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社会的性质 第一节 中国社会性质的演变过程 一、我们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一样，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一步步地走来。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汉族，这一称谓得名于汉朝，在此之前我们的祖先称呼自己为华夏族。原始社会解体后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阶级和占据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经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整体上就长期陷于迟缓状态，它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占据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其实，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在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会逐步发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个历史进程被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隆隆炮声打断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从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外国资本主义以炮舰政策的方式侵入中国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它破坏了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它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起到了破坏作用，同时又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实现的条件。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的市场，中国自身的民族资本主义由此得到了产生和发展。当时中国的民族工业多为纺织业和面粉业等轻工产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而且主要集中于沿海大城市，它还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它们都是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崭新的社会阶级。 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要将封建主义的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是要使中国永远成为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它们扶植了一个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又想方设法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官僚资产阶级依附于它们。因此，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互相勾结，共同压迫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国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历经长期奋斗一直未能取得根本性的胜利，除了中国人民所面对的敌人的力量极其强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这一切都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得到改变。 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不仅标志着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现代历史，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1921年7月，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从那时起便焕然一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劳动群众，从1921年到1949年，进行了长达28年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推翻了长期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它只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过渡性社会形态。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起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后，中国于1956年底从新民主主义社会正式步入社会主义社会，马不停蹄地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分既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被剥削的劳动农民，而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后者的阶级属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毫无疑问，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便会渗透进入战斗的共产党，许多共产党员乃至领导干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思想却还在党外的情形大量涌现。不仅如此，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制度建设中，由于共产党内存在着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总体上的欠缺以及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制度建设经验，乃至党内一些领导人的私心作祟，没有做到把应当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和应当废除的官僚特权——即资产阶级法权的特殊形态——区分开来，导致共产党内演变出一个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渐行渐远直至分道扬镳的特权官僚集团。这个特权官僚集团与主要来自旧剥削阶级的技术官僚集团沆瀣一气快速合流，掌握了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管理的权力。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特权和技术官僚集团追求物质特权的欲望不断增长的情况。大跃进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上层领导集团正在迅速地腐化堕落，他们完全背离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宗旨，利用自己手中掌控的党、政、军、财大权为该集团自身谋取私利，将无产阶级专政篡改为政党专政，失去了与广大劳动群众的血肉联系，他们已经由过去的革命力量变成了革命对象。基于这批官僚集团成员的世界观，他们总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出现的问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称谓即来自于此。面对党变修、国变色的严重危险，毛主席只有依靠其个人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巨大威望以及劳动人民对他的信仰，直接号召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起来造走资派的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历史的实际进程表明，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虽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尚未超过反革命力量。在经历了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一场世界范围的阶级大搏斗以后，反革命力量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现在的大约四十年，是反动和复辟的四十年，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联合向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四十年。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中国共产党的蜕变虽然具有国际资产阶级和国内残余反动势力进行渗透等因素，但是外在因素是次要的，其变质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的内部出了问题。不得不承认，鉴于中国国情和社情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虽然毛主席早已认清这一点，并采取措施反复动员整顿党的作风，倡导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但是仍然面临着“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的窘困境地。当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和象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人物认识到这一特权官僚集团的危害性时，已经为时晚矣，走资派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由于这个新的剥削阶级的形成，即便当时有了毛主席对这一阶级的认识，即便他老人家能够多活几十年，他顶多也只能做到推迟而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复辟的结局。由于走资派们借用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及其形成的高超的组织能力，他们有效地掌控了民心、党心和军心。假如毛主席仍然健在的话，走资派们要么或迟或早会架空他，要么背地里策划阴谋暗杀他，要么就是赤裸裸地进行政变直接推翻他。想要改变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结局，只有几个无产阶级领袖人物的觉悟，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是不行的，而人民群众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复辟则是很难觉悟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中国社会性质的演变过程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要求“在对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事物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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