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他死了，但精神还活着 肖衍庆老师十月六号就病逝了，左派圈子十天后才得到消息。据说是因为今年十月的重大政治活动，没能给左派吊唁自己同志的机会。 我和肖老师很熟悉。尽管他长我三十岁（他享年81岁），但我们却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曾一起并肩战斗。他老当益壮，比年轻人更为勇敢勤勉。跟许多革命老干部一样，他是抵制邓时代糖衣炮弹的勇士，是不畏孤独的革命火种的守护者和播撒者，是引领年轻人前进的识途的老马。他们的离世对革命队伍是一种损失，令人惋惜。 我们是在2001年秋天相识的。我当时还在人民出版社当编辑，魏巍交给我一份书稿，要我进行编校整理，这本书就是肖老师的《毛泽东的珠峰》。这是我当时见到的第一本系统论述文化大革命及其继续革命理论的专著（当时魏老只是让我做编校工作，并不打算也不奢望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的书籍即便是今天也只能做地下印刷）。我当时对这一领域并不熟悉，对书中一些人物事件不能准确把握，因此就需要随时与作者沟通。人民出版社在朝阳门内，距离他家方庄小区不远，来去很方便，我们很快成了莫逆之交。 上世纪末，在私有化浪潮席卷全国，工人下岗失业、哀嚎遍野的同时，在思想理论领域甚嚣尘上的，是告别革命、歪曲历史，是丑化毛泽东、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是污蔑按劳分配制度、向计划经济泼脏水。魏巍2000年元月发表《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犹如向同志们吹响的战斗号角，唤醒沉睡的人们，鼓励理论战线的同志进行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当时革命阵营只有两三份公开发行但订户有限、内容受到严格审查的杂志，在网络尚不发达，地下印刷受到刑事威胁的情况下，斗争双方力量对比是很悬殊的。即便如此，即便这仅仅是一场阻击战，但在魏巍、邓力群等革命老干部率领下，同志们斗争目标明确，斗志昂扬。他们不再是文弱书生，而是持笔的猛士；他们不是在打笔墨官司，而是在用自己手中的笔同强大的政权抗衡。肖衍庆就是这样一位冲锋陷阵的战士。 今天的青年大概不了解，在“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当年，资本扩张势力之强大，不仅国企工人无力抵挡，被无情地抛向街头，而且有非议阻挡者甚至因为一篇声讨文章、一次借纪念毛主席活动表达不满便会被判刑入狱（郑州四君子事件）。即便是像魏巍这样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曾因为上书反对资本家入党而被软禁在医院数月。但这并不意味着而今人民的抗议得到了宽容，言论更加地自由了。而是因为私有化业已完成，公共财富早就瓜分完毕，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确立，工人阶级已成散兵游勇，他们的统治地位及其财富不再受到直接威胁罢了。试想，在那个革命老干部具有广泛号召力，国企工人阶级又群情激愤的时期，他们该是多么地惧怕民意滔滔！这正如一个在公共场合持刀行窃的小偷被当场揭穿一样，他必然会狗急跳墙，变得穷凶极恶，拔刀刺向任何敢于发出呼号的人。（而今在他们看来，木已成舟，覆水难收。你讲理他不睬你，你据理力争他抓你。单纯的批判和揭露已经无济于事，各自为战的群众斗争可以各个击破，网络宣泄天也塌不下来。） 2008年魏巍去世，不但左派队伍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旗手，代替魏巍执掌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肖衍庆也被他人篡夺了会长之权。但他没有因此停下前进的脚步，他又开始单枪匹马地战斗了。70多岁的他学会了使用电脑和网络，每半个月编辑一份《内参选编》，自费复印，亲手邮寄，为那些不便使用网络的老同志定期送去精神食粮（逢年底又以《特色中国》结集出书，分送给更多的人）。后来在编写《当代十大家族》一书时触怒了具体的利益集团，从而引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电脑被没收，书稿被销毁，安全受威胁，退休金被扣发。
这就是我十多年所接触的肖衍庆。 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是一个放下身段干革命的人。对同志他平易近人，对敌人如秋风扫落叶。这种人他最彻底，最坚韧，最无私，最纯粹。 革命，对一些人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个体死了却还存在于活着的人生命中的一种形式；对另一些人则可能仅仅是特定条件下谋生谋权的手段。两种状态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分野尤为明显。后一种人今天还大量地活着，而且远比革命者众多。他们曾经是一些面对共产主义的旗帜宣过誓，无不满腔热血鼓吹过革命的人，今天却告别了革命，过起了“宁做太平犬”而混吃等死的日子。这并不奇怪，我们这里无意去责备那种两面人的人生，犹如泰山不屑于责备鸿毛一样，但那些为革命信仰而死的人却是永远为革命者所颂扬的。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是写给这些人的，毛泽东的“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的话也是在讲给他们的。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使肖衍庆等同志革命至死不移的动力是什么。毫无疑问，它不是世俗的名利，它只能是信仰的力量。法国左翼哲学家萨特的名言可以间接说明这一点：“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仰。” 胸怀革命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实现革命信仰的人是幸运的，但是，建立信仰的过程却是不容易的。变节、背叛、掉队、放弃几乎都是在这个阶段发生的。换句话说，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要抵制名利诱惑，把自己改造成一个视工农大众利益至上的真正革命者，比起参与险象环生的革命活动要来得更为艰难。因为它的敌人是深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旧世界的幽灵。 我还在改造自己，我的个人经历跟肖老师也颇有些相像之处，加之我们都是普通人又很熟悉，所以他的改造过程就成了我的一面镜子。那么，他究竟是如何改造自己的呢？ 肖衍庆是山西运城的一位农家子弟，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机关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日报社的同心出版社社长任上退休。就追逐个人名利而言，一个农家子弟，在建国初期大学生凤毛麟角的时代能够考入北京大学，他的禀赋和勤奋为自己带来一个更好的个人前程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在2005年纪念一二·九运动70周年座谈会上，他讲了自我改造的三个阶段，句句都是实在话（见附文：《肖衍庆：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他说，自己进大学后首先想到的是，终于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要当干部了，所努力的方向就是“扬名声，献父母”；196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委机关工作后，他又产生了特权思想，对雷锋这样的小人物是不屑一顾的；文革期间，对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需要再教育的话有抵触，想不通，等等（即毛主席所说的“旧学校，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旧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要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1996年我进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尽管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信仰，但除了读些理论书籍，嘴上不离革命和无产阶级等词句外，想的最多的还是出人头地。教授博导不稀奇，它不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等外部条件，只需个人努力总是不难得到的。有一次我拜访寒春阳早，奇怪他们对陈永贵何以津津乐道，而我对这样一位只会写自己姓名的农民是不屑一顾的。不可理喻的是，这种对农民的瞧不起，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了！我自己可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啊！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我看到报纸上陈永贵扎个白毛巾坐在主席台上的照片时，油然而生一种反感，竟然觉得他这个样子是在给农民丢人。电影《决裂》中那位从农村来的大学生嫌弃母亲送来的土布鞋的情景，在农村最多也只是像拿“韭菜麦苗不分”来逗笑取乐书呆子，哪里会觉得这是在对落后思想的一种教育呵。 观察肖老师的改造过程，他在大学思考个人奋斗的时候，恰好遇到了反右派斗争，现实的斗争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个人主义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犯错误的根源”，从而努力参加劳动，下乡深翻地，下矿当矿工，在与工农直接接触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参加工作后出现特权思想时，又遇到了“五反”和“四清”（社教运动），看到了工农群众对官僚特权阶层的痛恨，克服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唯官当老爷思想。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开除了党籍，下放劳动，客观上彻底地与工农打成了一片，自己也在努力地改造着自己。后来他总结道：
一个农民的孩子，为永远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挤进劳心者行列，这种倾向即便是在毛时代，也只能给予教育而不能进行责难。知识分子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表面上接受改造，实际上以各种方式抵制改造的现象当时也是普遍存在的。他完全无需费尽心力改造自己，但他却认真地这么做了，因为他是一个老实人。在他工作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是有机会收获名利的，但是他却无视种种机会，甚至是在不断地抵制诱惑，“消灭”着自己的名利思想。在其职业生涯的前半段时期里，他按照毛时代知识分子要为工农服务的宗旨，总是奔跑在工农生产的第一线，以饱满的热情讴歌劳动人民，自然远离着官场，更谈不上为个人名利奋斗了。在他工作的后半段时期里，尽管改革开放为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创造了极佳的名利场，但此时他已经脱胎换骨了，已经成了一个革命者，把自己改造成了工农阶级的一员，并拿起笔来为劳动人民鼓与呼了（见其著作《双水峪》）。 总结肖老师之所以能够比较成功地改造了自己，一在于他的工农立场，二在于他的人生目标就是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具体而言，首先，他有工农立场，不是鄙视工农而是同工农有着深厚的感情；其次，他的错误思想每次都在运动中得到了暴露，他又主动地在运动中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的改造是一种自觉自愿行为；第三，他在同工农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时，才真正懂得了、也从内心认可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最后，他真心实意听毛主席的教导，在自己无法辨别是非时，以毛主席的话作为衡量对错的标准。 我是高度认同肖老师的改造自新方式的。在这个过程中，正确路线的指导和革命前辈的引导也是特别关键的。我自己有幸得到了魏巍和寒春阳早的言传身教，他们时刻纠正我的错误思想，催促我下工厂进农村直接接触工农，少说空话多做实地调研，庆幸今天尚能不浮躁不浮夸。尽管我缺乏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机会，改造程度只达到肖老师的十之五六，但我确信，要真正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必须将自己的命运同工农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同甘苦共患难。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联系呢？除了一般的道理外，你只有深入，才能认识到工农的力量和他们的伟大，才能从内心被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所蕴含的能量所折服。后来我阅读了一些介绍大寨的书籍，又去大寨进行了实地考察，我为自己当初轻视陈永贵们感到无比的羞愧。他们才是真正改天换地的英雄，而我自己只仅仅因为懂得应试的一些技巧，顺竿子上了大学又读研究生，比工农多读了一点书还只是一知半解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便目空一切起来了。回想起来，这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又可怜！
今天，肖衍庆老师已经离开了我们，悄无声息，默默无闻，甚至他的同志们都没有机会同他做最后的告别，为他举行追悼会。
但是，他像一根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张耀祖
2017年10月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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