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珍是他的学生，是“3·18”惨案中被枪杀的学生领袖之一。3月25日，他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4月1日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悼念刘和珍等遇害青年。《记念刘和珍君》不仅是纪念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也不只是揭露反动派罪恶的檄文，他何尝不是借纪念刘和珍而“抒怀”，而明志! 鲁迅称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通过 “3·18”惨案，他“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不甘心灭亡的鲁迅，从此不再彷徨，没有彷徨，“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在沉默中爆发”，实践证明，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是面对反动势力，还是面对“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的错误，他毫不畏缩，而是“更奋然而前行”的真的猛士。 “3·18”惨案之后，鲁迅于8月26日离开北京，9月4日抵达厦门，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的1月18日，辞去在厦门大学的工作到达所谓的“革命的策源地广州”。2月10日，正式受聘于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正是在广州这个“革命的策源地”，他经历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抉择：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在他上任两个月之后，继上海 “4·12”反革命政变之后三天，广州发生了“4·15”事变，仅中山大学被捕去的竟有四五百人。他召开紧急会议，力主营救被捕的学生。在组织营救而毫无结果的情况下，4月19日，他愤然辞去了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反应与参与程度已超越“3·18”惨案时的行为，被国民党反动派认为“亲共”。国民党也因为鲁迅的“亲共”而改变了表面上还算是对他客气的态度。而在这个时候，他却又看到了被他痛斥为“叭儿狗”的《现代评论》派中的那些正人君子“择主而事”，陈源教授之流，投靠到了国民党一边，“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而且看到“叭儿狗往往比他的主人更严厉”(《而已集·小杂感》)。这使他对国民党的本质有了深入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 谈及“4·15”“清党”，他说：“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答有恒先生》(《而已集》)是研究鲁迅在广州时思想变化的一篇重要文章。 1927年9月4日，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他的思想坦白得很清楚。他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国民党的“清党”，彻底地轰毁了他多年信仰的进化论。为他的思想发生转变创造了条件。 1932年4月24日，他在为的他的《三闲集》作序时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三闲集》)。事实上他并没有被吓倒。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被砍头的事，深知“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他也没有躲到书斋里去专心研究“学术”，或者当什么“职业作家”。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没有“为艺术而艺术”而奋斗。 经历过1927年的“清党”，他对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彻底绝望了，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国共合作的破裂，中国政治大舞台的格局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势力之间需要进行选择。而鲁迅，以他当时的社会地位，在当时并非做出抉择不可。许多知识分子在当时并没有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鲁迅在共产党最为艰难的时候，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共产党。当然，那时候的知识分子选择共产党的也不只是一个鲁迅。 在厦门，他“还只知道一个共产党的总名”，到广州以后，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12〕之分(《 而已集·通信》)。他，并不是一个只看“招牌”的人。在中山大学，他开始了与共产党人士的直接接触。特别是，在广州会见了他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教课时候的同事、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之子、他称为“老仁侄”的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陈延年。以鲁迅的人生阅历和观察力及他对那段历史的回忆判断，共产党人给他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并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为他以后与共产党的合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27年9月27日，他和许广平离开广州，10月3日到上海定居，直至他去世。 在上海，在“革命文学”的问题上，在与一些具有“左派幼稚病”的早期共产党人的争论中，逼他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 1928年7月22日，他在致韦素园的信中说：“以史底惟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暖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 1932年4月24日，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文艺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不仅促进了鲁迅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了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和钻研，也为无产阶级文化战线造就了人才，造就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无产阶级文艺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对于马列主义，其实鲁迅不但曾经留心过的，而且有过专门的研究。 早在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发表的随感录《热风·五十六“来了”》一文中就提到了列宁，并明显有为列宁的“过激主义”辩解的成分。 1925年4月12日，他在《<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中指出：“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说明，鲁迅一直在关注着苏俄的文学，并通过文学，关注“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 1926年10月21日，《〈十二个〉后记》中说：“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个大风暴;到十月，才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对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予高度的赞扬。而这种赞扬与中国共产党人高度一致。鲁迅这时候对于“十月革命”的立场和态度，显然与共产党没有什么关系。 1926年11月14日，他在《〈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中说：“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自然无从断定。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这是鲁迅对于“十月革命”之后“有些人到现在还在为俄国的上等人鸣不平”的回答。这时候的鲁迅的立场已经转移到了“平民”的立场上。 1927年4月10日，即蒋介石发动的“4·12”反革命政变前两天，他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中称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 这说明鲁迅在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在与共产党还没有联系的时候，就对俄国革命、列宁、列宁主义有所了解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但没有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甚至还站在了列宁和“十月革命”一边。在这个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毫无二致。那时候的鲁迅，对于局势，有一个比许多共产党高层领导还清醒而冷静的认识。这样的鲁迅，怎么可能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伍! 在上海的九年，实际跨越十年，通常称为晚年的鲁迅。那是鲁迅与共产党“合作”的十年。正是他由于与共产党的关系，这也是备受现在的一些“文化精英”质疑和争议的十年。有人只看到他与某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斗争”的一面，不看他与共产党组织的联系，更不愿意承认与革命内部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斗争正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可贵的品格。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承认，共产党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无所不能的天兵天将，也不个个是具有火眼金睛的孙猴子一眼就能分辨出人与妖。谁也不是天生的一贯正确的革命家。 “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即使是创建共产党的那些人，如总书记陈独秀脱了党，周佛海、陈公博当了汉奸;张国焘当了国民党的特务……如此种种，也诚如鲁迅所说：“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共产党的队伍没有因为他们的产生、存在和肆虐而垮掉。相反，共产党的事业终究还是发展了。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众之林，工农大众能够挺直了腰板做人，难道不就是由于共产党执政么!在共产党内，在革命队伍内，难道不正是有象鲁迅那样的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即使是在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候，仍然在坚持同错误做斗争么!没有他们的斗争，怎么可能战胜错误!怎么可能有共产党的今天! 恩格斯曾经说：“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做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4页《恩格斯致奥·倍倍尔》) 如果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这段话有所了解和理解，对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发生在党内的一次次斗争，对于发生在鲁迅与一些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会大惊小怪。一些人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肆渲染，就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这个事实。其实，内部纷争哪个阶级、阶层没有?哪个政党内部没有?难道不正是因为思想不统一，才需要政党、需要组织、需要斗争的吗? 对于鲁迅与一些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他自己早有说法，用不着他人，局外人嚼舌头。即使曾经给他戴上“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的郭沫若，在他那篇最具争议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得清楚明白：“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嘀嘀咕咕，意欲何为?除了证明目的的卑鄙还能证明什么呢? 没有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斗争，不接受斗争的洗礼，在斗争面前畏首畏尾，就不会成长。没有这种斗争，共产党不可能发展、前进。正是这种斗争，让共产党人认识了鲁迅。正是在这种斗争中，鲁迅也认识了共产党人。看到“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以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同志为光荣。正是在这十年中，他在“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毛泽东1957年3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锤炼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晚年的作品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鲁迅与毛泽东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是一样的，都是在“两面夹攻”中成长起来的。这也是他们生命力、战斗力之所在。 在上海的十年中，“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在上海的十年，“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鲁迅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发展，因为他能够在变化的社会中不断地“求索”，不断地解剖自己。这是一种自我批评的精神，自我革命的精神，是对于自己进行“否定之否定”，或者说“扬弃”。没有这种精神，固步自封，貌似有“操守”，实则迂腐，冥顽不灵。即使不属于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也可能是昙花一现的人。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必备精神，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不可能与时俱进的。 他说“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二心集·序言》)。正是在社会的动荡中，在思考过程中，与他熟识的本阶级决裂，与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的无产者走到了一起，为了共同的大目标而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在上海的十年中，不但在政治上完成了立场上的转变，而且在思想上、认识上成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者，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革命队伍中的杰出一员，做了连许多共产党员都做不了的事。鲁迅不仅是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而鲁迅的家，在事实上就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堡垒。曾经被他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中了才子+流氓的毒”的成仿吾，曾是围攻击鲁迅比较着力的一个。1933年，失去了组织联系的成先生到上海找党，首先想到的是鲁迅。是在鲁迅的帮助下，成先生与党取得了联系。这就是鲁迅在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到鲁迅与共产党的关系决不仅仅是一般的、若即若离的“合作”关系，而是把自己与共产党事业融为一体，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忠实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数以百万计的文字中，有反映他批判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文字和文章，却没有反对共产党的文字。 有人著文认为鲁迅不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那么，鲁迅是那一路的同路人?说他是胡适那一路的吧，他在蒋介石那里可没有受到什么礼遇。说他是梁实秋那一路的，恐怕梁先生也不那么看。是周作人那一路的?如果是，哥儿俩就不会打起来了。他是“第三种人”吗?如果谁说是，那简直是睁着眼说瞎话。他到底是哪路人?而他们又是哪路人?事实上，无论是在文字上，还是在行动上，鲁迅不愧为“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在鲁迅与共产党之间打楔子，是徒劳的，除了证明自己与鲁迅不是一路人，说明不了别的。 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鲁迅，就否定了鲁迅的最后十年。也就否定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贡献，在事实上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与鲁迅共同奋斗的历史，与共产党划清了界限。
鲁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贡献
鲁迅作为文学家，需要有文学作品支撑。但是，作为思想家，并没有一般思想家的理论“专著”。他的思想溶解并存在于他的文学之中。而鲁迅的文学之所以在社会上产生强大的反响，就是因为他的文学中蕴含着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学，是鲁迅思想的载体。鲁迅对于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当代其它文学家所不能比拟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组织上没有入党的鲁迅树为旗帜，认为“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号召学习“鲁迅精神”，是因为他的方向，他的精神，不但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致，而是因为他是其中的佼佼者，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独特贡献和示范作用，其它人无可替代。甚至连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指指点点的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家都认为是鲁迅的学生。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鲁迅，不是一个言必称马列的空头思想家和理论家。在他的作品中甚至很难找到一段完整的马列的话。这固然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险恶，马列的书是禁书关系密切。这种情况正说明，鲁迅已经娴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把握住了马列主义的真谛和精髓，马克思主义化了。相反，看当时那些言必称马列的理论家，能够长篇大论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如王明，其实是不懂中国的实际，只知道夸夸其谈，只知道拿马列主义的词句吓唬人的教条主义。 1927年10月21日，鲁迅在《革命文学》一文中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从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文学家鲁迅的笔端流淌出来的自然是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文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这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条件，也是必要条件。而在上海的鲁迅，显然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在运用于他的杂文创作中，表现出极强的说服力、战斗力、生命力，这是他的作品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速朽的根本原因。 鲁迅，不是一个夸夸其谈、光说不练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实践的、战斗的、具有远见卓识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他的杂文记录着他的思想和战斗历程，从中可以看到鲁迅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关于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贡献和地位，已很少争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特别是他在思想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笔者素无研究，但是，仍然愿意说出自己的粗浅看法，也谋求有识之士指教和补充。 第一，在中国革命的认识上，他观察力和判断力显然在许多共产党人之上。 众所周知，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这样的认识却是共产党用鲜血换来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中，就已经看到了。 1925年4月8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说：“改革最快的还是剑与火。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两地书·10》)说这话时候的鲁迅，还不知道世有共产党。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武装，而且正在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没有意识到“合作”掩盖下的矛盾和危机。 在1927年“4·12”政变前的4月8日晚，鲁迅在黄埔军校所做《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1927年4月10日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集外集拾遗补编》)中说：“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鲁迅的话音刚落，就发生了“4·12”政变。共产党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装，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鲁迅是最早关注并高度赞扬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井冈山武装斗争的知识分子，不是偶然的。 鲁迅的敏锐的判断力是因为鲁迅对于中国历史的和实际的深刻了解，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细微观察与思考，对于人生的深刻体验。 第二，对“极左”思想的清醒认识和毫不妥协、毫不留情面的斗争。 1936年，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的时候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鲁迅对于革命内部的斗争及其产生的原因有着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因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毫不妥协的斗争。 鲁迅认为：“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1934年11月《致萧军、萧红》)“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1934年12月18《致杨霁云先生》)这是鲁迅的一个深刻的思想。“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1933年6月4日《又论“第三种人”》) 鲁迅的一生，经历了种种斗争。他告诫人们：“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覆的暗探。”(1931年7月20日《上海文艺之一瞥》)特别是在同革命内部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的斗争，是他成为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表现，让共产党人认识了鲁迅，确立了鲁迅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地位，成为文化战线上名副其实的“总司令”。 在同正面的、公开的、拿枪的敌人的作战中，营垒是清晰的，目标是容易判断的，作战的目的是清楚的。但是，同“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同“自己营垒里的蛀虫”的斗争要复杂的多。弄不好会混淆矛盾，必须十分讲究策略。在面对那些人的时候，特别是身居高位，又是什么“权威”、“名流”的时候，一些人常常不知所以，踌躇，甚至逃避。“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沉默”以“保身”是一些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样的事，并不只发生在“小人物”身上。一些人的那种“修养”恐怕也不是一天、一时养成的。其中不乏认识能力等方面的问题。而鲁迅的可贵之处，鲁迅让一些号称共产党员的人汗颜之处，是同那些人毫不留情面的、而且十分策略的斗争。这是鲁迅及其宝贵的，可以成为一切共产党人学习榜样的社会实践。 王明左倾思想和路线在党内肆虐的时候，也是在文化领域猖獗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对于鲁迅的“围攻”和“左联”内部一些作家中存在的错误认识和行为，鲁迅敏锐地注意并抓住了这个问题，毫不畏惧地投身于这种斗争，往那些具有“极左倾向”的文艺家的背上猛击了一掌。 在1931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他的讲话就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的”，病根是“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是何等的深刻! 1931年7月20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出：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左翼作家中存在着的问题，在当时的共产党内，特别是在以王明为领导核心的领导层中也同样地存在着，严重地影响着革命的进程。 1931年1月，王明集团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在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左倾路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仅导致了中央根据地的丧失，直接导致了长征的发生，几乎葬送革命前途。 如鲁迅分析的那样，他们同样是由于“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才把毛泽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打成“右倾”。正是他们“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才对于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态度，使得许多坚贞的共产党人牺牲在自己同志的枪口之下。无论是文艺上的“左”，还是政治上的“左”，病根是相同的。因此，他们也才能在不同的战线上遥相呼应。 对于许多人的同“极左”思想的斗争，一般停留在感性阶段的时候，像鲁迅那样如此敏锐地看到、明确地指出左翼作家队伍中所存在着如此严峻问题的，并且深刻而准确地剖析出其存在的根源，提升到理论的高度的，在当时的中国，在共产党内恐怕还不多见，应该首推鲁迅。鲁迅是革命队伍中最早认识到左倾的危害并进行坚决的、有成效的斗争的少数清醒的革命家之一。这不仅反映了鲁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造诣，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责任感，否则，不可能激发出他不屈不挠的斗志。 面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和“左翼作家”内部的错误倾向，他不得不“横站”。 鲁迅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同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即迎面的敌人奋战，又要与革命内部的错误思想和不良行为斗争，不仅需要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而且需要高超的、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这或许是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屹立不倒，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的根本原因。有的人，在与前者战斗的时候，堪称勇士，而在与后者斗争的时候，便茫然不知所措。在党内，没有大批鲁迅那样的战士积极地进行思想斗争，党就不会健康的发展。 现在看来，鲁迅在当时已经占据了思想上的制高点。能够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对于“左翼”作家的指导是方向性的指导。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可见一斑。共产党把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作为“延安整风”时全党的学习材料，就是肯定了鲁迅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学习鲁迅的也许还不能立刻理解这一点，但是，不学鲁迅的人是根本就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的。 他与左倾思想斗争的实践和留下的大批文章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重要的历史文献。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人比毛泽东更看重他和它的价值以及对共产党人的意义。 现在，一些人常常把鲁迅与“左翼”作家内部的错误思想的斗争同与反动文人，与“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性质上相混淆，特别是把他同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想的斗争和批判当成是对共产党的批判，当成是同共产党闹独立性。把鲁迅塑造成一个共产党的批判者，一个与共产党若即若离的形象。他们，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心怀成见，他们推崇个人主义，不想当马克思主义者，自然希望鲁迅永远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当然不希望鲁迅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希望是希望，事实是事实。 第三，文艺为工农大众是中国共产党文艺的方向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但关乎是唯心史观还是唯物史观的问题，也是文艺的方向和性质问题。是任何文学家回避不了的，只是自觉与不自觉的问题。企图回避这个问题的人是想当为人的、为全人类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不可能当，或许耻于当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而鲁迅，不但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为工农大众的问题，论证了文艺的阶级性问题，丰富并成为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27年“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的的的时候，他就提出了文学家与工人、农民的关系问题。他说：“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说明鲁迅在当时对于马列主义的思想有了比较准确和明晰的把握。 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联合战线的时候说：“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其它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否认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要么只承认抽象的人的存在，要么只承认个体的人的存在。不承认人的社会性，不承认社会差别，更不承认阶级差别乃是人与人之间的诸多差别中的一种差别及其对于其它差别具有影响力。把鲁迅，乃至毛泽东的为“工农大众”的思想批判为“狭隘的阶级论”。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轻视、鄙视工农大众。这不单是个认识问题。 鲁迅的文艺思想与共产党的性质高度一致。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5.4运动》一文中提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5月4日，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强调：“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並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农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文艺家不能例外。 中国的国体是以工农大众而不是以抽象的“人”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中已有鲜明的体现。在工农大众仍然是国家的主体，国家的主人，仍然是共产党组织的主体的情况下，这个思想无论是作为政治思想，还是作为文艺思想，都不会过时。 现在讲“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鲁迅、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仍然是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的核心。没有这个文艺思想的指导，没有为工农的政治家与为工农的文艺家的共同努力，中国的文艺园地不可能有工农兵的位置，恐怕至今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一统天下。 为什么人的问题，其实就是个政治问题，是政治不能回避而必须回答的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虽然为一些文人所诟病，不能不承认，是文艺家不能不面对的问题。王富仁教授说：“如果将作品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一要求来要求鲁迅，鲁迅就完蛋了。在中国最不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是鲁迅的作品”。(《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页)这位据说是鲁迅研究专家的教授俨然是在代表“广大人们群众”评论鲁迅的作品。按照他的这个说法，不知道有多少人，包括笔者便被排除在 “人民群众”之外了。 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的确没有人思考和提出。 孔子之前的读书人属于“君子”、“上智”。整体上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在那个以“忠”、“孝”为最高道德的年代，不会有谁提“为什么人”那样的在时人眼里十分“荒谬”的问题。 即使是到了科举时代，虽然名誉上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教育资源被富人和官家垄断的时代，在广大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或者说因为贫困而“自动”放弃的时代，考试啦、科举啦实际是与他们毫无关系的国家大事。即使个别出身寒门的学子登第入仕，当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统治者的宠儿的时候，就已经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当他们成了“父母官”的时候，那是“皇恩浩荡”，那里有为“父母”服务的思想?不格外盘剥就算是“青天”了。 文艺在中国，历史很悠久。文学，历来被认为是高雅艺术。如诗词歌赋，那是文人中的才子做的事。至于从事艺术的人，被称为工匠、伶人等，与文人不是一个等级，许多从事艺术的人甚至目不识丁，不配称为文人。有的甚至被认为是下九流，社会地位甚至在娼妓之下。他们从事艺术恐怕与爱好，与理想无关，也不可能有“为艺术而艺术”那样的思想。即使是对艺术的追求，有的或许就是为了生计。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艺人，能够有什么选择? 在近代，教育的普及程度在日益提高。出身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的文人在文人中的比例也日渐缩小。时至今日，广大的文人多是工农出身。这，应该是共产党执政的结果。有的来自工农等普通劳动者家庭，多读了几年书，成了“知识分子，登上了“象牙塔”，成了“精英”，或许自以为跳出了工农大众，甚至开始鄙视工农大众。从政的，有的成了贪官污吏。从文的，不想为工农大众。这都没有什么奇怪。他们不想为工农大众，怎么可能认可为工农大众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她以劳动阶级的解放为目的。而以广大的工农大众为组织的后备军。那些没有全心全意为工农大众的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为了投机，是不可能自愿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党的领袖要求共产党员为工农大众是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与共产党的宗旨是一致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的领袖?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内部，包括从事文艺或者文学创作工作的人们，人人平等，都是“同志”。如果承认“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承认党章、党纲，那么，为工农大众难道不是本分么!有什么可诟病、可怀疑、可指责的? 现在的共产党还不是“全民党”。信仰和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或者不知道自己信仰什么主义而不愿意接受马列主义指导而从事文艺工作或者文学创作的文人，反对共产党的文艺主张，反对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不想为工农大众是必然的。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们决不会因此而成为一个没有立场的人，更不可能一统文坛。 有的虽然口口声声为“人”，他们口中和笔下的人，是个体的人，而不是集体的人。骨子里是为自己。尽管如此，共产党也决不会由于他们的存在和认识的执着而改变自己的宗旨。这就注定了，不管共产党是不是存在，不管人们讲与不讲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领域中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必将长期存在。 鲁迅“晚年”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至今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革命作家的理论指南。他的思想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文艺界。 鲁迅及其文学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历史相联系，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鲁迅的方向，被共产党认定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实至名归。 社会还会发展、变化。鲁迅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在思想、文化呈现“多元化”的今天，他的思想，他的社会实践，仍然是最为光辉、最为灿烂的。他的文学和思想曾经滋润和影响了几代人，今后必将仍然继续激励和影响中国的文坛和思想界。广大的，想在中国大地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必然以鲁迅为榜样，继续沿着鲁迅那一代人开创的道路前进。 在白色恐怖下的鲁迅没有悲观，有志于踏着鲁迅的足迹前进的人们，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同样无需悲观。 鲁迅的思想总会有人继承。 鲁迅的精神总会有人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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