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隐瞒姨夫的死因,舅舅们跟父亲用寿衣严严实实地遮住了姨夫的脖子,脸上也化了妆,还当着所有人的面,故意往死里打骂傻子,姨妈也就信了姨夫是被傻子气死的。

2015年3月份,姨夫突然离世。电话那头,母亲没有说明死因。

回家吊丧,姨夫穿着寿衣躺在黢黑的棺材里,上前去看,人脸用一块红布蒙着。有亲戚想走近了看遗容,都被一直在边上经管着的小舅委婉劝开。我年纪尚轻,不谙世事,心想许是怕姨妈跟两个表姐看到姨夫的脸,悲戚戚无法自拔。

我不知道的是,在我到家之前,小舅和父亲已经以性命相逼,换来了灵堂前的短暂平静。我渐渐觉察到,两个长辈对姨夫的死因讳莫如深,听父亲偶然提及,姨夫断命的导火索也燃及他生前关系不错的胡义军。按辈分,我得管胡义军叫叔,为了了解姨夫突然去世的真相,我背着父亲偷偷去了邻村,找到了胡叔。

原来姨夫的悲剧,始于两年前。

2013年,收了秋,渭河北岸的一座只有30户人家的村子里,一个写着“大通小麦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金黄色牌子,在村民孝利家门口上了墙。

孝利是村里公认的“能人”,城里头亲戚多,走南闯北见识广,家里有钱,在村里大事小情上都“说得起话”,一般有人家婚丧嫁娶,孝利都站在前头,趾高气昂地指指点点。不是领导,胜似领导,牛着哩。

听胡叔说,合作社正式挂牌那天,孝利家门口并没有放炮仗,村里的大喇叭也没做任何宣传,只是悄悄地挂牌,没人围观。

孝利屋(家)在村中间,三进三出的大院子,门前的坝子全打上了水泥,很气派。过路下地的村民都看得见孝利家门口的牌子,明晃晃的。没过几天,孝利屋能存钱的消息就在村子里传开了,而且据说利息奇高,“有10%,是银行利率的两倍还要拐弯”。

10%,是什么概念?我查了一下当年银行挂出的活期利率,月利率也不过2点几,年利率也不过4点几,10%的活期利率对于村里人而言近乎于搞高利贷,简直是捡钱一样了。

所以合作社挂牌没多久,就有人去孝利家放钱了。

胡叔是个本分的庄稼人,59岁,看起来却像古稀老汉。这几年,村里的人稍微有点力气的都去了外地打工,胡叔是数得清的还留在家里守着地的人。

胡叔家里六亩地,无论冬夏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茄子、豇豆、辣椒、黄瓜、玉米、小麦、红薯、红白萝卜,无论行情如何,地始终没荒下,跟胡婶忙活上一春半夏,也能有个不错的收成。

老两口有一儿一女,女儿前几年嫁了人,儿子还在省里读大学。为了供儿子读书,农闲的时候,胡叔会跟着邻村的建筑队,做个小工,到处跑着给人盖房子,一天管两顿饭,有80块钱的收入,一年下来,行情好的话,也会挣个一两万。

村里人嘴上不说,可都心知肚明,到孝利屋放钱的人越来越多。胡叔那会儿手里攒下了一点钱,也动了心。为了稳妥,胡叔先去孝利那里问了具体的存法,回家后跟胡婶商量。胡婶说,这个家你当着,只要你看准了,不拦着。

说这些话的时候,胡叔有些不敢抬头看在一边忙活家事的胡婶。

当天晚上,胡叔就让胡婶翻箱倒柜找出了平时攒下的两万块钱,他从胡婶手里接过钱,把钱塞进怀里,朝着孝利家走去了。

“因为提前打听好了,那天晚上放钱倒不费事。”胡叔说。走进孝利家,孝利接过钱,用验钞机打了两遍,钱数对的。

孝利问,想好了?

“我那阵子兴奋着哩,想都没想就点了头。然后,孝利给我开了张发票,发票上头写好了数字,日期,我还仔细看了一遍,确定没问题,就签了字。孝利在发票上盖了章,就把钱放进了保险柜,我拿着发票回了家。”

我朝胡叔要了当时孝利开的发票,抬头写着“大通小麦农村信用合作社”,章上印着“大通合作社”——当时村民没人注意到这些,也没人懂这些,他们甚至单纯地以为只要是盖了章的红头发票,就保准没问题。

后来村里手里有点儿积蓄的,大都把钱存到了孝利那儿,少的五六千,多的甚至能有几十万。

那时,同样的事情也正在我们的村子里复制着。设了“合作社”的远不止胡叔的村子,整个渭河北岸,方圆几十里,几乎村村都有。

我姨夫跟胡叔一样,勤快,靠种地和干一些散活儿,养活一家老小。早些年,姨夫为了供孩子读书,拼命地干,后来大表姐出息了,在上海做IT,努力多年,混成了个小主管,年薪40多万。

2013年,姨夫知道了大表姐要在上海买房的消息后,很想帮扶女儿一把。正好村里也有人成立了“合作社”,为了赚那10%的利息,姨夫就把家里的钱全部放了进去。

其实大表姐并没有向姨夫要钱的意思,这一切都是姨夫自个儿做主的,姨妈也不知道。

2013年年底,因为要过年,胡叔从孝利那取了一千多块钱,孝利说是利息,剩下的钱又原封不动地存下了。胡叔说,拿到钱的时候连自个儿都不敢相信,好家伙,不到半年时间,利息就能够一家人过个年。

可令胡叔万万没想到的是,取走这次的“利息”后,他就再也没从孝利那儿取回过一分钱。

2014年4月份农忙的时候,“信用社要黄了”的消息陆陆续续在几个村子里传开了。胡叔一下子急了,拿着发票到孝利家,说是儿子大学快毕业了,要找工作,急等着钱用。没想到,孝利只是不咸不淡地回了他一句:钱,上头暂时还没拨下来,得过一阵子才能取到。

尽管当时胡叔心里有些慌,可碍于都在一个村里住着,抹不开情面,也就自欺欺人地信了孝利的话,收起发票,走了。

胡叔不知道的是,那时候去寻孝利取钱的人很多,都被孝利以各种各样的说辞挡回去了。

钱暂时取不出,方圆几十里的村子都陷入了一阵前所未有的恐慌中。

胡叔说,后来村里的存钱大户都去找孝利,前头一次两次的都被孝利打发了,后来再去找,孝利干脆直接说,没钱就是没钱,取不出来就是取不出来,朝我要,我也没办法,我的分红钱还不知道寻谁要哩。孝利这话一出,村里的德娃当场就掀了桌子,指着孝利骂骂咧咧地走了。

不甘心的村民们开始闹,村长的老父亲是第一个寻孝利闹的。老汉在镇中学教了一辈子书,退休了还按月领工资。“合作社”成立后,老汉就把这辈子的所有积蓄17万,都存到了孝利那儿。

老汉寻孝利说了好几回,后来闹翻了脸。他提着凳子,整天坐到孝利屋门口,谁知道孝利更狠,干脆锁了门,一天一天的寻不到人。有一回,老汉听村里人私下说孝利回来了,大晚上的就去敲孝利屋的门,屋里灯亮着,可就是没人开门。老汉一边敲一边骂,很多村里人闻声而来,来跟老汉一起骂。

这样一直耗到了后半夜,老汉一口气没吸顺,竟然一头倒了下去,回到屋里,没几天就中了风。“多体面个人啊,体面了一辈子,现在人都认不清,还坐在轮椅上呢”。

老子倒下了,村长也不顾脸面了,推着老汉,堵到孝利屋门口,说再不给钱,就把老汉放到这里不走了,还要把孝利的地都给收了。孝利耗不下去,就去找了上头。不多久,就放出消息,说钱可以取了,但只能每年年底取出本金的2%,利息一概作废。每年取本金的2%,取完所有的钱至少要三四十年,这样的条件,显然是合作社的缓兵之计。

但村里的人都爱占小便宜,又怕事儿,有总比没有强,每年取一点总比一点不取强。当年年底,各家各户都不同程度的从孝利那儿取到了钱。胡叔说他那年取到了400块。

在我们村,“合作社”崩塌得更为彻底。在比胡叔晚两个月知道“合作社”要黄了的消息后,姨夫就赶紧到信用社取钱,一样,不出意外,一分也没取到。姨夫背着姨妈去闹,办法想尽了,没一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