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看着这条丧家犬的狼狈相，感到一阵惆怅。看来，自己确实认错了人，推荐错了人，华国锋比周恩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她想起了1974年夏天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有些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江青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态度，据我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受过冲击的干部和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那三个指头的缺点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重新工作后，对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了可贵的努力，也引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注意。我们欢迎他们的这种好的方面。但是，他们如果一味地纠缠江青同志的缺点和错误，纠缠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陈旧老帐，就会犯新的错误。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只能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向分裂。” 虽然华国锋已背叛了革命，江青还是想拉他一把。她给他写了一封短信。当这封信展放在华国锋面前的时候，那熟悉的字迹使他心惊肉跳：“国锋同志：尽管你已走得很远，但是我决定还是这样称呼你。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谁？是邓小平为首的一小撮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是毛主席临终之前反复告诫的。忘记这一条，才是真正的标准的叛徒。可令人痛心的是，一些人在一系列重大严肃的政治活动中，干了一系列令人不能容忍的分裂破坏勾当。大敌当前，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打倒最主要的敌人，而是把专政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和战友。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不过，我和我的战友们并不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只希望你能迅速回到团结的原则上来，相互多作自我批评，共同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可惜，江青的苦口婆心换来的是华国锋的驴肝肺，他没看完就撕掉了。 对于汪东兴，江青可以说知之甚深。不了解真相的人们，总认为汪东兴是在执行一件特殊使命，好象他对毛主席的确忠心耿耿，始终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华国锋、汪东兴也在造舆论，说他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似乎老人家有所授意。其实，这是一个弥天大谎。连他们自己也感到难圆其说。 在江青眼里，汪东兴不过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只是唯上级命令是从的警卫人员，当然是高级警卫人员。她认为，汪东兴既然是毛主席的警卫人员，那理所当然也是自己的警卫人员。所以，她从不把他放在心上。文化大革命以前和刚开始的时候，汪东兴到江青那里办事，江青留他吃饭，他连坐都不敢坐，更谈不上说话了。而汪东兴也当着江青的面几次表态：“你的一言一行，都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都要无条件地执行。请江青同志放心，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你和毛主席的人。” 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有较好的表现，他写的《刘少奇的罪行大事记》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毛主席说：“谁说我们的老粗不能搞材料，汪东兴同志搞的材料很有说服力，一下子就把问题点明了。”江青清楚地记得其中的几段：“1947年3月19日，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撤出延安，转战陕甘宁边区。当时，江青同志也和毛主席在一起，共同指挥我们作战。而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作队经晋绥解放区到河北省的西柏坡时，一路上大搞形左实右的错误土改，即臭名昭著的‘搬石头’运动。这时在刘少奇为首的帮派体系里又加了一个陆定一，他公开说：‘陆定一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不是一般的能比上的。’”“在这个时期里，我们亲眼看到江青同志协助毛主席起草命令，分析敌情，布置兵力，指挥打仗。而直到第二年即1948年底，刘少奇才和王光美正式结婚。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捧上天，动不动就把她拉出来在全党面前显赫。相比之下，江青同志是高山，而王光美不过是个小丑。更令人气愤的是，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了天津，公开抹杀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论点，胡说：‘将来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有可能跟我们发展到社会主义，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联合资产阶级上。应当号召工人以忍耐暂时的痛苦，实现劳资两利。’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斗争啊！刘少奇甚至这样说：‘现在不是资本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反而应该使资本主义有若干的发展，也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我希望资本家要多办工厂，多剥削一点。今天，你们只剥削了一千工人，我看不够。我希望你们能剥削二千工人，二万工人。资本家生活太苦，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要弄得太苦了。’到了1950年6月7日，刘少奇又在政协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他公然背着毛主席提出了‘三年改变成份，我们要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也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要保存着富农经济的’论点，为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所以，江青一开始认为汪东兴是紧跟毛主席的人，从来不把他当回事。对他的举动，反而有所忽视。 不但江青，到后来连张春桥、姚文元也不把他当外人，中央工作的人都客气地尊敬地称他为“汪主任”，只有他们几个亲切地直呼大名。对此，汪东兴却不以为然，不认为是亲近而感到不尊重他，所以他背地里经常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坏话，甚至咬牙切齿地说：“走着瞧，我迟早要出这口气。” 由此看来，汪东兴对江青怨恨已久，只不过江青浑然不觉，认为大家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一切以革命事业为重，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连性命都可以不要，那有时间去计较这些小事呢。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她根本没有想到汪东兴会找她算帐。 正因为汪东兴有这种心态，又处在特殊位置，所以成为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拉拢对象，成为反对江青的急先锋。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东兴曾被林彪集团拉拢过去。1969年九大时，林彪极力推荐汪东兴进入政治局，他对毛主席说：“汪东兴是个好同志，他参加政治局对中央的工作有利。他对主席忠心耿耿，是个难得的人才。”并派叶群到汪东兴家串门，送东西，以示关怀。投桃报李，汪东兴对叶群说：“她（指江青）那个人自高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要不是看在主席的份上，谁理她呀，我看，毛主席死后，才有她的好看呢！”又说：“我从来就没有把钓鱼台（指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人当成救世主，我就是佩服林总。为什么毛主席在那么多的元帅当中选了林总，就是因为林总才是真正的统帅之才。现在我是跟着毛主席干，他老人家死了之后，我就要跟着林副主席干。我会像忠于毛主席那样地忠于林副主席的。叶主任，请您放心吧，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我也希望林总能关心一下我的政治生命。”到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汪东兴参加华北组的讨论时，陈伯达第一个发言，他接着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代表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热烈希望毛主席继续担任国家主席。刚才陈伯达同志讲的情况是严重的。我们党内有这样的野心家，他们在巧妙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毛主席知道后，把汪东兴叫到自己的房间，严肃地说：“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看你们怎么办？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向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汪东兴腿肚子一软，“扑通”一下跪下了：“主席，我错了。我不了解情况，我上了人家的当了。主席，我向你检讨。”说着，大哭起来。毛主席更加严厉地说：“你汪东兴明明知道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为什么你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事到如今，汪东兴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推到叶群身上，基本上把他与林彪、陈伯达、叶群的一些谈话交代出来。 其实，江青对汪东兴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和目睹，她曾向毛主席谈过。毛主席说：“这个人跟我这么久了，脾气和性格都适应了嘛，有感情了嘛。我看他不会造反吧。再说，换一个人也不见得比他好多少。他有点把柄在你们手里也好嘛。我们再继续帮帮他吧，让他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在实践中再考验考验吧。”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汪东兴主动揭发邓小平，他向江青说：“我对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了，毛主席根本离不开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战友和学生。这些话，使邓小平没有捞到半点稻草。”当时，江青对他的话，虽然有所怀疑，但也认为汪东兴有点进步。她想到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要注意多团结人，不要疑神疑鬼，所以就没有再向汪东兴深问什么。 想到这里，江青认为汪东兴的叛变似乎有着必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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