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年，江青除了与华国锋、汪东兴这两个叛徒交过几次锋，更多的是与资产阶级复辟派的爪牙、走狗的周旋和较量。 “你自称女皇，整天作威作福。”狱中审讯人员不止一次地鹦鹉学舌一般向江青挑衅。“笑话！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女皇。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现在成了毛主席的未亡人。”江青诚恳地说，然后郑重地告诉这些人：“散布我是女皇的人别有用心，你们千万不要上当。看一个人要从阶级立场、路线斗争的角度去观察去分析。我们搞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是无私无畏的，任何流言蜚语都吓不倒我们。党内走资派、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搞臭我，无所不用其极，竟然拿封建帝王思想，拿孔老二的破烂货来玩弄舆论、欺骗群众，真是无耻下流。善良的人们应该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切莫受骗。” “你曾经叛变出狱。”一个年纪较大的审讯负责人，在审讯室里用骨碌碌的黑眼睛朝江青身上转来转去，嘴里机械地说着排练过无数次的语言：“根据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说你在三十年代被捕后写了自首书，是叛变出狱的……”“无聊！”江青目光直射委琐不堪的审讯人员，义正词严地说：“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和陷害。毛主席生前就看到过不少这类反革命的材料，你们不过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货而已。我是叛徒，主席会和我结婚吗？你们说我写了自首书，有什么证据？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构陷，决没有好下场！”审讯员理不直气不壮，只哝哝地说：“中央要我们审查你，中央当然要有一定的人证、物证。如果不对，你也可以反驳吗，你可以写出材料推倒对你的指控。”江青拢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扶了扶下滑的眼镜，从容不迫地说：“你们先把我抓起来，剥夺了我的自由，然后再去收集所谓的罪证，这能公道吗？如今我成了案板上的肉，任你们宰割，但是历史真相你们是歪曲不了的。关于我的历史，早就有人造过谣，挑拨过我和主席的关系。但是，主席看穿了他们的阴谋，主席是了解我的。主席早就对我有评价，你们想了解吗？春桥、文元知道，就是华国锋也知道！你们敢去问他吗？至于给你们写材料，这是办不到的，我一个字也不会写，因为你们的中央是非法的，你们成立这样的专案组，更是非法的。”说得审讯人员哑口无言。 “你支持‘揪军内一小撮’。”尽管华国锋、汪东兴想尽千方百计要把斗争的矛头引向江青是“揪军内一小撮”的罪魁祸首，以取悦军方的支持，但是专案组和有关人员太无能了。查来查去，没有找到江青一句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证据，只有一个关锋、王力、唐平铸和胡痴于1976年1月10日给林彪的报告。上面有胡痴的一句话：“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而林彪批示的这个报告里写道：“当前，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而写这个报告的四个人，都是被江青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宣布打倒的，其罪名之一就是“揪军内一小撮”。华国锋、汪东兴非常难堪，还是硬着头皮让新换的专案人员去提出江青支持“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江青勃然大怒：“他们完全是在颠倒是非，我江某人是最先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的。我的功劳是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江青控制住自己愤怒的情绪，耐心地向专案人员解释：“‘揪军内一小撮’是一回事，军内的确有一小撮坏人是另一回事。过去毛主席的讲话里也有说军内有坏人的字眼。问题出在1967年夏天的武汉事件后，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利用这个事件掀起了反军乱军的浪潮，这是干扰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严重问题。我们所指的‘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指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这一概念。现在，修正主义统治者们又搬出这个问题完全是别有用心，你们千万不要上当、成了别人的工具。所以我认为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和他们不是一个阶级的人，也没有共同的是非标准。”一席话，说得专案人员无言以对，只得夹起皮包跑去汇报，再领取新的旨意。 “你们搞得天怒人怨，把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沿。”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强加给江青的又一条罪状。华国锋一上台就把毛主席逝世前的中国社会描绘得漆黑一团，其中有“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之侈谈，以此来证明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武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他华国锋。修正主义者和一切敌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极力宣扬这个大谎言，早已形成了一个固定“概念”强加于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他们不敢直言攻击毛主席，就把这一历史谎言扣在毛主席的遗孀江青头上。其流毒之广，危害之深远胜过南宋时秦桧诬陷岳飞的“莫须有”。当时的国民经济真的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吗？敢于正视历史的人已经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文教卫生、国防、科研、外交等诸方面的事实，充分证明“文革”十年国民经济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痛斥了华国锋之流的谎言。此处不再赘述。现在只让我们看看1975年元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当时经济形势所做的评价吧！“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所以只要用脑子想一想，1975年元月还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怎么到了1976年10月，即过了１９个月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呢？不是常听人说邓小平１９７５年搞“整顿”使国民经济大发展吗？如果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是不是那些为邓小平１９７５年搞“整顿”的颂歌是个大谎言呢？事实上，这期间正是华国锋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如果说到了“崩溃的边缘”，其主要责任不是别人，正是他华国锋。他和邓小平一伙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同时给“文革”定性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中跟着毛主席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一股反革命逆流”。他咒骂革命、咒骂群众运动，首开了否定“文革”之先。江青想想这些，感到无须和专案人员争辩。她只为华国锋当传声筒而悲哀，为华国锋的卖主求荣而可耻。江青冷眼观察着邓小平复出后所打的政治权术的“太极拳”，敏感地预见到华国锋、汪东兴一伙的末日就要来临了。傀儡退场，资本主义复辟的后台老板已经开始表演了。中国将要陷入万劫难复的深渊。 这四年，时常有监管人员出于善意，当然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向江青进行劝导：“我说江青啊，你考虑问题还是现实点吧。到了这里可不同于在你以前住的地方，而且你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应该考虑你晚年怎么办，难道就想在这里住下去吗？”江青正色说：“这点，你可以告诉他们，我江某人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党的原则，我甘愿把这牢底坐穿。同时，你也告诉他们，作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没有什么地位不地位的，到处都是向反动派斗争的场所，活一天就要斗争一天。想让我投降，叫他们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坚信，总有一天，这笔帐是要和他们彻底清算的。” 这四年，江青用狱中革命斗争的言行实践了自己的豪言壮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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