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雾已散，涛声依旧

薄雾已散，涛声依旧

------对重庆事件及未来时局的判断

作者：暮云愁

 近日随着重庆事变的发生，不厚书记和他的重庆模式黯然收场。网上网下议论纷纷，一些个左派人士痛心疾首，惋惜不已，认为重庆事变是革命的损失，从根本上堵死了体制内内改良的可能性。很显然，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它只是停留于重庆模式和重庆事变的表象，没有抓住其内在本质。那么，如何正确看待重庆模式和重庆事件？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重庆模式的实质仍是科学发展观。从重庆模式的几个要点具体分析：首先说“唱红”，全国重庆并不是第一家开始“唱红”的，2006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江西电视台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创办了首届“中国红歌会”。只不过重庆后来居上，政府牵头，花了很大力气，所以影响很大。据不完全统计，重庆累计唱红歌已超过10.4万次场，参与人数超过8000万，场地费服装道具超过2.1亿元，每人次误工费、交通费加起来超过2700亿。搞红色文化宣传，各地都有，中央也不逊色。看中央电视台各个频道这几年也是唱红歌不断，并且在“历史的丰碑”等栏目都在宣传红色历史。从重庆“唱红”的所规定的歌曲曲目看凡是鲜明地反映毛泽东时代革命路线的歌曲统统不选，选上的基本上都是反映革命政治路线不鲜明的老歌，再加上一些反映复辟时代的歌曲如《走向复兴》等等。这和中央 “唱红”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符合维护特色统治合法性，以历史上曾经的“光荣、正确、伟大”来粉饰当下的需要；第二说 “打黑”，全国也不只是重庆打黑，早在2006年2月全国就已经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庆 “打黑”是不厚书记2007年底到重庆之后的事情，属于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部分。黑社会猖獗会影响投资环境，打黑当然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第三，民生工程也不只是重庆一家，全国各地都有，它是特色当局“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第四重庆“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等三项活动并不触及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只是一种官员“作秀”。

人家不厚书记一再表白：“我们从没提过什么“模式”。如果说重庆的发展有什么特点，没别的，就是老老实实按中央要求，把民生导向的路子走好。”从这可以看出，不厚书记口头上并不承认重庆模式，他认为重庆一些做法是秉承科学发展观而为。反过来说，重庆模式如果有悖于科学发展观，不厚书记早就被拿下了，还用等到今天？

二、重庆事变本质上是特色内部权力和利益之争，绝非路线之争。

 与西方国家不同，特色的大资产阶级基本都在党内，与国家政权高度结合。整个官僚体系呈现出金字塔的结构，越是在顶层所拥有的资源利益和权力越大，因此斗争也就愈加残酷激烈。不厚书记虽然口头上不承认“重庆模式”，但他实际上鼓励媒体鼓吹“重庆模式”，目的是通过造势宣传以便在18大晋升，获得更多权力和资源。从不厚书记铩羽的原因看也并非是“重庆模式”走到了山穷水尽，而是不厚书记一方在权力和利益争夺中出现内讧从而授人以柄，落败下风。也就是说，重庆事件是权力和利益之争，而非路线之争。

三、重庆事变绝非简单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它罩着一层路线之争的迷雾。

重庆事变本质上是权力和利益之争，但又不是简单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它罩着一层路线之争的迷雾。不厚书记为了扩大影响力，增加十八大入常的筹码，反弹琵琶，剑走偏锋，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大唱红歌，发红段子，搞红色浪潮，实行了像打黑、民生工程、“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等改良措施，同时通过媒体网站把这种做法鼓噪为“重庆模式”。其中，忽悠之乡等网站出力甚多。一时间，风头强劲，甚嚣尘上。九个常委就有六个常委去重庆肯定了重庆的做法。

从本质上看，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产物，它是和社会主义时代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今天的特色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三十多年，其经济基础客观上要求建立相应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必然排斥作为革命产物的毛泽东思想。因此，我们看到特色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阉割毛泽东思想，不断去毛化的过程。可是随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深入，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人民群众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怀念真正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热在民间不断高涨。因此，特色们对待毛泽东思想就像叶公对待龙一样怀着一种纠结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恨不得先除之而后快，另一方面为了顺应民意，不得不惺惺作态----提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用形式上尊崇毛泽东和宣传革命历史等方法来粉饰当下，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心态，特色们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不得已而为之，素来不积极主动。不厚书记反其道而行之，以大搞唱红歌、红段子等形式主义的方式尊崇“毛泽东思想”，玩的还是当年联动分子的“形左实右” “举着红旗反红旗”的策略，目的是通过改良主义措施和形式主义的尊崇“毛泽东思想”迎合民意，为自己18大上位入常造势。只可惜，出师未捷便被拿下，让群众没有机会见识其庐山真面目的彻底暴露。不厚书记若真能如国外媒体所说那样入常成为政法委书记，对待全国蜂起的群体事件会不会展示其一脚踢断亲爹三根肋骨的那种心狠手辣？这也因重庆事件的发生而变得不得而知了。特色中另一伙人知道走资派们在文革吃过的苦头，对文革中群众运动心有余悸。他们对不厚书记搞的那些形式主义尊崇“毛泽东思想”做法也很反感，认为那是在玩火，有激起群众运动之虞。因此，他们把不厚书记认定为“文革余孽”。不厚书记和重庆模式倒了，是利益之争的结果，不是路线失败的结果，不过给人一种路线之争的印象。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路线之争，也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执，争的是走何种资本主义道路更有利于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它和无产阶级关系不大。一些个左派把不厚书记认定为马列毛主义者，实在是自作多情！

重庆事件后，重庆模式像薄雾一样散开了，在官方报纸刊物和网站上不留下一丝痕迹。重庆事件是特色统治阶级的家事，和老百姓基本上没啥关系。如果说有，那就是统治阶级的内讧互掐总是有利于被统治阶级的，而且还增加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可比电视上那些勾心斗角的宫廷大戏精彩多了。那么，重庆事件对今后的时局有什么影响呢？我认为不会有大的影响，还是涛声依旧。具体理由如下：

一、特色对外逐步走向争霸的道路不会因为重庆事件而发生改变。

改开以后，特色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密切合作，逐渐融入世界资本的发展大潮。如今特色资本与国际垄断资本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形成类似《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亲密关系。所以在美国金融风暴的时候，特色们喊“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特色们说“救欧洲就是救中国”。当然这种“英雄救美”本质上绝非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为了特色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出手搭救”的背后存在着利益交换；另一方面，在国际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中，国际垄断资本站在高端，处于强势，囊括了大部分剩余价值，特色居于国际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低端，处于弱势，占有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所以特色在国际政治方面多采取守势，要韬光养晦。但特色并不满意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面前充当二流角色，不满足于处于国际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低端的弱势地位，不满足仅仅占有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他们提出要发展“自主知识产权”，要“复兴”，要“崛起”。

作为一个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特色经过复辟后三十多年的发展，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目前经济总量全球排名达到第二。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特色垄断资本也在加紧实施“走出去”战略。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688.1亿美元）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随着特色在海外投资利益的增加，其与国际垄断资本的竞争也在逐步增加。美国欧盟先后由于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和主权债务危机影响，经济实力也受到相当削弱。美欧与中国经济实力的彼此消长，使得本来就不满意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面前充当二流角色的特色官僚资本更加激发了称霸世界的野心，不再单纯强调“韬光养晦”，而是强调还要“有所作为”。同时，以美国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国际垄断资本在与特色垄断资本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时对特色资本的觊觎之心也保持高度的警惕。它们采取种种措施限制特色垄断资本的发展，例如通过美国与日、韩、印、菲等国结盟构筑对华战略包围圈，对华限制敏感军事技术出口、默许纵容日本提高军力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等等。随着特色垄断资本实力日渐增强，美欧垄断资本戒心日重。近年美国宣布战略重心东移、将中国由“战略对手”升级为“假想敌”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特色可是说是世界上最狡诈的统治阶级。一方面他们已经与国际垄断资本形成大量的共同利益，同时鉴于自身羽翼未丰，尚未具备分庭抗礼的实力，所以强调“韬光养晦”“共识”“共赢”，以便为争霸转型赢得时间；另一方面，出于与国际垄断资本竞争的需要，特色们积极为未来争霸转型创造条件：比如说推进自主知识产权建设，推进航天工业、工业制造、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建设，加大军事投入，推进国防建设，宣扬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扬“和谐社会”的阶级调和论，以“新36条”等措施拉拢一般资产阶级团结在自身的周围，对抗其他国际垄断资本，增强对抗的实力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在桌面上特色与国际垄断资本是彬彬有礼，握手言欢；桌子底下则打黑枪、使绊子，无所不为。

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由于资本主义实力增长的不均衡性，在一定时期内国际垄断资本的没落与特色垄断资本的上升的矛盾必然会由战争来解决。特色垄断资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与国际垄断资本分庭抗礼，明目张胆地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对内对人民加大欺骗，更加残酷镇压反抗运动，对外争夺世界霸权，转嫁国内社会矛盾。特色是一只实力不断壮大的老虎，只因为目前实力暂时不济，所以在装病猫。什么时候不再装病猫，什么时候彻底完成社会帝国主义的华丽转身？这取决于特色相对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实力对比。到了“羽翼已成、横绝四海”的时候，这种变化就成了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目前的重庆事件，只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并没有改变特色走向争霸道路的趋势。

二、特色对内在暴力维稳和强力维稳的同时，实行的改良主义政策不会因为重庆事变而发生改变。

三十年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特色用了三十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二、三百年走过的道路，目前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随着复辟的日趋深入，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阶级斗争也日趋激烈。

对待被统治者的反抗，历代统治者都实行“剿”和“抚”两手策略，也就是说统治者不断充当“刽子手”和“牧师”两种角色。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特色统治阶级自HW上台后在实质上部分修正了DJ时代“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提出 “科学发展观”一套改良主义政策，它仍然强调第一要义是 “发展”，同时提出其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它具有“抚”的性质和“牧师”的功能，它在“以人为本”、“共同富裕”、“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高调口号下实行了一系列改善民生政策，目的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特色统治。这些改善民生的措施被称为民生工程，它包括：制订改善民生相关法律（如《食品安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取消农业税、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建设公租房廉租房；等等。科学发展观是2003年提出来的，实施也有好几年了。从现实情况看，社会矛盾持续尖锐，社会鸿沟进一步扩大，群体性事件以每年递增的趋势发展，维稳费用预算从去年开始已经超过军费预算；环境污染、资源能源短缺、内需不振、腐败多发、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趋严重。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将此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很显然，目前特色所推行改良主义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还需要继续推行。

重庆模式是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科学发展观。它的收场是由于受不厚书记在内讧斗争中失败牵连的原因，并非由于自身走到山穷水尽没有出路。重庆模式的收场并不意味着特色改良主义政策的垮台，也不等于说将来特色统治阶级不会搞打着“毛泽东”旗号的其他模式。特色在目前乃至今后可预见数年内都会在保持强力维稳和暴力维稳的同时继续实行改良主义政策。重庆事变对此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一些左派说“重庆事变说明，资产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不允许资产阶级的某一派进行比较认真的社会改良。这就从根本上堵死了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实行认真改良并缓和阶级矛盾的可能性。”。这显然是夸大其词。

三、虽然重庆模式烟消云散了，但将来特色仍有可能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帜走彻底的社会帝国主义道路。

特色理论是个矛盾的体系，它一方面强调“四个坚持”，另一方面强调“改革开放”。这两者看似矛盾，配合却很默契：前者只是装装样子，做做姿态，掩护后者的实际操作，而后者则全力推进，毫不松懈。这种事情被通俗地称为“打左灯，向右转”。 “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作为特色理论的两项重要内容在意识形态中地位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一直占据着话语权，“四个坚持”除了“坚持党的领导”，其他都是摆设，装装门面而已。即便是装装门面的 “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也要不断修正，进行实质上的“非毛化”，去革命化，让其成为无害化的可资利用的对象。

复辟三十多年，一直如此。但是当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狡猾的特色统治阶级有可能变化统治方法，也就是“打左灯，向左摆”，走彻底的社会帝国主义之路。特色统治阶级还是继续强调坚持特色理论，但重点发生变化：强化特色理论中“四个坚持”的一面，让已经阉割了革命精神的、无害化的“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弱化“改革开放”的一面。理由如下：

1、民心向 “左”，统治阶级唯有先“左摆”迎合，后误导，方有利于巩固统治。毕竟在三十多年前曾经存在着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以后，在切实感受改革前后三十年天上地下的差别以后开始怀念真正的社会主义了，毛泽东热在民间日渐兴起，网络和报刊上开始出现反思改革的声音。特色统治阶级三十多年来左的方面-----“四个坚持”，没有多少实在的举措。即使有，也是寥寥几下，草草收场。例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等。因此，在群众人心向“左”的情况下，若特色向左摆，“倡导“四个坚持”，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走改良主义之路，其迷惑性和欺骗性就特别大。重庆模式为何在网上网下叫好声一片，就是这个原因。迷惑性和欺骗性越大，其危害性就越大。当然特色这点诡计也不是新鲜玩意，还是当年走资派在文革中“形左实右”、“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故技重施。可是，对于还没有与马列毛主义相结合的群众来说，其危害不容小觑。

2、 人民群众已经认清“改革开放”的实质，其欺骗性和迷惑性已经有限。从目前看，“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还占主导地位。但是，毕竟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三十多年，人民群众对其“辉煌成就”体会很深，已经认清它的实质了。特色统治阶级要继续指望它骗人，有点不大靠谱。要改革，可以，关键是怎么改，如果改革要改到“改旗易帜”的地步，恐怕缺乏下层群众基础，很可能会水土不服。

3、向左摆有利于转嫁社会矛盾，走社会帝国主义的争霸道路。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搞改良主义势在必行。而搞改良主义又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来支撑。在现有利益格局下，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条件下去推行改良主义政策，其力度和效果注定有限。唯有打破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剩余价值分配体系，特色才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为推行改良主义政策提供物质基础。这就意味着特色国内社会矛盾越激化，特色对分割更多份额国际剩余价值的贪欲之心就越强烈，其与美国等国际垄断资本的矛盾也就越尖锐。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社会矛盾普遍激化，日、德、意轴心国为了转嫁社会矛盾，发动对外战争，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中国在社会主义时代始终不向帝国主义低头，不怕敌人挑衅，取得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珍宝岛战役的胜利，社会主义军队打出了赫赫声威。这些和特色在复辟年代的“韬光养晦”形成鲜明对比。当特色在一定条件下要变化统治手法，提出强化“四个坚持”，以阉割了革命精神的“毛泽东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对外表现强硬，走明目张胆的社会帝国主义道路的时候，就很有欺骗性，容易给人以“真正的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感觉。再配合特色多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灌输，特色比较容易转嫁社会矛盾，将人民绑在其对外争霸的战车上，让他们为特色的争霸战争充当炮灰。

四、今后以忽悠之乡为代表的一些保救派们还会继续充当特色统治阶级代理人，大力鼓吹阉割革命精神的“马列毛主义”，鼓吹夸大民族矛盾、抹杀阶级矛盾的“反对汉奸”论和壮大国有经济的“复兴社会主义”论。

重庆事变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家事。忽悠之乡的保救派们是很热衷于参与这种家事。当然这也是由他们是统治阶级代理人的这种身份决定的。这几年他们把不厚书记和重庆模式捧上了天。重庆事件让他们当头挨了一板砖，网站被通知要求整顿。根据他们是特色代理人的特性推断，他们今后还会继续迎合特色需要，大力鼓吹阉割革命精神的“马列毛主义”，鼓吹夸大民族矛盾、抹杀阶级矛盾的 “反汉奸”论和壮大国有经济的“复兴社会主义”论。

忽悠之乡为代表的保救派们鼓吹阉割革命精神的 “马列毛主义”是为特色将来彻底走向社会帝国主义道路预先宣传，并且为了在左派阵营内将左派运动引入泥潭；他们提出“反汉奸”论，目的是预先为特色争霸斗争制造舆论；他们提出要巩固、壮大国有经济，并把它说成是复兴社会主义的举措。这实质上是为巩固、壮大官僚资本营造舆论。他们还会继续极力夸张特色这只装病猫的老虎身染沉疴，需要“保”，需要“救”。他们提出“抗美救国，转型备战”，配合特色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鼓吹假社会主义来欺骗人民，意图将人民最终绑上特色争霸的战车。

正因为忽悠之乡的保救派们所提的主张符合特色的根本利益，所以估计特色不会因忽悠之乡与重庆事件有牵连而将其取缔，最终只是给点颜色，稍加惩戒即可。忽悠之乡的保救派们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是有其表演空间的，不会因为重庆事件受到大的影响。鲁迅所说的“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其实是很深刻的。

从历史上看，每当王朝末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会进一步加剧。这是往往是社会总危机爆发的前兆。例如：唐末牛党和李党的斗争；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清末帝党和后党的斗争以及以袁世凯为首的汉族地方实力派与载沣为首的满洲贵族之间的斗争；苏联解体前苏共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等等。

重庆事件的性质也类似，它是社会总危机爆发的前兆。但这仅仅只是序幕，真正精彩的好戏还在后头。统治阶级内讧的加剧升级往往预示着社会矛盾的加深，预示着社会总危机的爆发即将到来。未来特色为了转嫁社会危机以及争霸的战略需要，有可能会发动争霸战争，打着阉割革命精神的“马列毛”旗帜彻底走向社会帝国主义之路，让人民成为其对外战争的炮灰。但争霸战争最终只会加速社会总危机的到来。社会总危机的到来必将为新一轮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创造契机。一幕真正威武雄壮的历史大剧即将开演，中国的无产阶级必将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扫除一切害人虫，夺回一切属于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