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错误 西方经济学的演化进程复杂。这里所说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指以萨谬尔森等著的《经济学》，即所谓的“一本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战后，萨谬尔森《经济学》取代马歇尔著作的地位而成为第三本流行的教科书。”（引自高鸿业《经济学》第12版 译者序）这种经济学也是当前我国普遍流行的经济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必须根本否定。 首先，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由“长官意志”决定的，认为运用凯恩斯主义和萨谬尔森等的理论，就可以“熨平”经济危机，可以使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永存等等，根本不承认经济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区分。 《经济学》说：“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经济学》第12版 第4页）这个经济学的这个定义表明，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懂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把经济学看做是人和社会“选择”怎么生产和分配的学科，充分说明他们根本不承认经济发展存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认为物质生产、社会形态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这种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因此，不可能符合实际，根本不可能成为科学。 其次，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承认生产关系。 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承认生产关系的客观存在，不承认生产关系最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经历了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奴隶制度、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等，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按照人们主观的“决策”方式，把经济制度划分为：市场经济、命令经济和混合经济等。“市场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在其中，单个消费者和企业通过市场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经济组织的三个中心问题。命令经济则是这样一种制度，其资源的分配由政府决定，命令个人和企业按照国家经济计划行事。”“现代的社会经济制度，没有一个是其中的一种纯粹形式。相反，社会是带有市场、命令和传统成分的混合经济------在今天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府在制定经济活动的规则，生产教育和保安设施，控制污染和企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今天的美国，大部分决策时通过价格和市场作出的。”（《经济学》第12版 第68、40页）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制度划分为：自给自足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混合经济等（参看《现代西方经济学教程》第19页 魏埙等编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总之，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本不承认按照生产关系划分经济制度，根本不承认封建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的划分，所以，西方经济学就没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应用经济学的区别，更没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应用经济学，只有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必然掩盖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区别，也否认不同社会存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学者的“全部智慧”就是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永存与和谐”。（参看《马恩选集》第二卷 第88页）因此，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矛盾与问题，但是，它自称为“经济学”，而绝不承认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第三，混淆经济和政治、文化等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 现代西方经济学自称是经济学，但是，它把政治、文化等社会关系都囊括在“经济学”内，成为“大杂烩”，因此，根本不可能成科学。 被称为第三本流行的教科书的《经济学》第12版，其中第六篇的标题就是“平等、效率和政府”。“平等”是一种观念，属于意识，根本就不是经济现象、经济活动，怎么能够纳入经济学呢？政府属于政治领域，也不能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些都说明《经济学》的混乱。现代西方经济学混淆经济和政治、文化等的典型代表，是被称为20世纪的伟大创造——国内生产总值（或者是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名为“生产”总值，内容却包括三次产业，其中第三产业包括：“-------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中国统计摘要》2017 第200页）把教育、文化，甚至于国际组织都包括在生产总值之内，是明显地混淆经济与政治、文化等的区别。教育、文化能够生产什么物质产品？国际组织能够生产什么？我们曾经反复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不断指出它混淆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基本界限，这里就不重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挑战“20世纪的伟大创造”——国内生产总值》、《再谈“鸡的屁”》等相关文章（载《迎春文集续集》、《迎春文集》）。 第四，关于经济的数量分析 前面指出广义的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关系的学科。经济关系如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的运动，主要是表现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质发展变化，也涉及一些量的变动，如剩余价值率、利润率等，但是，主要是揭示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经典之作，它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内部矛盾，以及生产不断社会化引起的经济制度发展变化趋势。《资本论》主要是研究雇佣劳动制度的发展趋势，所以，基本上不涉及数量的分析。 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如社会主义应用经济学，它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的有计划发展的方式，有关生产资料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的内在联系的内容等；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则是竞争无政府状态，首先发展轻工业，到发展重工业，最后，把大量工业生产转移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这种发展趋势的规律性，也不涉及数量。应用经济学的科学，不论是社会主义的应用经济学，还在资本主义的应用经济学，都还有待建立。 研究一个具体的国家经济发展，这种学科叫做国别经济研究，例如，研究中国经济。要科学地研究中国经济，就必须具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具备应用经济学的知识，运用这些理论知识，研究我国的具体经济发展，就必须有数量的分析。没有具体的数量分析，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国别经济研究。但是，这种国别经济研究，首先要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才可能成为科学的经济研究。我国当前实行的是雇佣劳动制度，如果不以《资本论》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尽管掌握大量数据，也必然是南辕北辙，不可能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面目。 总之，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反科学的：它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决定了它的理论不可能符合实际；它否认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不承认存在封建经济制度、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区别，也决定了它不可能符合实际；它混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关系的区别，更决定了不可能揭示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把研究经济规律的学科数字化，必然脱离实际。 当前我国却是这种反科学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当道，在这种经济理论的引导下，不仅不能客观地反映经济活动的真实面目，而且必将引爆经济危机，把我国领向“死胡同”！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这种反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斗争！ 附录：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几个问题 ——兼与谷书堂同志商榷 最近，谷书堂同志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几点意见》(载《南开经济研究所年刊》，1983年，南开大学出版社)一文中(以下简称“谷文”)，再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的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并且指出：“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生产方式，不是指的生产关系，而是指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可见，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对此，我想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求教于谷书堂及其他同志。 一、应如何确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谷文”是怎样确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呢?他的主要方法是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论》1卷，第8页)。然后论证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由此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这种确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方法是否科学，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问题。 大家知道，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仅马克思有论述，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也都有过论述，下过定义，人们经常引用的就有好几种。持不同观点的人，可以各引各的定义，谁都有自己的依据。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人们长期争论不休，往往是由于这种论证方法造成的。 “谷文”及其它一些文章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就引用马克思的上述这段话；相反，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仅仅是生产关系，而不包括生产力，则引用其它论述或定义。例如，可以引用恩格斯的论述：“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马恩选集》第2卷第123页）。从这段论述中，只能得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的社会关系而不包括生产力。如果说用恩格斯这段话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还可以引用列宁的话作依据：“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列宁选集》第l卷184页)，“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列宁全集》第2卷166页)。斯大林则更直接了当地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65页)。可见，引用经典作家的不同论述、定义作为确定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依据，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从同一段论述中，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就拿马克思在《资本沦》第一版序言的那段话来说，人们就有不同的理解。“谷文”指出，人们对生产方式的含义认识不一致，就已发表的文章看，“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种”。“谷文”是怎样解决这一矛盾的呢?他们从马克思著作中查出近三百处关于生产方式的用法，认为马克思使用生产方式概念有三种含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他们又是怎样确定《资本论》一版序言中所用生产方式的含义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呢?“谷文”指出：“如果是指生产关系，后面又出现一个生产关系就明显重复了，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所以这里的生产方式只能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并且主要根据这一理解，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否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不包括生产力的结论。 在如此复杂的矛盾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定义似乎不同，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理解不一致，马克思在使用生产方式的概念确实也有不同含义等等，“谷文”主要靠文法上的推论，断定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只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并由此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生产力。这些论据对于解决如此重大的、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似乎显得过于单薄，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证方法是否科学值得研究。 上述论证方法并不是“谷文”的独创，而是比较通行的方法，但是，“谷文”可以说是这种论证方法的代表作之一。它不仅对近年来发表的大量文章进行了分类，而且查阅了马克思近三百处关于生产方式的用法。但是，如果研究的方法不对，下的功夫再大，恐怕也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谷文”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把论证的出发点放在马克思的一段论述上，或者说放在定义上、观念上，而不是放在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上。用这种方法来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出发点不是客观事物，而是定义、书本，所以，既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也可以作那样的说明，变来变去，没有定论。 把研究的出发点放在定义上，这种方法之所以不科学，在于它不是引导人们首先研究客观事物，而是把人们的视线直接引导到定义上，书本上；这种方法不是引导人们将一种客观事物与另一种客观事物进行比较，将一种学科与另一种学科进行比较，而是引导人们比较定义，这种方法不能引导人们加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能引导人们接近客观真理，反而会引导人们脱离实际地去抠书本、去冥思苦想。 我们并不反对研究定义，尤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定义及其论述，恰恰相反，我们强调要认真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这份珍贵的精神遗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政治经济学对象所下的定义和论述，对于指导我们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认真学习，领会。我们不赞成的仅仅是以定义作为研究出发点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在人们认识不一致，争执不下时，仍以定义、观念作为论证出发点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定义之所以必须认真学习，在于它符合客观实际，而且在论述中给人们指明了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而以定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反而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为一种教条，变成妨碍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教义。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是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方法。 正确的研究方法是怎样的呢?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客观事物，区分各类现象的特殊矛盾，然后才能准确地确定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 唯物主义告诉人们，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观念、定义不过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人们的观念只有符合客观实际才是科学的。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必须首先区分各种客观现象。辩证法告诉人们，不同事物的区别，说到底就在于事物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谷文”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话：“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矛盾论》)。这表明他是赞成按矛盾的特殊性来区分科学的对象，但是，“谷文”没有说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哪一类现象的殊特矛盾。下面我们试图按照这种方法论，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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