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捕获的全球价值 然而，今天资本集中度并不容易通过检查企业的规模甚至是相互锁定的所有权来揭示。当前垄断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也受到由于跨国公司在外国的直接投资、出口和市场份额的数据而被低估。 这是因为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下，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控制和协调不仅在海外的子公司和附属机构，还有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名义上独立的合作伙伴公司。 通过组合部分所有权，合资企业和/或非股权合同安排，如外包制造、外包农业、服务外包、特许经营、许可和管理外包，跨国公司在全球主导行业运营国际生产网络。 这些都是列宁一个世纪以前分析过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现代形式。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估计，约80％的全球贸易（目前的总出口额超过20万亿美元）与这些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有关。 其中约42％（6.3万亿美元）是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或母与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另外42％（6.3万亿美元）是涉及至少一家跨国公司的不相关方之间的交易; 在公司内部交易与跨国公司控制国际生产的独立交易或非股权模式交易（NEM）之间的灰色区域，约为16％（2.4万亿美元）[9]。 据贸发会议报告，NEM交易在许多行业中占全球生产和销售的份额不断增长。NEM最常见的形式是外包制造，其中领头的跨国公司将货物或中间投入物的装配外包给其他公司 - 通常在劳动力成本低得多的欠发达国家。 外包制造现在占玩具、鞋类、服装和电子产品全球贸易的50％。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这些跨国公司控制的网络称为“全球价值链”（GVCs），以便误导人们认为在生产网络的每个链接或节点上创造价值，帝国主义国家的“主导企业”（跨国公司）对市场上销售的最终商品增值最大。 他们故意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跨国公司只是依靠对技术、市场准入和“标准”的垄断控制，控制与合作伙伴签订的合同条款，包括价格设定、现场监控生产流程、产品交货计划。 在这样做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企业，能够捕捉到劳动者的劳动所产生的利润的大部分份额，包括特别是从事组装任务或服务的欠发达国家的雇佣劳动者。 实际上，后者创造了在整个GVC中产生的价值。 苹果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美国公司仅在2016年第四季度在全球销售了7,829万台iPhone，占同期收入总额的78.4亿美元的69％[10]。然而，苹果公司并不拥有一家工厂，也没有雇佣任何实际制造这些iPhone的工人。
而富士康（台湾公司鸿海精密工业的子公司）则与苹果签订合同，使用苹果许可下的工具和设备组装这些iPhone，组装由日本、韩国以及苹果预先选定的其他国际供应商生产的中间产品。 与苹果许可的供应商一起，它们构成了由苹果公司领导和协调的全球一体化生产和分销网络。 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另一项研究估计，“如果iPhone在美国组装，总装配成本将上升至65美元（而不是中国的每部iPhone 6.50美元），仍将为苹果带来50％的利润率[11]。”这意味着，苹果公司实现了58.5美元的额外利润（超额利润），只有通过外包到低工资的中国工厂才能获得，而苹果仅在2016年销售了2.188亿部iPhone。 由于在欠发达国家利用劳动力获得了这么多的利润，跨国公司正在切割其业务，以便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安排最具“成本效益”的各种活动。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利用政府的优惠和补贴，剥削大量廉价和被压迫的劳动力，将进口零部件组装后转运到其他国家，主要是回到高收入的帝国主义中心。 没有与当地经济有很大的联系，这些行业几乎没有提供持续的工业深化的方式，所以不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或为工人提供充足的收入。 恰恰相反，这些飞地产业的进入以及由于贸易自由化而导致的廉价进口的冲击正在摧毁适合国内人口的国家产业和国内农业。 这加剧了殖民地或新殖民地的生产和贸易格局，同时加剧了欠发达国家工人的剥削和不安全状况。 垄断知识产权 工业资本家曾经通过把一切限于厂房内来保护他们的技术（体现在资本品和投入品中）。然而，随着生产的外包和离岸外包，苹果和其他跨国公司坐落在当今全球生产网络的最上游，越来越多地依靠对所谓知识产权的垄断，包括产品设计、品牌名称、营销中使用的符号和图像。 这些受专利、版权和商标规则和立法保护，并通过惩罚性诉讼强制执行。 知识产权（IPR）本质上是竞争的法律障碍，以维护垄断资本家的利益。 无论他们或他们的“合作伙伴”在哪，允许跨国公司长期收获超级利润（典型的专利有效期为20年）（“专利合作条约”有152个缔约国）[12]。 贸发会的数字证实，表明跨国公司的国际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费收入从1990年的290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3280亿美元，超过了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的销售和出口增长以及一般外国直接投资的收入（见上表1）。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无形资产”占当前最大跨国公司市值的份额越来越大。 根据贸发会的估计，无形资产（品牌价值和其他知识产权）平均占世界前100名跨国企业的市值的三分之一左右。技术跨国公司在前100名中更为显着，其无形资产占其市值的一半左右[13]。 垄断资本家非常努力地垄断“知识产权”。仅在智能手机行业，根据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2010 - 2011年度专利诉讼和专利采购费用高达200亿美元。 苹果和三星在2012年花了更多钱在知识产权诉讼和购买专利，而不是为自己的商业产品研发。 因此，现在花更多的钱用于防止新技术的传播或其进一步的发展。 更荒唐的是，许多专利商业技术都是基于公共研究（例如万维网）。 实际上，如果没有基础教育的公共支出，这些专利知识产权就不可能实现; 彼此自由分享的知识和信息、 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和文化传承， 这些是创造力和创新的基础。 但知识产权私有化知识，为垄断资本家创造利润。 这就是垄断如何反社会需求、甚至阻碍社会生产力和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例子。 转让定价 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增长也大大扩大了垄断资本家通过操纵转让价格或相关方之间商品，服务和无形资产定价来实现盈余提取。国际生产的分散程度越来越大，中间产品（即原材料，零件，零部件和半成品）的跨境交易以及服务就越多，跨境交易为跨国公司转让价格操纵提供了机会[14]。 根据全球金融诚信的保守估计，发展中国家的非法资金流出总额在2005年至2014年间年均增长率为7.2％至8.1％，达到2014年的6200亿美元至9700亿美元之间。平均水平 87％（约合5400-8440亿美元），这些非法资金流出是由于跨国公司和（或）发展中国家和/或其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的货物进出口的欺诈性误导。 实际水平可能会高得多，因为这些数字不包括对服务贸易和无形资产的隐瞒，这是难以发现的，因此更广泛[15]。 通过转移价格操纵/贸易隐瞒的形式，从不发达国家提取的超级利润现在超过了通过法定手段汇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超额收益，而2012年则达到了4860亿美元。 同期，不发达国家被榨取外债利息支出1880亿美元[16]。 然后，跨国公司将这些超级利润大部分留在避税地避免缴税。 以苹果公司为例：美国跨国公司在爱尔兰创建了两家子公司 —— 苹果销售国际和苹果运营欧洲公司，并将大部分公司的知识产权转让给了这些实体。 这些公司向其他全球苹果子公司或合作伙伴授权知识产权，并从这些许可中获得收入。所以，从苹果销售中获利美洲以外地区的产品转移到爱尔兰的这些苹果子公司。 根据调查苹果在欧洲业务的欧盟委员会，这两家公司将几乎所有的销售利润归因于只存在于纸上的“总部”，这种不可能产生利润“总部”。 一个爱尔兰税务漏洞使得分配的利润在2011年约160亿欧元在任何一个国家被免税。这种选择性处理使苹果能够以每百万美元的利润才支付50欧元税，作为其在欧洲销售中的利润——2014年的有效企业税率为0.005％[17]。 然而，苹果在这方面并不例外。贸发会指出，前100名跨国公司平均每家拥有20家控股公司，通常以避税天堂依靠为其避税[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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