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界自的主流自不必说，包括鲁迅的子孙周海婴、周令飞，及党内有的大小“人物”在内，一些不同身份的人都把鲁迅“研究”成为或者定位为“个人主义者”。老朽不敢苟同，仅以此文，表示纪念。(此文已经收入201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飞鸣集——鲁迅辨析》一书) 鲁迅是不是人?对于学术家，在一个时期内居然是个问题，竞相展示才华。这样的问题或许只有绝顶聪明的中国人才能够提出。像阿Q、祥林嫂们决不去研究和思考那样的问题。他们贱命一条，有时或许会觉得自己不是人，决不敢把赵老爷、鲁四爷不当人。没准还认为人家是什么星宿下凡，到人间享福呢。稍微了解一点他们的人都会知道，他们只有在骂人或者夸人的时候才说谁不是人。 鲁迅是什么人?自从鲁迅成为公众人物之后，这个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到现在，人们的认识还是不能一致。这是怎么了?鲁迅有答案。 鲁迅认为：“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看鲁迅，当然是因为看鲁迅的人不同，看鲁迅作品的人不同，人不同，对于鲁迅怎么可能一致?如果都一致了，在鲁迅的问题上那里还会有笔墨之争?对鲁迅认识上的不同，反映的是看鲁迅的人不同。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深奥的大道理。 在鲁迅的认识上、评价上的不同，应该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很遗憾，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个充满矛盾的社会，有的矛盾甚至还很尖锐。这就注定了生活在矛盾社会甚至是矛盾漩涡中的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认识和评论不可能与他的怨敌和鲁迅的怨敌一样。所以，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忙、帮闲对于鲁迅的认识与态度是根本不可能相同的。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去世一周年的时候说：“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论鲁迅》)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时间跨越20年，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的认识和评论是一贯的。这些评价是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的毛泽东的评价。 在中国共产党内，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人不少见。而被认为“我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的毛泽东多次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并不多见。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关于鲁迅的崇高评价很为一些有头有脸的研究家所诟病。有的认为是“抽象的肯定”。把鲁迅“革命化”、“意识形态化”是为“政治”、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当然就是为了“利用”鲁迅。那其实是射向毛泽东的一支毒箭。一箭双雕，共产党也难躲过这一箭。他们其实是以此证明自己与毛泽东的不同。“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这句话对于毛泽东和看毛泽东的人们同样适用。 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反映了鲁迅的本质，还是为了“利用”鲁迅而进行的无原则的、言不由衷的吹捧?看来这是个不得不说的问题。 怎样认识鲁迅?应该承认，不同的人，特别是立场不同的人，或者说有立场的人和自以为没有立场而唯有自己的立场是人的立场的人，在对鲁迅的认识和态度上不可能是相同的。人们在鲁迅问题上的认识上的对立，反映的是人们的立场不同、爱憎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换言之，在鲁迅所谓人还分“我们”与“他们”的时候，在“我们”与“他们”的价值观还无法统一的时候，要人们在鲁迅是什么人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是不可能的，认识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围绕在鲁迅问题上的斗争不会熄灭和停滞。这种现象过去存在，现在存在，以后仍然存在。 多年来，一些人不遗余力地消解、冲击，乃至批判毛泽东关于鲁迅的评价和关于“鲁迅精神”的阐释。在研究“鲁迅思想”、“鲁迅精神”的名义下，在“去”鲁迅的“革命化”、“意识形态化”，还原为“人”的同时，把“鲁迅精神的灵魂”、“鲁迅思想”的“核心”定格在青年周树人在日本留学期间于1907年作的《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的“立人”上。不仅否定了“鲁迅思想”是发展的、变化的，也从根本上否定了“鲁迅精神的灵魂”、“鲁迅思想”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工农大众的，而把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研究”成了个人主义的鲁迅。这就是时下一些鲁迅研究家在鲁迅研究中的破与立。 “立人”，归根到底属于个人主义的范畴。承认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精神的灵魂”是“立人”的人们，在事实上也就否定了鲁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弄清问题，笔者现在不得不重新读鲁迅，思考与鲁迅相关的问题。思考的结果是：鲁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样的认识自然没有什么“新意”，更说不上“超越”前人。如果说以前只知道毛泽东关于鲁迅评价的一般结论，或许可以叫做“知其然”，那么，通过学习鲁迅，在“知其所以然”方面有了一点认识。不过，这是对于鲁迅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比较之后而得出的结论。 鲁迅的确曾经推崇个人主义 1881年9月25日，浙江省绍兴城里，鲁迅呱呱落地。偌大个中国，在那一天出生的恐怕要以百、千、万计。他的第一声啼哭与庸众并没有什么不同。作为封建官宦之家周家的嫡长孙，除了家人，恐怕没有什么人格外关注。当他的家道衰落之时，人们投向他的却是异样的目光，让他终身难忘，以至于在他伟大起来之后还不能忘怀，常常提起。作为人，作为同龄人，他与闰土的不同在于他的家境使得他能够自幼诵读四书五经，系统地接受儒家思想——当时正统的、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指导思想。 天不变道亦不变。年幼的鲁迅决没有预见大清王朝即将崩溃、覆灭的能力。他走在“学而优则仕”的路上。但是走得很不顺。清王朝的道没有变，他的家道却发生了剧变。 祖父周福清1894年因为科场舞弊案而锒铛入狱，家道从此衰败。其父周伯宜于1896年10月因病离开了人世，家境益艰。 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鲁迅没有了经济条件的支持，不得不离开家乡的三味书屋。于1898年18岁时，母亲鲁瑞为他筹集了8元川资，送他进入金陵的新式学堂江南水师学堂学洋务，并改名为周树人。同年，回乡参加县考，在500人中，只得到了第136名，属于中等朝上一点。这样的名次，恐怕连他自己也清楚，要踏上仕途，不是有点难，而是希望彻底破灭。 家庭变故，世态炎凉，在他最需要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人们的关爱，以对他行“仁义”的时候，在最想看到人们是怎样“中庸”的时候，他发觉社会和强者对于弱者，对于陷入困顿的人们，除了“异样”的目光并没有别的。儒家的说教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成为他后来对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予以激烈抨击的感性基础。 他进入新式学堂，是家道衰落使然，或许是被迫的，却标志着他观念上的变化，决定走与正统的“读书做官”之路不同的“异路”。这时候的鲁迅，仍然是困惑中的鲁迅，默默无闻的鲁迅，甚至说不上有什么远大理想和抱负的鲁迅。 国家的情况并不比他的家道好多少。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入侵，国门洞开，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日薄西山。为了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不得不“师夷”。1902年2月22岁那年，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 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之后，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西方的各种思想都可以在那里找到信仰的人群，为困惑中的鲁迅，为精神上迷惘的鲁迅提供了选择的条件。当他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时候，认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于是他决计弃医从文了，想通过文艺运动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要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就有一个用什么精神改变的问题。对于想提倡文艺运动的鲁迅，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弃医从文”之后，于1907年作的《文化偏至论》中阐发了他的思想。在他选择了个人主义的时候，提出了“立人”。 《文化偏至论》是青年鲁迅的重要作品，是研究鲁迅思想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被一些人认为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精神的灵魂”的“立人”就是在其中提出来的。这也是在它数以百万计的文字中唯一的一次提到“立人”二字。与之同时出现的是“人国”。鲁迅提出“立人”是基于“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在鲁迅那里不过是个“瓶子”。他所装的“酒”，不是自己“酿造”的，而是从外国“拿来”的。如果说鲁迅深刻，那么，就是他明确地提出了“根柢在人”的这个思想是深刻的。 无论什么思想家，都不可能无视人的存在。无论什么思想家的著述，都是给人看的。不同的是不同思想家的思想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反映不同人群的利益和要求的，是为不同的人服务的，因此才与不同的人产生共鸣。有的人积极拥护，有的人消极甚至不予理会，有的人持批判的态度。所谓为一切人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宣传手法，以提高其“价值”而已。 在中国，最早提出“立人”问题的却是后来受到鲁迅激烈抨击的儒家。在儒家的经典《易》中就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说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个体的人。社会，从一开始，就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的人组成的。抽象的人就存在与一个个的具体的人之中。马克思主义与其它主义的区别在于如何认识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的问题，也就是坚持历史唯心主义还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这是不同的世界观，也是不同的方法论。 毛泽东在1938年所做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同年10 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1949年9月17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六评白皮书》中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401页) 问题不在于鲁迅看到“根柢在人”而提出“立人”，而是以何为“立人之道”。这才是不同的思想家不同之处。按照鲁迅的看法，不是看“新瓶”与“旧瓶”，而是看瓶里装的是什么酒。 儒家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儒家，就是以“仁与义”育人的。 青年鲁迅的立人之道“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这种立人之道显然与儒家的立人之道不同。 “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到底是个什么道?是什么人的什么思想? 应该承认，青年鲁迅推崇的“立人”之道是欧美“先觉善斗之士”的思想。 谁是“先觉善斗之士”?青年鲁迅列出的是： 德斯契纳尔(1806—1856) 通译斯蒂纳。说他“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勖宾霍尔(1788—1860) 通译叔本华，德国哲学家。认为他“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 契开迦尔(1813—1855) 通译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认为“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 显理·伊勃生(1828—1906) 通译亨利克·易卜生，挪威戏剧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之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 尼耙(1844—1900) 通译尼采。“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主张“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 不难判断，认为“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的青年鲁迅，推崇的是“入中国未三四年”的个人主义。他所谓的“先觉善斗之士”，都是诞生或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至于在“启蒙运动”中产生的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所谓“启蒙主义”思想家及其思想，青年鲁迅并不以为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文化偏至论》中不但抨击了“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的封建专制制度，而且以更为激烈的笔锋抨击批判“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的西方“民主制度”是“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这种认识完全符合个人主义的特征，说明青年鲁迅对于个人主义的理解和把握是准确的。青年鲁迅在这时候所“立”的“人”，应该是“天才”。 值得说明的是，以鲁迅思想，“鲁迅精神的灵魂”为“立人”的一些人们，只想“继承”青年鲁迅反对“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而不愿意接受被称为“普世价值”的“平等自由之念”是“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更不愿意他关于西方“民主制度”是“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的批判。对于鲁迅所“张”的“精神”，是不是个人主义却不探究。至于鲁迅提到的“人国”到底是一个什么国，更是不见阐述点滴。“人国”，其实是青年鲁迅根据“立人”而推理出来的理想国。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古今中外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那样的“人国”鲁迅早已放弃。那些以“鲁迅思想”的“核心”或者以“鲁迅精神的灵魂”为“立人”的人们所理解的“个人主义”并不相同。 一些人在肯定青年鲁迅提出的“立人”的时候，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取有舍，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仅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他们是拿鲁迅“打嚓”，借鲁迅说事，宣扬他们自己的思想和“主义”。 无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方面，与青年鲁迅的个人主义有相同之处，其实有本质的区别。 个人主义关注的是“个人”而不是国家。即使是“个人”，也是“个人”中的天才，起码是“个人”中的“人才”，而不是“人人”，尤其不是“个人”中的“庸众”，甚至不惜以“用庸众为牺牲”。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是“庸众”。认为所谓的“天才”只有融入到“庸众”之中，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立人”，的确是鲁迅曾经的思想。 从鲁迅的“人国”是建立在“人之自觉至，个性张”的基础上看，他只看到了国家里的人，天才与庸众的精神不同，而没有看到“庸众”为什么是“庸众”，天才与庸众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他没有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人的思想与人的社会存在的关系。 从鲁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到。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的认识中，可以看出青年鲁迅坚持的是“英雄史观”，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不甚了了。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民主思想”采取的是否定和“偏激”的态度。 从他关于“物质”与“精神”、“个人”与“众数”、“庸众”与“天才”的关系的阐述中，可以看出他陷入了形而上学。可以说，提出“立人”时候的鲁迅，是一个唯心论者。他的意识没有超越时代，也没有超越本阶级。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青年鲁迅，而恰恰说明，青年鲁迅比较早地接受了西方传入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中国的反封建过程中的积极和进步作用是必须承认的。诚如鲁迅所说：“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 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个人主义，正是青年鲁迅反封建的思想武器。 “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在他提出“立人”的《文化偏至论》中，他虽然不知道或者没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其中反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而那些认为“鲁迅思想”或“鲁迅精神的灵魂”是“立人”的人，常常刻意回避这个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个人主义无疑是最激进的革命论者的理论。但是，个人主义在理论上的缺陷，不涉及民生，而寄希望于“天才”，即现在人所谓的“精英”的思想，并因此而导致政治上的空想，就注定了他们只有从个人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革命者。鲁迅，是继李大钊、毛泽东等之后，完成了由个人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5.4”时期的鲁迅对个人主义发生了怀疑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鲁迅与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国诸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凝固，甚至有相同或者说相似的发展轨迹。如他们都曾经崇尚个人主义，并认为个人主义是最进步的思想，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意识中的个人主义不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而且也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这是他们最终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1933年3月5日在作《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南腔北调集》)。他所谓的“启蒙主义”其实就是个人主义。现在，一些主张和张扬“启蒙主义”的人虽然也包括个人主义，但是，他们所崇尚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反对资本主义。对于他们的个人主义，为了与鲁迅区分，可以称之为现代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另外的一个特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这种特征，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小说中。但是，他的小说并不是歌颂和向人们宣传和灌输个人主义，而是相反，他在小说中塑造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等一个个典型人物上，都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他们在在辛亥革命之后，同辛亥革命之前一样，都没有出路，反映了鲁迅对于个人主义的怀疑和茫然。甚至连祥林嫂关于“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的疑问都“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当然，鲁迅是在写小说，“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面对“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他能够做的也只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个人主义的鲁迅在当时对于“病态社会”的揭露入木三分，引发人们心灵的震撼。却没有，也不可能为阿Q、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等找到出路。其实，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困惑。个人主义的鲁迅只看到了阿Q、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等愚昧、落后的一面，却没有看到他们中所蕴藏着的革命要求，甚至把改变他们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疗救”者，也就是“救世主”的身上。 1920年12月14日在《致青木正儿》中说：“我写的小说极为幼稚，只因哀本国如同隆冬，没有歌唱，也没有花朵，为冲破这寂寞才写的。”还说“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鲁迅全集13》P454)这不是鲁迅的谦虚，而是鲁迅在“解剖”自己思想。 他的小说，反映了他既有同情“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一面，又有寄希望于“疗救”者一面。而那些“疗救”者是谁?是些什么人?他没有说。反映的是个人主义者的鲁迅对于国家前途的悲观，“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他“呐喊”，他“彷徨”，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和挣扎。 1925年3月11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坦诚“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这是鲁迅当时真实思想的流露。 他的小说《彷徨》，是1924年至1925年的作品。他在《题〈彷徨〉》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在《彷徨》书扉页上引用《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5.4运动”之后他的心态。这是在向世人表明，他的思想不会停滞在当时的水平上，更不会停滞在1907年的水平上，他要在彷徨中求索。 自1907年之后的十余年中，鲁迅基本上坚持的是个人主义。直到1925年5月30日，他还对许广平坦言认为自己“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这时候的鲁迅虽然对于个人主义已经怀疑和动摇，但是，由于没有“指南针”，仍然在“乱闯”。他所谓的“乱闯”，就是“求索”。 在“5.4运动”之后，各种思想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争相斗艳。中国的政治格局在动荡中不断地分解和组合。对于这些，鲁迅或目睹，或亲历。他的《呐喊》说明他渴望思想突围，他的《彷徨》说明他从梦中醒了却不知道路在那里。由于他有那样的体会，才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 直到1926年11月11日在《写在<坟>后面》中还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这当然也不是“伟大的谦虚”，而是他当时真实的心境，也是在解剖自己，是他人生的体验。“求索”是他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5.4运动”之后，鲁迅的思想的确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于“非物质”的怀疑和对于“庸众”的认识上。而这，涉及到的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问题。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在他1923年的讲演《娜拉走后怎样》和1924年1月17日的讲演《未有天才之前》中有明确的反映。 娜拉，是“5.4运动”时期风靡一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巨大的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易卜生的代表作之一《傀儡之家》中的主人公。“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 青年鲁迅在“结识”个人主义，提出“立人”的时候，就对于易卜生主义有所了解。 1923年12月，经历了中国社会诸多变故，已过不惑之年而成为著名的文学家的鲁迅，在做《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时，虽然认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但是，此时的认识较他在“志于学”之年提出“立人”的时候已经了发生很大变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明确地提出“经济权”的问题，“经济制度改革”的问题。对于人，不管什么阶层、什么阶级的人，都是个“生存权”的问题。 生存权的问题，显然是易卜生没有注意到的。因此，在易卜生的《傀儡之家》中，就没有涉及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个人主义的易卜生回避了那个社会对于许多人的现实问题。或许易卜生明白，那样的问题不是一个娜拉的问题而是他们那些个人主义者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而思想单纯的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家境殷实，有与娜拉相似的家庭境遇，像娜拉一样，认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傀儡之家》能够在他们中间产生巨大的反响，反映了他们想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愿望。这应该是它在当时的积极的社会意义。有的人看过《傀儡之家》之后偏偏想知道娜拉走后怎样。《傀儡之家》引发人们的各种联想，或许也是易卜生创作的初衷。而那些渴望“自由”的知识分子，与娜拉一样，同样面临着“离家出走”或者走后会怎样的问题。有的由于不知道“走后”怎样，因此彷徨，渴望得到答案。鲁迅其实给了他在当时所能给予的答案。 走后的娜拉好像争取到“自由”了。没有“经济权”的娜拉走后怎样?那种“自由”弄不好“能够为钱而卖掉”。鲁迅“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从青年进入到中年，从校园走向了社会，而且看到了现实社会的残酷。从他的作品看，他关注的是那些没有“经济权”的人群，感情和立足点开始向那些没有“经济权”的人倾斜。鲁迅对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推想并不如胡适想象的那么光明和乐观。 对于娜拉，胡适说：“娜拉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只因为她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这便是易卜生主义”。 娜拉出走了。胡适先生认为这是她“救出了自己”。 娜拉走后怎样?胡适认为娜拉是“去干她自己的生活”去了。 她自己的“生活”是什么?胡适先生没有具体的说。这与没有说“娜拉走后怎样”一样。不过，按照胡适先生对于易卜生和个性主义的理解，娜拉走后应该是“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展示她“自由独立的人格”去了。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有了不错的社会地位，焉知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女权主义者! 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鲁迅其实是借“娜拉走后怎样”这样的一个为时人十分关心的命题，提出了“有一百个娜拉出走”，“有一千一万个出走”的问题。为那些痴迷于易卜生主义的青年学子泼了一瓢冷水。 娜拉的问题，不是娜拉一个人的“个性解放”问题，而是个妇女解放的问题，社会问题。娜拉的“个性解放”涉及到“经济权”、“经济制度改革”的问题。他提出“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这样的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是没有的。即使是在标榜最为“自由”、“平等”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实现。这种思想，与共产党的主张没有两样。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是妇女解放最彻底、实现“男女平等”最为彻底的国家。 国人中，特别是文人中的“传统”意识是“君子喻于义”，耻于言利。青年鲁迅虽然知道家庭由小康坠入困顿的滋味，那时他或许认为也仅仅是个人的不幸而不是社会问题。但是他在接受个人主义的时候，却没有考虑到外国的那些创造和主张个人主义的文人并不存在“经济权”的问题。在中国，如果在那些没有“经济权”的“庸众”如阿Q、祥林嫂、孔乙己或者那些没有工作和工作收入的“娜拉”当中倡导什么 “非物质”、“重个人”、“尊个性”，到头来，只能“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起码不会得到阿Q、祥林嫂、孔乙己那些人的响应。鲁迅在写小说的时候，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的小说，关注的是社会底层人的生存问题而不是“个性”问题。从他的小说，看到的是一个唤起社会，或者“疗救者”对于人的生存而不是人的“个性”的的关注。 1925年3月18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 1925年4月18日在《忽然想到》中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1925年5月8日的《北京通信》中就“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时，也说了这样的话。 他这时候的“当务之急”已经不是当年的“第一要著”了。把“生存”而不是把“精神”放在了“急”的位置上了。他不象胡适那样教导他的弟子“争你们个人的自由”。 恩格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1933年10月21日，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说：“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南腔北调集》)。 在1924年1月17日的讲演《未有天才之前》中，不再“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了，而认为“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坟·未有天才之前》) 他在1925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学潮中，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 1926年11月11日，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说：“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这种认识，已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了。 到了三十年代，他评论“先觉善斗之士”的尼采“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甚至认为那时从尼采等人那里“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是鲁迅对于早年认识上偏颇的反思。 1930年3月1日在《习惯与改革》(《二心集》)一文中甚至批判起了梁实秋先生们“讨厌多数”的思想，认为：“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这样的言论与1907年相比，已经判若两人了。对于“多数”，对社会中处于“多数”的“愚人”、“民众”问题在认识上的根本性的转变，标志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 鲁迅曾经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从这里可以判断，三十年代的鲁迅，已经抛弃了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鲁迅在精神与物质，英雄与群众关系上认识的变化，表明他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门槛，为他自觉地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准备了条件。这是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的低潮中，在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以共产党人为同志，成为坚定的、无所畏惧的，有远见、有战斗力、有号召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原因。了解和理解鲁迅思想的这种变化，或许还不能完全了解和理解鲁迅;但是，不了解和不理解鲁迅思想的这种变化，就根本不可能理解鲁迅。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顽固地坚持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学者，对于鲁迅的高谈阔论不过是猴拿虱子——瞎掰。 鲁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个过程 历史在前进。古今中外，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都曾经和正在发生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影响国家历史进程的革命、改革、战争、运动、事件。许多人常常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参与其中。有人，包括社会名流，达官显贵，因此而罹难，而落伍，而落荒，而颓唐，而叛变。但是，更多的人会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去身上的血迹，继续前进。一些默默无闻的，在平常人看似很平常的人，常常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在意想不到的事情上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英雄或者罪人，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承担者，因此而成为历史人物，或者被人们敬仰，或者被人们唾骂。这种现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上都不鲜见。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稳定的阶层，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和斗争同社会上的矛盾与斗争从来都是互相影响、互相呼应的。因为不管他们把自己看得如何高贵，多么地自恃清高，都不会因此而游离社会之外，仍然是社会的一部分。新文化运动、5.4运动，使得许多名不见经传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一些名噪一时的饱学之士渐渐地离开公众的视线。5.4运动之后，“《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动荡，政治力量在不断地分化，不断地重新组合。特别是“4·12”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破裂，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许多知识分子发生了明显变化，分化为不同的营垒。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正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共产党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而文化“围剿”却一败涂地的情况下，“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这是鲁迅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大背景。没有这样的社会变化，不但鲁迅，许多人都不会发生变化。 鲁迅之成为不朽的历史人物，不是一天之内造就的，也不是被什么人坐在书房或者客厅里“研究”，或者研究之后经过“包装”，或者“炒作”出来的，更不是谁“神化”的结果。在他不长的生命中，不仅经历和目睹了改朝换代的辛亥革命，之后“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也见多了“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这些，都是鲁迅思想发生变化的外在条件。 鲁迅在经过一个时期的颓唐、思考之后，直到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给了他提笔的力量。一篇《狂人日记》，是“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完美结合与统一，开白话小说之先河，轰动文坛，使得“文学革命”顿时生辉。正是在“文学革命”的过程中，即“新文化运动”中，他成为令世人瞩目的英雄，他创造的文学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最具开拓性、最具精华的部分之一，反映了社会底层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其中蕴含的思想与社会底层民众的脉搏一起跳动。在他经历了由同情群众到与群众一起战斗的过程，奠定了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无可替代的社会地位。 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5.4运动之后，鲁迅，没有因为成名而变得“谨小慎微”、“胆小怕事”、没有担当。伴随着他的成名，是他认准了方向便勇往直前，有荆棘就踏荆棘，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毫不犹豫。他“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 这种是非分明、爱憎分明的态度很不“中庸”，为过去的和现在的正人君子所不齿，更被现在的一些所谓的文人学者认为他没有爱，只有恨。 他的爱憎分明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潮及“3·18”惨案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平日品性人格，向不干预外事，社会共晓”的鲁迅，参与了北师大的学潮，支持学生与当时的教育部长章士钊与北师大的女校长杨荫榆做斗争，为此，章士钊在1925年8月14日，呈请段祺瑞批准将鲁迅撤职。这一斗争，他看到那些“正人君子”者流“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华盖集·通讯》)。 这一斗争让他“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当有人提出要实行“费厄泼赖”的时候，他写作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与后来毛泽东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一脉相通。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尤其提醒人们“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