复辟的事实昭告天下，让广大人民群众擦亮眼睛，警惕走资派上台；同时设立接待站，根据接待提纲，接待了各地一千五百多个单位的近万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文化大革命中的闯将张铁生，以自己在两条路线、两个阶级斗争中得到的锻炼，获得的知识，现身说法，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西大寨、太原市、沈阳部队等地进行讲演。他说：“党内资产阶级是当今世界上、社会上最腐朽的一个阶级，最堕落的一个阶级，最反动的一个阶级。”
陕西省铜川市的革命造反派提出，邓小平的所谓整顿是“铜川市问题的要害”，整顿是树立“黑典型”、“黑样板”。西安东方红机械厂大胆地改组了被邓小平等党内走资派整顿出来的党委，使革命的新生力量掌握了工厂的领导权。宝鸡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响亮地宣布，“不解决造反派的入党问题，就是不能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考验的革命造反派就应该“入党、提干”。
湖北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急风暴雨的斗争，广大革命人民的路线斗争觉悟高，他们说：“要时时观察省委、省革委的工作，看他们执行了什么路线，要注意党内资产阶级的动向，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依靠革命造反派。全省人民都应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强卫士，是领导人执行什么方针、路线的监督员。”
江西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心连心，工作一直配合默契。早在1975年8月13日，《江西日报》就登出了《林彪与朱熹理学》，受到江青的表扬：“观点很正确嘛！”可是江西党内走资派却根据邓小平的黑指示，把写文章的人打成反革命。经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非明，路线清，高兴地喊出：“斗走资派有理！斗走资派光荣！”“迎着风浪上，面对阻力行，顶着压力干！”
四川是人口大省，也是革命造反派力量雄厚的地方。他们1976年8月在成都市召开二十万人大会，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动力，抓好“防震救灾”，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良好风貌。
上海是“一月革命”的发源地，时时事事走在全国的前列。他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大办民兵师”，武装革命造反派，担负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任。
毛主席也英明地作出了他身后的人事安排，多次向政治局有关同志提及他逝世后中央领导班子名单：党中央主席，江青；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中央军委主席，陈锡联。并征询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也在分化，有的走向右，有的走向左，或者一时向右，一时向左。李先念是个典型人物。1967年2月，李先念与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攻击中央文革，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参与了“二月逆流”，受过严厉的批判。但当时，李先念转得快，检讨得又早又深刻，得到毛主席和革命左派的原谅和保护，在中共九大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李先念非常感动，当着全体九大中央委员的面，又一次作了公开的检讨，言辞恳切，心情沉重，是“二月逆流”参与者中表现最好的一个。他很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心中的位置，所以到了1975年的国庆节，根据听到见到的邓小平一系列言行，感到有必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在一次接待外宾之后，跟着毛主席来到书房，他对毛主席说：“最近，邓小平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可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他看到毛主席即将去世，又被叶剑英拉过去，成了反革命政变的积极参加者。
 
1976年7、8月份，毛主席的疾病越来越严重，但头脑非常清楚。江青陪伴在侧，经常议论他们这一生中做过的第二件大事——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预演。毛主席说：“这件事没有完，现在评价是‘三七’开，总不为过吧。”江青知道，毛主席一直为有人假借他的号召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成的那三分错误而遗憾，也为一部分老同志老战友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而心焦。她认为，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是毛主席的谦虚，是他一贯说话、做事留有余地。所以江青安慰毛主席、也是发自内心地说：“主席，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什么？不就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让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贯彻执行？现在，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被修正主义、走资派篡夺了的那部分权力已经夺回来了，以刘邓为头子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被摧垮了，经过‘九大’‘十大’两次政治改组，党中央和政治局里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的势力已失去多数，您的正确路线终于可以顺利贯彻执行了，连我们的敌人，以及国际舆论也异口同声地承认这一点。”毛主席说：“江青呀，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些人在虎视眈眈地觊觎你那些胜利呢。”江青仍陶醉在现实之中：“我不管，反正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成绩，他们是抹杀不了的。你看，在经济基础方面，我们彻底击退了党内那股欲分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资本主义思潮，大大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击退了在国有工业企业中妄图推行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责任制的修正主义做法，广大工人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一切都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各项工作已经蔚然成风。有人再想搞什么‘利润挂帅’‘奖金挂帅’‘个人利益驱动’已经不灵了；再推行专家治厂，再反对依靠工人阶级办厂办企业，再把工人阶级看作雇佣奴隶、实行‘管、卡、压’，就成了工人们的死敌。你看看，现在工人阶级多么扬眉吐气，一副主人翁的神气，真叫人高兴，他们自觉参加‘两参一改三结合’，自觉贯彻执行您的无产阶级马列主义办企业路线，创造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业绩！”毛主席被江青说得兴奋起来：“我还没有老糊涂，这些成果在四届人大的报告中已经列举的不少了。”江青接过来说：“不，那时邓小平的翻案风还没有刮起来，他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辉煌成就的阴谋还没有暴露。经他这么一搅和，我们立即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人们进一步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这一年以来，全国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光前几年取得的成果巩固了，还有了新的发展。”江青说得一点不假，自从1975年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整个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势越来越好。在教育、文艺、卫生等各条战线比较彻底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各方面焕然一新。广大知识分子焕发了延安革命精神，努力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精品的一系列革命样板戏的相继诞生和极其广泛的普及，受到全国工农兵的衷心喜爱。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经受锻炼，与传统观念决裂，通过参加三大革命实践活动提高了政治觉悟、学到了革命本领。工农兵上大学改造大学，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已经开始结出硕果。根据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全国农村普遍实行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看病吃药难的问题，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世界上一大奇迹，得到国际上广泛赞扬。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江青积极参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预演，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辉煌胜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