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看社会改良、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定义。社会改良是在维持现存的社会结构本质联系的前提下，对社会结构关系作渐进的、局部的、量变的变革，完善和调整现存的社会结构，通常在社会体系中是由上而下来进行的。社会改革包含有部分质变因素，它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某些部分和环节，使该社会制度得到自我完善或持续存在与发展，而对社会体制进行的改善与革新。社会革命指的是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即由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腐朽的社会制度，它又划分为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等等，社会革命的形式分为暴力革命和非暴力革命两种，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存在武装斗争。 社会改良与改良主义是有区别的，改良主义主张在现有社会制度架构和基础上渐进演变，逐步进步，反对激烈变革，反对暴风骤雨式地推翻现有社会架构的革命，它宣扬阶级调和、阶级合作，主张在保存现有社会制度长期不变的条件下逐步实行社会改良。马列毛主义者认为，改良只能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量的方面的变化，它只不过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和辅助方法。由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绝不可能经过改良来实现，只能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经过革命来实现。马列毛主义者虽然并不拒绝改良，不反对无产阶级为了争取日常改良而进行斗争，但是对改良主义持反对态度。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软化和腐蚀工人阶级的工具。改良主义者力图用小恩小惠来分裂工人阶级，欺骗劳动群众，引诱他们脱离阶级斗争。历史的经验证明：改良主义者中的大多数最终都会滚到反动的泥潭里去。当前社会上一些所谓的“红色网站”及左派学者拉大旗作虎皮，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有意转移斗争大方向，在其发布的文章和讲座中既不提阶级斗争，也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毫无马列毛主义气味。不客气地说，这些“红色网站”已经蜕变为误导人民群众和阻碍革命运动发展的桥头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们必将被历史前进的洪流所淘汰。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某些“左派理论家”的马列毛主义理论水平可谓臻于化境登峰造极，按照他们的高瞻远瞩，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占据了统治地位的中国，无产阶级不需要工农联盟，也无需阶级斗争，只要依靠统治阶级的“理解”和“支持”，就能够做到顶层设计全面左转。他们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完全多余，只需凭借官僚资产阶级首脑的“英明领导”和“战略部署”，无产阶级即可顺利进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朝一日还可跟随其跨入美好的共产主义天堂。如果无产阶级的未来竟然要由这些从家门进校门、出校门进衙门的“三门”理论家来引领航向，那将会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哀。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总是在辩证的矛盾中波浪式向前发展的，因此，社会改良和社会改革往往是社会革命前的先导甚至必经阶段，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改革莫不如是。众所周知，中国1898年的戊戌变法即为大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社会改良运动，结局凄惨。其实，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即1894年便认定改良在中国没有出路，中国社会的前途只有进行革命。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诉求，通过社会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具有重大历史进步意义。当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旧式农民革命虽然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它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制度，农民阶级自身无法提出科学的、先进的革命理论来指导反抗斗争，它最多只能做到封建王朝的更替。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想要推翻并取代封建社会制度，只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历史一步步走到了1898年，国内呼吁进行社会改良，对大清王朝和光绪皇帝抱有幻想者仍然成群结队多如过江之鲫，具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及历史眼光之人凤毛麟角。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于1894年和1905年先后成立了兴中会和同盟会，坚决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矢志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因此，历史上评价孙中山先生为革命的先行者，十分贴切。 但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却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广大劳动群众仍然在军阀割据的混战中痛苦挣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无畏精神和超凡胆略，通过一系列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气势如虹地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将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推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时至今日，人类社会的演进只经过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因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们不能简单解读为仅仅成立了一个新政府，它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形态开始转变，它在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无法估量的重大历史意义。 现如今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了特色党三十多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之后，已经是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社会已经黑暗到但凡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都无法忍受的程度。当年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想方设法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改革，竭力促进中国社会革命性的质变，革的是一小撮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命；而官僚资产阶级上台后则大开历史倒车，以改革为名千方百计把生产资料公有制改回私有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断地向资本主义方向进行改革，竭力促进中国社会反动性的质变，革的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命。官僚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它所推行的反动性质的改革之罪恶罄竹难书，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制造革命。薄熙来在重庆搞“重庆模式”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已经看出，统治阶级丧尽天良的资本主义复辟已将中国社会变成了火药桶，如果继续倒行逆施醉生梦死的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官僚资产阶级这艘破船很快就会被淹没在中国人民革命的狂涛怒潮之中，船上面所有人的下场都是被清算，谁也逃脱不掉灭亡的命运。按照马列毛主义阶级分析法的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政权是阶级镇压的机器，政治领袖都是阶级利益的代表，无产阶级领袖要为无产阶级当牛做马，资产阶级领袖则要为资产阶级当牛做马。薄熙来精心设计“重庆模式”，何尝不是殚精竭虑周密安排稳步推进“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方面表明了他对官僚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卓越远见及深谋远虑，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其个人所具有的宏伟政治抱负。由于社会改革需要使改革的对象发生部分质变，所以，“重庆模式”的根本性质很明显不属于社会改革，它只是薄熙来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框架局部范围内进行的修修补补，只存在社会的量变毫无质变可言，完完全全、彻头彻尾是一场自上而下进行的旨在挽救统治阶级危机的社会改良运动。正因为如此，薄熙来才得到了统治阶级内部特色派许多大佬的鼎力相助，如陈云的儿子陈元掌控的国家开发银行即向重庆提供了上千亿元的经济支持，很多特色派的高官也频频到重庆视察为其撑腰捧场。 笔者认为，无产阶级评价社会改良优劣的标准，是看人民，尤其是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是否从中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加强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壮大了自己的阶级队伍，增强了自己的战斗力。我们判断任何社会现象、事物或事件好坏的标准，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性，这才是区别真假马列毛主义的依据，这才是我们看待和评价改良性质的正确标准，这才是群众路线的核心。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被唤醒起来了，就能够改天换地，也只有人民起来了，才能够改天换地。马恩列斯毛奋斗一生都在致力于唤起民众，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性。我们不得不问：在薄熙来当政期间，重庆人民是否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是否加强了自己的组织能力，是否壮大了自己的阶级队伍，是否增强了自己的战斗力？答案是明摆着的：没有，完全没有！挺薄者认为，在当今中国的统治阶级内部还有个象薄熙来那样的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他们把官僚资产阶级内部致力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推动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力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争霸的势力看成是“党内健康力量”，把所谓的“汉奸买办”势力看成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连右派骨干、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都已经看清特色党“红色法西斯”的本质，他们却总是眼睛向上，想在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一丝光明，找到一丝希望，找到统治阶级左转的可能，无视官僚资产阶级早已上台的事实，看不清一个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当权后崛起的中国在当今帝国主义时代的意义。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认敌为友，呼吁“稳定压倒一切”的论调与反动统治阶级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甚至还指责反抗官僚资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为“左派带路党”。如果依照他们的观点，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侵略中国的东北，那么毛主席在南方领导武装斗争、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岂不是也属于“左派带路党”。毫无疑问，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占劳动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它表现在巨额的维稳开支上，表现在日益庞大的国家机器上，表现在对人民越来越全面的监视上。很明显，当前动用军警疯狂暴力镇压中国工人运动的既不是美国大兵，也不是日本宪警，而是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即便是未来出现了外敌入侵，民族矛盾占据首位，我们也不能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在反动统治阶级身上，无产阶级要学习毛主席的斗争策略“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再次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无产阶级一定要掌握反抗外敌入侵的独立自主性，努力壮大人民的力量，绝不能去壮大资产阶级的力量，把领导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领导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假如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一切都依靠国民党，依靠蒋介石，那么抗日战争的结局就会象印度一样，即使日本战败投降了，中国仍然无法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与控制，中国人民将继续在无边的黑暗中苦苦挣扎。 还有一些人用薄熙来在重庆打黑除恶改善了社会治安环境来作为挺薄的理由。薄熙来主持打黑除恶后重庆的社会治安得到一定改善说明不了问题。统治阶级力量强大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铁腕人物上台，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们当然要对社会治安加以改善获取民众支持邀买人心，但是这对人民来讲不见得完全是好事，例如希特勒上台后的德国和墨索里尼上台后的意大利，法西斯独裁政府对黑手党等社会黑恶势力均进行了严酷镇压。在世界历史上这些大流氓镇压小流氓的例子非常多。虽然重庆的社会治安有所改善，但它并不能说明人民组织起来维权的能力得到相应提高，这一点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要看到的不光是人民的眼前利益，我们还要看到人民的长远利益，无产阶级长远利益的实现只能依靠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来完成，具有阶级觉悟和革命性的工人阶级队伍才是中国统治阶级最为恐惧的力量。挺薄者总是无原则地吹捧薄熙来，吹捧重庆的改良，这样做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它只能削弱人民的革命斗志，增强人民对清官的幻想，对救世主的崇拜，对旧制度的信任。其实，薄熙来之所以最后倒台，其原因绝不是官方所称的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等罪名，薄熙来倒台的根本原因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撼动官僚资产阶级内部官员升迁的潜规则，侵犯到诸多政治家族的利益，致使官僚体制内的特色派发生了分裂，他本人所拥有的政治力量随之遭到削弱，因而受到了统治阶级上层的审判和惩罚。 革命一词，源自中国古代典籍《易经》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原意是指天命的变革，古人认为，王朝的统治者若是不敬天不爱民，上天就会改变让他统治天下的任命。如今天下苦伪共久矣！改良已死，革命当立。中国的历史再次迎来了从改良到革命的转折点，重庆改良的失败，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走向革命通道。 中国的无产阶级正在日趋成熟，而成熟的无产阶级必然会产生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社会变革的力量不是在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无病呻吟中，也不在挺薄无望者哀婉叹息中国命运的泪水涟涟里。它在工人饱受欺凌压榨的血汗工厂里；在有苦难诉有冤难申的访民大军里；在广大失地农民放弃幻想奋起抗争里；在中华大地所有受苦受难民众愤怒的呐喊声里。一切有志于推翻剥削制度的人们，都应当到工厂去，到学校去，到斗争一线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革命工作，努力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解放贡献力量。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反动派的统治秩序就从来没有稳定下来过，当今中国反动统治阶级所梦想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完全是痴心妄想，是绝不可能实现的。革命的风暴正在中国社会加速孕育，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定会破除从前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的政党专政的藩篱，它将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冲破资本的枷锁，它将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新时代的共产主义者力求引导并达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四次高峰，为人类进入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