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本下乡及城镇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2013年特色党中央下发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被统治阶级的喉舌所大肆渲染宣扬的资本下乡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其实质是引导国有垄断资本和城市私人资本投资农村经营农业，采取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农民组建专业合作社和订单农业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重点为种植业和养殖业。统治阶级针对中国农村产前和产后服务、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和“四荒”资源开发等投资项目来确定适合企业化经营的产业，通过资本下乡进行经营。如此操作既可以消化城市中的过剩资本提高企业利润率，又可以将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农业生产工人接受资本的压榨，并且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逐步实现土地私有化。截止2014年底，中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已达4.03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0.4%，流转出承包耕地的农户达到5833万户，占家庭承包总户数的25.3%。由此可见，资本下乡已是势在必然。笔者的一个朋友原先是四川省某领导的秘书，该领导调任后安排他去成都市一家国有金融企业担任经理，捞取到第一桶金之后他积极响应特色党中央资本下乡的号召，抓住这个机会辞去公职注册了一间农业公司，他动用自己在政府工作时积累的人脉关系，在四川农村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和现行法律许可的最长期限承包下来几万亩山林，雇佣当地农民种植果树并且就地取材开设工厂生产果酒牟取经济利益。用不了多久，像他这样的人就会成为中国农村土地私有制度下产生出的第一批农业资本家。 在积极推行资本下乡的同时，统治阶级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城镇化建设，中国2015年的城镇化率为56.1%，按照特色党的统一规划，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要求达到60%以上，换言之，几年内会有上亿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中国的城乡结构将随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不可否认，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都要求实现城镇化，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城镇化将会是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相得益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共建美好家园；而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城镇化则会与资本下乡相结合，全方位地压迫分散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居民，农村的土地将归属资本家私人所有，从农村中强行迁移出来的劳动力不仅被迫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还要成为城市中高昂房价的承担者。伴随着资本主义城镇化建设的，则是无限度的城市扩张所衍生出的层出不穷惨绝人寰的强征强拆，其覆盖面之广以及黑暗血腥的程度触目惊心举世罕见。鉴于中国的劳动人口已经走到了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导致劳动人口从2012年至2015年连续四年下降，中国曾经拥有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劳动力的日益短缺将严重影响到资本的利润和积累，不言而喻，资本对榨取劳动力剩余价值的需求必然会促使统治阶级大大加速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中国的统治阶级对资本下乡与资本主义城镇化政策的大力推行，它一方面极大地扩充了工人阶级队伍，另一方面又使得社会矛盾加速激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2015年农民工总量为2.77亿人，占中国总就业人口7.74亿的35.7%，其中大约5000万人在乡镇企业就业，其余2.3亿人均在城市打工。而城市就业人口总数4.97亿人中主要为工人阶级，如果按75%来计算就有3.7亿人，即使保守些按70%计算也有3.4亿人，二者相加，2015年中国城市中工人阶级的总量达到5亿7000万——6亿人，这还不包括在农村乡镇企业里面为他人打工的雇佣劳动者，工人阶级的数量已经占到中国总就业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的工人阶级依据其职业特征可分为产业工人、农业工人（如黑龙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职工）、商业工人；依照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又分为正式工人、合同制工人、劳务派遣工人。工人阶级内部最为集中、最有力量、革命性最强的当属产业工人，他们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时时刻刻都在承受着资本的残酷压迫，只要懂得了马列毛主义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革命道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它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中一定会胜任领导阶级和革命主力军的地位。但是，由于大批失去退路的农民工以及剥削阶级内部中小资产阶级破产者陆续加入工人阶级队伍，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和小农意识也将随之而来，缓慢渗透并长期影响到工人阶级的整体思想意识。相较而言，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强过封建小农思想，小资思想所强调追求的是金钱至上资本为王，一心只想成功致富快快发财；封建小农思想则是小富即安，没有或很少社会危机感，而且目光短浅缺乏自律，喜欢结帮拉派自立山头，甚至沉溺于封建迷信之中，遇事便埋头抽签摆卦请神拜鬼。因此，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污泥浊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扫除干净的，针对广大劳动群众头脑中错误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务，我们要尽力将其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不然的话，原本在工人阶级内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的误区，反映到现实革命斗争中就会成为滋生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修正主义等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路线分歧的温床，而机会主义思潮和路线分歧上升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层面即产生路线斗争甚至道路之争，会严重危害到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从建党早期赫赫有名的革命家，到后来堕落为分裂党中央和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内部各路造反派山头林立忙于打派仗争权夺利，结果被走资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革命运动中形形色色的左、右倾错误思想路线给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留下了许多惨痛教训。因此，我们一定要大力加强理论准备，努力改造工人阶级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切实有效做到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否则未来中国的革命之路必将充满艰辛与曲折。 第三节 工人阶级的抗争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危机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 由官僚资产阶级主导的中国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迄今已接近四十年了，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一直都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中国工人阶级的抗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6年10月政变至1989年的“六四”事件为止。当年10月政变发生后，上海市的工人阶级曾经组织民兵武装准备起义，福建等省份还组建了工农解放军进行反复辟武装斗争。但是，由于当时身在北京的文革四杰遭到抓捕革命派群龙无首，而且绝大多数劳动群众受到走资派蒙蔽欺骗尚未觉悟，革命派的斗争力量缺少广泛支持实力有限，相比之下走资派的武装力量则要强大得多，正是因为双方的综合实力对比不在一个量级上，所以，革命派与走资派的武装对抗在短时间内即告失败，这也是整个政变过程中流血较少的主要原因。官僚资产阶级上台后疯狂进行反攻倒算，一面叫嚣“不换思想就换人”，一面以清理“三种人”（文革中跟随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等名义大肆迫害清洗工人阶级中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锋战士。在严酷社会现实的教育下，中国工人阶级逐渐觉醒，1989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的工人与青年学生共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义正辞严地向反动统治阶级提出了反腐败、反官倒的政治诉求，掀起了资本主义复辟后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官僚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高潮。因此，1989年的政治风波并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它是以学生运动为先导，包括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广泛参与的全民性的反复辟爱国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在后期被右派利用来追求其政治私利，但是这不能抹杀广大工人和学生以及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痛恨腐败官僚、寻求社会公平的正面意义。其实，在“六四”事件中令官僚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并予以暴力镇压的并不是右派学生，而是那些胆敢质疑统治阶级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市民，当时军队到达北京天安门广场后，把广场上的那些右派学生全都放走了，这说明统治阶级最害怕的不是右派学生，而是北京市的工人阶级。笔者在四川省的一个工人朋友告诉我，“六四”事件中成都市的民众聚集在市中心的天府广场及周边地带，大家联合起来把至少一个团的部队缴了械，大批枪支弹药被扔进人民公园内的人工湖里。当时成都市工人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激烈程度仅次于北京市，他本人与许多工友共同参与了斗争的全过程，他的弟弟即在敌我双方的暴力对抗中遭到拘捕以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死刑，用自己的青春热血为工人阶级的正义事业英勇献身。 工人阶级抗争的第二阶段从1992年特色党召开十四大至2009年的通钢工人大罢工为止。官僚资产阶级按照其魁首邓小平“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教诲，于1992年召开的特色党十四大号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策划部署并掀起了国企私有化浪潮。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领衔人物，一曰吴敬琏，二曰厉以宁，三曰曹思源。吴敬琏主张先搞市场化，再搞私有化，故名“吴市场”；厉以宁主张先搞私有化，再搞市场化，故名“厉股份”；曹思源则鼓吹国企破产论，故名“曹破产”。无论这些依附于反动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持何见解，只要其认同并且在实践中推行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官僚资产阶级所推行的反动政策为自己制造出来大量敌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叶，原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反私有化斗争，如2002年辽宁省辽阳市工潮、2004—2005年的重庆市工潮等等，给统治阶级带来极大的震撼。这些斗争，在2009年的吉林省通化钢铁工人大罢工时达到最高潮，此后相对沉寂下来。在原国有企业工人的斗争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积极分子。这些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和私有制复辟时期，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普遍怀念毛主席、向往社会主义。他们与当地劳动群众有着普遍的、密切的联系，在群众中间拥有威信和号召力，是工人阶级组织和领导的核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委员会主席周群就在这一历史阶段连续经历过三次下岗，残酷的社会现实令他幡然醒悟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国有企业工人从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成千上万的先进分子必然会在未来的阶级大决战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工人阶级抗争的第三阶段从2012年3月重庆改良失败至今，虽然时间只有四年多一点，但是，由于特色党高层矛盾激化内斗频繁，致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大批成员遭到清洗，国内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负面影响甚至扩散到了民间，据公安部通报，薄熙来被捕后半年时间内全国抓捕了一万多名挺薄者。习李新一届政府又恰逢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得工人阶级首当其冲大批下岗失业，导致其反抗更加剧烈，全国范围内罢工浪潮此起彼伏。2014年4月，位于广东省东莞市的裕元鞋厂三万多名工人大罢工，引发该市多家企业数万职工声援震动全国；今年3月正值全国人大和政协召开两会期间，黑龙江省龙煤集团双鸭山市煤矿工人堵塞铁路讨薪以表达自身诉求，龙煤集团其他地市煤矿工人群起响应影响深远，展示出产业工人联合抗争的巨大力量。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大量发生已呈失控之势，社会中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全面激化，特色党的“公共安全支出”即维稳经费连年增长业已超过军费，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令统治阶级焦头烂额惶恐万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工人阶级与统治阶级的对抗正在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转变，而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即表现为组建政党进行斗争。有句西方谚语说得好：自然界里是没有真空的。既然特色党已经不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工人阶级必然要寻求重新组建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正因如此，本阶段内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中国毛派联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委员会等工人阶级政党以及准政党革命组织的活跃程度大大增加。毫无疑问，他们遭到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极端仇视和疯狂镇压，习上台仅三年多时间，特色党抓捕的政治犯已经超过上一任胡执政十年的总和。中华大地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工人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必将爆发一场决战，工人阶级将全面组织起来并努力突破经济斗争的狭隘界限，把自己的斗争上升为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争取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治大革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豪迈地书写造反有理的雄壮画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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