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列宁的重要著作《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任务》一书，是这一时期列宁的重要著作。该书从理论上，集中批判了“经济派”的错误思想，正面阐述了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理论。该书写于1901年秋至1902年春，发表于1902年3月，为“俄国革命怎样才能搞起来”这一问题探索着答案。 在这部书中，列宁首先阐述了“灌输论”。他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必须认识到：“既然工人群众绝不能在他们的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为什么会如此呢?“读者会问：自发的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 据此，列宁提出了“先锋队理论”。“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可以把俄国的天翻过来！”列宁指出，职业革命家与那种脱离人民的密谋家毫无共同之处。职业革命家是“到处建立联系”的“人民的代言人”。而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经济派”认为，集中、严格、保密的组织，会削弱党和人民的联系、降低群众的积极性。列宁指出，加入运动的群众越广泛、党组织越是要密切联系群众，组织内部就越是需要严格的分工，而“经济派”则变成了消极适应周围环境的宿命论者。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还阐述了相关其他问题，例如社会民主党不仅仅要发动产业工人，而且要“到一切阶层中去”，紧密团结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社会民主党不仅仅要领导群众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还要同沙皇专制统治作斗争。他指出：“谁在实际上忘记‘共产党人支持一切革命运动’，忘记我们因此也就应当向全体人民说明和强调一般民主任务，而一分钟也不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谁忘记这一点，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谁在实际上忘记社会民主党人在提出、加剧和解决任何一般民主问题方面，自己有责任走在大家前头，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体分析了俄国工人运动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因而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威力，给了“经济派”以毁灭性的打击。狼狈不堪的“经济派”这时候又提出“多做实际工作、不要搞不必要的理论争论”。列宁严正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起来，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的其它各种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危险的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毫无远见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别色彩，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经济派”把持的《工人事业》杂志鼓吹，少进行理论争吵，多做实事。他们说，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列宁对此指出：在理论混乱的时代来重复这句话，就如同在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一样。 列宁还指出，我们强调通过党的机关报来讨论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统一各地团体的思想、政策、行动。这样做，“不但不是沾染了学理主义和文人习气的人在书房里幻想出来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而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 1902年4月，列宁在给《火星报》俄国组织局的一封信中指出，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进入各地委员会中去，否则我们必然会被排挤。列宁指出，这是中心任务，对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有着最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任务，那就完全糟了。“因此，再说一遍，务必尽可能多地参加各个委员会!” 在列宁发出这个指示以前，各地大多数党组织持观望态度，这说明“手工业方式”的影响、“经济派”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列宁的方针是，既要同机会主义思潮作不调和的斗争，又要尽可能团结各地方委员会，即使其尚未完全摆脱“经济派”的偏见。对于各地团体的每一项工作、每一次斗争、每一个创举，我们都要鼓励、支持，同时引导他们来关心和讨论我们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 列宁把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争取到《火星报》一边，具有很大意义。彼得堡这一据点，起到了重大作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两个最大的党组织发表声明支持《火星报》的主张，这雄辩地说明，俄国党已经开始克服涣散和动摇。当然，在乌克兰、乌拉尔等地区，地方党组织内部经过了曲折的两派斗争，“火星派”才最终战胜了“经济派”，获得地方上多数党员的支持。《火星报》俄国组织局在几个月内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派人走访了大量地方组织，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5、与孟什维克的斗争 1903年7月至8月，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因当地警察监视并将一部分代表驱逐出境，大会的后半段转移到伦敦继续召开。与会代表多数是精力充沛的青年革命家，多数人不超过30岁，列宁当时只有33岁。 大会上，“火星派”成员除少数动摇分子外，多数人团结一致，获得了与会代表的支持，战胜了“经济派”。大会初期，普列汉诺夫也积极支持“火星派”。 然而，在讨论党章时，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提出了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反火星派”和一部分“温和”、动摇的“火星派”则团结在马尔托夫(马尔托夫本来也是《火星报》编辑部的重要成员)周围，反对列宁的主张，他们主张党要敞开大门，凡是表示拥护党的纲领的人，或者在物质上向党提供帮助的，都可以成为党员;他们认为党员在群众中分布得越多、越广泛，党的影响就会越大。列宁则认为，这种主张混淆了工人阶级的先锋分子和工人阶级的一般群众，甚至有时候无法区别实际工作者和空谈家。 “劳动解放社”的老一辈革命家中，查苏利奇站在马尔托夫一边，普列汉诺夫则支持列宁。大会就分歧问题举行表决，马尔托夫一派获得了微弱多数。但是，列宁提交的党章在大会上获得总体通过。并且，大会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一致确认《火星报》为党的机关报，这就意味着《火星报》的思想、政策和组织路线得到了全党的承认。 大会通过了列宁提交的党章，在实际上认可了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大会决定解散一切不符合党章的组织。“劳动解放社”和《火星报》俄国组织局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榜样，宣布自行解散并融合到统一的党组织之中。也有个别组织拒绝解散，大会不得不宣布将它们强行解散。 列宁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解散原有的《火星报》编辑部、选举新的编辑部，并同时选举中央委员会。大会代表认为，《火星报》原有的6人编辑部，可以保留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3人，而马尔托夫则坚持保留原有的6人。在大会的最后阶段，“火星派”内部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包括中央委员会的席位组成问题。“温和”的“火星派”主张向具有“经济主义”倾向的机会主义分子退让，把多数的中央委员席位让给他们。“温和”的“火星派”甚至召集非正式的会议，公开与坚定的“火星派”分道扬镳了。 分裂之后，坚定的“火星派”更加团结。大会经过选举，改组了《火星报》编辑部，选举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3人组成新的编辑部。但是，马尔托夫拒绝参加，他声称这种改组是在党内“实行非常法”、是“党内戒严”。马尔托夫的行为，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习惯，表明他不能够使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服从党的利益。 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这次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是“火星派”和支持“火星派”的委员，巩固了列宁的党性原则，挫败了“地方小组习气”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倾向。选举中，投赞成票的组成多数派，即坚定的“火星派”;投反对票的组成少数派，即拥护马尔托夫的所谓“中派”以及“反火星派”。这样，全党就分裂成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 孟什维克表示极端不满，声称在大会上受到了列宁的“压制”，说列宁在实施“党内戒严”。列宁指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极其严峻的条件下从事革命活动的组织，恐怕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个意义。在当时的俄国党内，充满着小组习气、家庭方式，把党理解为充满“宽宏大量”和“谦让精神”的场所，而不是承担义务、肩负责任的地方。有一位“中派”同志在大会期间向列宁诉苦说：“我们的代表大会充满了沉重的气氛!每天是争论、相互反对，这是怎样的一种非同志式的态度啊!”列宁回答说：“我们的代表大会是多么好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争论，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最后，举手，决议通过了，这个阶段就渡过了。然后，前进！——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最大的成果，不仅仅在于确立了列宁的党性原则，批判了“经济主义”倾向，克服了“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更重要的是暴露了孟什维克，凝聚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布尔什维克。 然而，同孟什维克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孟什维克代替了过去的“经济派”，在各地委员会中开展分裂活动，形成了新一轮的党内危机。马尔托夫发动了所谓的“反列宁主义的起义”。1903年9月，孟什维克建立了抵制《火星报》编辑部、抵制党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少数派常务局。他们着手自办《叛逆报》，并且模仿《火星报》建立了流动代办员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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